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元性宏观解释框架：内卷化，抑或大分流
“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把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中，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政权内卷化”与农业内卷化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即效益并未提高）；固定方式（如赢利型国家经纪）的再生和勉强维持。中国内卷化的结果是国家、社会和文化三者异常超绝的统一体。
内卷化的发展模式导致了中国长期陷于发展的停滞阶段，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内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全面超越，从而产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文明危机。为了应对文明危机，中国近代历史走上了革命化的道路。杜赞奇认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地方国家政权是内卷化了的，新中国成立后，铲除了国家经纪人体制，完成了国家政权的建设任务，“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政权‘内卷化’扩张的终结”，中国从此走上了发展的道路，革命运动至此暂告段落。可以说，内卷化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是中国近代发生革命的必要因素。
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解释范式，内卷化被史学界所普遍，作为乡土社会的中国在微观结构的体制运作中也确实呈现出了强烈的内卷化的特征。但是，内卷化所面对的核心问题是“在农业经济和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国，为什么没有成为出现一种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理论视野背后其实隐含着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即没有走向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大规模爆发革命运动的原因。
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提出了截然不同的问题视角：为什么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文明没有变成中国。一个不同于内卷化的解释范式认为：西欧的崛起只是因为英格兰靠第一轮全球化所实现的“空间的大转移”，是依靠美洲、非洲资源的补偿性替代，而并不必然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历史逻辑。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近代革命的解释便不能从对西方崛起的可比性中获得一种合法性和必然性。
事实上，自秦汉以来，社会政治体制是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的高度中央集
二、中观解释框架：近代中国革命发生必要性的四维分析
为了克服内卷化和大分流这两个理论范式所带来的分歧和困惑，我们需要确立一个新的解释框架来理解近代中国发生革命的必然性。实际上，作为一种对中华文明整体危机的回应，讨论中国近代发生革命的必然性等同于讨论中华文明的近代所面临的整体性危机，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整体性的崛起与全球化第一轮的进程放大了中国近代作为文明整体的社会危机。因此，只有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结构主义的分析视角，对两大文明体系进行分析才能更深入的理解近代中国发生革命的必然性。
1、道德主义限制
中国社会自汉代以来便把道德控制作为官方统治社会的基本手段，在道德统治之下辅助以刑罚，而缺少了以权利主义为核心的法制精神和传统。在清朝后期，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与流动，道德统治所内含的弱点便表现的更加明显，生活越来越变成你死我活的搏斗。在很大程度上因人口激增而造成的这些弊害改变了中国人民生活的性质，为生存而斗争意味着一切理想都像日常生活一样危险但到了晚清，和欧洲比较起来，却成为一种更基本和系统的弱点。道德主义的限制和法制文明的缺失是中国近代社会发生危机的前提。
2、产权制度缺失
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石是“现代化的产权制度”，以产权为核心建立工业文明的信用体系和交换体系是西方崛起的核心要素。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对产权立法的缺乏和不明确，所有人们通常的习惯是尽可能不把财产交给外人经营，而交由自己的亲属来经营；雇佣劳动者也尽可能由亲属、宗族、同乡、朋友中选择，以借助于伦理道德习惯来约束这些人的行为，从而保证自己对财产的权利不致受到损害。而传统道德主义的瓦解也使得经济制度的有序性被彻底的破坏了，产权制度的缺失使得经济发展失去了活力，这是近代中国发生革命的根本原因。
3、组织权力结构断裂
中国社会是一个有无数农村组成的超稳定结构，皇权的范围往往只能延伸到县级领域，而将乡土社会的权力交给乡绅来执行。这样，传统中国社会便形成了“皇权+绅权”的二元权力结构，这是保持中国传统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在晚清时期随着乡绅阶层的消亡,宗法系统的瓦解以及国家对基层政权的强有力的控制,传统的伦常道德失去依托与对象,民间潜在权力系统的调节功能消失,乡村社区记忆在这一段时间内几乎完全丧失,具有功名的传统乡绅逐渐消亡,接受近代教育的乡村精英纷纷流向城市,乡村中的知识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式微，中国社会的组织权力组织结构出现了断裂，导致了社会整合能力大幅度下降，这是近代中国发生革命的直接原因。
4、社会流动机制失衡
传统社会保持流动性的核心制度是科举制，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正是以科举制度为枢纽，在平民与精英之间，以及在社会精英的三大主要阶层之间，形成周而复始的循环与对流。就传统官僚专制社会所具有的社会流动程度而言，中国可以说是人类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具阶层开放性结构的社会。1905年，晚清政府废除科举的做法从根本上阻断了文化精英向上流动的机会，使得传统官僚专制社会变得日益封闭与保守；而西方文明则树立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社会流动性大大提高，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可以比较自由的转换，社会发展的活力大大增强。为了寻求自身的社会地位，一部分传统精英便脱离了原有的通知体制，成为了中国近代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
正是因为出现了道德主义限制、产权制度缺失、组织权力结构断裂和社会流动机制失衡，近代中国出现了深刻的文明危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革命的根本意义在于中华文明的自我拯救，近代中国必须发生一场彻底的革命，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发展逻辑，才能够重新获得生命力。
三、进一步的思考：文明史比较观与历史进步论的差异
综上所述，内卷化和大分流所形成的二元解释框架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发生革命的必然性提供了一个对比分析的视角，从宏观上理解了中国历史发展逻辑。进一步，我们深入到社会文明发展的内部，从道德主义限制、产权制度缺失、组织权力结构断裂和社会流动机制失衡这四个角度对中国近代社会文明发展进行了四维分析，得出了更深刻的具体认识。
从根本上说，二元解释框架与四维分析采取的是通过“文明史比较”的方法对近代中国发生革命的必然性进行了探讨。与此不同，在“历史进步论”的理论脉络下，通过对社会阶级替代关系的研究同样可以很好的论证近代中国发生革命的必然性，即革命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从自发到自觉争取权力的必然结果。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我们可以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理解革命背后的深层原因。
可以说，文明史比较观与历史进步论同样有助于我们解释“近代中国发生革命的必然性”这一命题，鉴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将不再探讨这两大理论传统的差异和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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