李安宅认为边疆教育至关重要，搞好了“不但直接促成边疆的现代化，也间接促成内地教育的创化作用”，“边疆教育是解决边政与避免或减轻军费的惟一根本大计”。边地“形同化外”，边政不善，社会极不稳定，政府采羁縻或弹压政策，糜费浩大而收效甚微。崔德润认为“所谓根本解决不是征服或残灭，而是施以教化，使之成为现代化之国民。政府若以用兵的费用来办教育，提倡文化，收效定较今日为大”。 

     一般来说，边疆地区要稳定和发展，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发展经济及与内地的贸易，使之与内地经济产生不可分离的关系；一是文化教育事业的推进，培养边地民众的“国族意识”。当局在边地也开设有学校，但有名无实，曾在川西理番担任医药工作的侯慕渔观察到，国民学校“数量少得可怜，而质量方面更谈不到。所谓国民小学者，有些地方，不过只有招牌而已。”边疆教育之困难，原因何在？侯认为是“因为经费困难，师资缺乏”，边地条件艰苦，交通不便，精神食粮匮乏，“无书报及杂志可供阅览”，难以留住人。这是从教育者的角度来说的，那么从受教育者来说呢？在人为环境上，边民对学校的猜疑和畏惧心理根深蒂固，认为那是“软化他们的法宝”；边地农民生活困难，儿童很小就要在家帮活，家长不愿意孩子入学；彝族地区风行“打冤家”，学生的人身安全难以保障。在自然环境上，边地辽阔，学校很少，“很难找一个人口够密集的中心为设立学校的地址”，路途遥远艰险，导致生源严重不足。” 

     上面只是就教育的主体和受体两个角度而论，如若考察教育的客体即教育的过程或方法，我们就会发现这也是边疆教育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因素。朱家骅也说，“边疆教育之成败，系乎人，尤系乎其人所用之方法。”他认为“凡入边教育人员，必须熟悉边情，通晓边疆语文，对边地同胞之宗教信仰，应有同情的了解，对于边地同胞之生活习惯应全部适应。”也就是“先从其异，渐求其同”即先“适应”，再求“融合”，将各族文化优良部分，“融合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无论适应与交融，要皆以增益国族文化为极则。”如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边教的话，显然多不达标，从师资来说，边区缺乏，内地来的老师大多浅尝辄止，少有扎根边区者；从教学语言来说，多用国语，能用当地语言或愿花工夫学习方言的都很少；从教学内容来看，与边区生活隔膜，无法调动学生的兴趣等等。 

     如何推动边疆教育，提高边区民众的文化水准，边部为此也做了许多积极的探索。边部非常重视教育工作，由于工作人员注意改进教学方法，调整教学内容，办学成绩较为显著，引起了地方政府及村寨边民“领袖”的高度重视。许多地方邀请边部前往筹备学校，但边部从不贸然答应，必先对该地之环境、人口做细致的调查研究，以认定是否满足办学的最起码的条件。对于内地教师很难久留边地这一事实，边部认为，归根结底要“多训练本地人作师资，充实经费，强迫教育，编选适合于边情的课本”。换言之，即边部一贯强调的，其所做工作多为“表证示范”，其目的在于培养当地人，让他们能自行完成边地变革。岭光电认为边地民众并没意识到教育对他们生活的促进作用，故此他主张教育应重质不重量，培养出“堪作边民信仰之中心人物”，以达到“英雄造时势”的效应，如此则“教育将不径而行”。 

    吉第依和的《边民教育的几个主要问题》是对边疆教育探讨最为周详的一篇论文。该文指出，教育要有效，“必须有全盘的计划与实际的推行”，两者缺一不可。具体而言，应因边地而制宜，制定切合边情的边教计划，计有以下数端：（1）边教目标，应落实在两个方面，一是提高边民文化，改善其生活；二是培养国家观念，训练谋生技能。前者是“化边地为腹地”，后者则是“化边民为腹民”。（2）边教任务，以学校为改造社会的中心，以提高文化水准，指导改良衣食住行农牧及医药卫生，使其接近现代生活，并逐渐向外推进，通过学生以影响其家庭。（3）边校设置地点，向有设城市及设边地之说，吉第赞成后者，学校可与边疆社会密切联系，以学校来推动社会变革，可直接指导生产与农牧、提倡医药卫生并就地领导学生实际参加各种改良工作。“至于中级学校无疑的是设在城市里，或夷区的政治中心地点。”（4）学校领导，须注意其在边民中的声望与信誉及其号召力，学校内部的实际责任，则由“熟悉夷情”的教育专家担任。（5）教学内容，不能照搬汉族学校做法，应根据边地实际选用教学内容，诸如培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养成清洁、劳动习惯，学习实用知识并在课余服务中训练能力等。（6）学生去向，“边民教育是为了提高边民文化，改善边民生活而教育。边民学生应该回自己的家乡作改造工作，并应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为此教学中要特别注意乡土教材的讲授、课后要与各个家庭切取联络，要养成学生在本地服务的兴趣，热诚，技能和习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