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冬日温暖的下午，我路过街头，透过薄薄的报刊亭窗口，远远看到一本杂志：《南风窗》。它静静地挂在书架上，封面写着“年度公共利益榜”——这距它次公共利益榜发布一去已是三年。事实上，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读过这本杂志了。

一本影响力杂志的背影

大致在2005年年中，坊间广泛流传着有关这本杂志内部人事动荡的消息，接下来的时间里，有心的读者如我辈注意到，版权页上那些熟悉的编辑记者名字，次第消失。

实际上，2005年正是《南风窗》20周年纪念。在《南风窗》20周年的时候，他们也算高调地做了一些自我形象的推广，虽然比不上《三联生活周刊》赶着出了本《十年》。仍然记得南风窗05年“改版”时带给我跌破眼镜的“惊艳”，刊头LOGO“南风窗”三个字超级放大，图案仿佛从立体型变成了平面型。也就在这个时候，它正式将“做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的口号打在了版权页上，但这并不能说明这本杂志的影响力正在上升，相反，历经内部震荡的《南风窗》，将这种起伏反映到了杂志的制作水准上。2004年末以来，内容越来越硬，也越来越晦涩，它将“不好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熟悉《南风窗》的人大概都知道，这本杂志是秦朔10年探索的心血，如今，已然物不是人亦非。秦朔走了，张良走了，几个主力记者也相继走了。

“聚焦政经，相约成功”、“For the public good”，凭着政治话语、公共利益不遗余力地关注，《南风窗》完成了它由地方小刊到全国大刊的转型。当年的《南风窗》全国影响力或许可以与《财经》一比，秦朔甚至说过，当时的月发行量上了60万，也即说作为半月刊的南风窗期期发行量有30万。如果这个数字基本属实，将值得中国当下许多的杂志主编羡慕。

秦朔曾经说，《南风窗》真正的竞争对手是《财经》，后者作为一本财经杂志，在时政领域突破的界限甚至比那些时政新闻杂志还要出色。我以为，如果说《财经》的风格最接近英国的《经济学家》的话，那么辉煌时期的《南风窗》，风格更接近于储安平先生创办的《观察》周刊。当然，即便在今天读来，《观察》的文字比《南风窗》仍然更显穿透感与生命力。

生命力的限度

在互联网进入步入第二个春天的时候，传统报刊滑向了寒冬。那些报刊亭曾经一纸风行的“新闻纸”，冷清地回到自己的一个角落，纵是标题做得再大，语不惊人死不休，也是枉然。《三联》主编朱伟在新浪的博客感叹：“竞争促使水涨船高。《时尚》刘江与我感叹，一方面是大家被逼着都要做500页，另一方面是发行的台阶越来越高，各地机场、地铁、摊位慢慢都尝到入网费的甜头，要价越来越黑……”

残酷的生存竞争，内部的权力纷争，从来是公司治理绕不开的难题。于国内传媒尤其是时政媒体，还会多加一种限度，因为你永远都要胆战心惊于一个媒体所能达到的意识底线。《新周报》倒下，《时代人物周报》倒下，《南方周末》洗底漂白，《三联生活周刊》兀自向《时尚先生》的内容一路飞奔。

如《南风窗》有一期文章的标题“时代是我们的宿命”说的那样，中国的新闻制度，是所有媒体的宿命。自古在中国玩政治文字的人比什么都更艰难，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一个每天谈论民主、宪政、制衡、契约的媒体，它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能以身作则？无人能做统计，但中国的记者被称作了新闻民工。鲁迅发现吃人社会的本质，而且发现“自己也吃过人”。真实的情况就是，我们都在吃人，我们也都在被吃。被吃的人，转过身去，自有他可以吃的人。

作为媒体，往往扮演落后体制的讨伐者，但对它自身的产权从来无能为力；作为记者，你可以为这个社会的两肋插刀，但你很难为自己的利益叫不公平做出叫板——也就是说，你所做的正是你得不到的。这种事情，推而广之我们也见惯不惊：做时尚杂志的整天数落时尚奢侈品，可能自己连一件也没有；农民工建造起了一座城市，一辈子也别梦想自己买一套住宅。所谓：淘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回到《南风窗》，我们可以追问即在于，热衷于权力制衡话题的它，似乎同样没能越过宿命。而那个《观察》周刊的创始人，至今生死成谜，去向无踪。

2005/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