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腐败的容忍度是多少？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你可能听到不同的声音。或许有的官员会在公开场合会斩钉截铁的告诉你：“我们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当然是有腐必反！”或许，你会听到这样一些民谣：对县处级以上干部，“挨着枪毙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有漏网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呢？在我们眼里，受贿是有标准的，如有人收了贿款，100元和100万元的结果肯定不一样。大概是因为这种心理定势，《读者》2007年第10期转载的《瑞典的受贿标准》才让我们大吃一惊，颠覆了我们以前许多的看法。
在瑞典国家酒类专卖局的规定里，所谓受贿的标准是法院量刑的依据，受贿就是受贿，不该拿的钱一分也不能拿，拿了就是受贿，这是瑞典国家酒类专卖“零容忍”的立场。因此才对一个受贿仅相当于人民币10多万元的案件劳师动众，历时一年多来侦办此案。
在案值上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的腐败大案为数不少的今天，媒体的报道不断的冲击我们的视觉和听觉神经，造成了极度的“审丑”疲劳。看到瑞典的反腐败立场，不禁要问：我们对腐败的容忍度是多少？
安徽省林业厅原厅长唐怀民在东窗事发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初因为拒贿没少得罪人，我怕伤害朋友、熟人的感情。”（见《廉政瞭望》2007年第6期《作家.厅长.贪官》一文）我们是否可以按照瑞典酒类专卖局官员的思路瞎猜一下：仅仅只有唐怀民一个官员有这些困扰吗？如果不是，那有多少人坚守住了自己的道德底线？没有坚守住的有多少受到了查处？
随手翻开手边的报纸，关于一些地方党委政府拒绝收受礼金礼品的公开承诺跃然纸上。我们不怀疑作出这些承诺的官员的诚意，但我们怀疑承诺的力量和效果，真能制止腐败吗？
最近，关于全国城市居民灰色收入达4万亿的报道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是应该问问：谁有灰色收入的资格？如果按照瑞典的反腐败立场，是不应该有灰色收入这个概念的，4万亿，将有多少人头落地？有多少人头落地？
当我们听到那些贪官在法庭上对受贿与礼金展开辩护的时候，我们深感悲哀与痛惜，我们官员的职业道德和操守到哪里去了，“志士不饮盗泉之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摘冠”的传统到哪里去了？
对于腐败容忍度这个问题，或许我们已经有了答案，或许我们在寻求新的答案。但我们不要忘记，苏联是怎样垮掉的？殷鉴不远，我们应当寻求新的答案，否则，我们会成为别人眼中的“殷鉴”！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呢？在我们眼里，受贿是有标准的，如有人收了贿款，100元和100万元的结果肯定不一样。大概是因为这种心理定势，《读者》2007年第10期转载的《瑞典的受贿标准》才让我们大吃一惊，颠覆了我们以前许多的看法。
在瑞典国家酒类专卖局的规定里，所谓受贿的标准是法院量刑的依据，受贿就是受贿，不该拿的钱一分也不能拿，拿了就是受贿，这是瑞典国家酒类专卖“零容忍”的立场。因此才对一个受贿仅相当于人民币10多万元的案件劳师动众，历时一年多来侦办此案。
在案值上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的腐败大案为数不少的今天，媒体的报道不断的冲击我们的视觉和听觉神经，造成了极度的“审丑”疲劳。看到瑞典的反腐败立场，不禁要问：我们对腐败的容忍度是多少？
安徽省林业厅原厅长唐怀民在东窗事发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初因为拒贿没少得罪人，我怕伤害朋友、熟人的感情。”（见《廉政瞭望》2007年第6期《作家.厅长.贪官》一文）我们是否可以按照瑞典酒类专卖局官员的思路瞎猜一下：仅仅只有唐怀民一个官员有这些困扰吗？如果不是，那有多少人坚守住了自己的道德底线？没有坚守住的有多少受到了查处？
随手翻开手边的报纸，关于一些地方党委政府拒绝收受礼金礼品的公开承诺跃然纸上。我们不怀疑作出这些承诺的官员的诚意，但我们怀疑承诺的力量和效果，真能制止腐败吗？
最近，关于全国城市居民灰色收入达4万亿的报道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是应该问问：谁有灰色收入的资格？如果按照瑞典的反腐败立场，是不应该有灰色收入这个概念的，4万亿，将有多少人头落地？有多少人头落地？
当我们听到那些贪官在法庭上对受贿与礼金展开辩护的时候，我们深感悲哀与痛惜，我们官员的职业道德和操守到哪里去了，“志士不饮盗泉之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摘冠”的传统到哪里去了？
对于腐败容忍度这个问题，或许我们已经有了答案，或许我们在寻求新的答案。但我们不要忘记，苏联是怎样垮掉的？殷鉴不远，我们应当寻求新的答案，否则，我们会成为别人眼中的“殷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