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如果中国的高等教育必须在市场竞争和行政垄断的二元对立之间选择一个结局的话，最好的结局无非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学会成长，与全世界的顶尖院校煮酒论英雄，最糟糕的结局当然是在行政垄断的保护伞中逐步失去创新的冲动，在三跪九扣的仪式中乞得赖以生存的预算和同情。
不知不觉也已经在北外做了快六年教书匠了，怎么说对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商科教育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想法。即便如此，在看到东旭同学向我约有关商科教育发展稿件的电子邮件时，我还是犹豫了半天。原因很简单，要是不痛不痒地写点调和性的文字，其实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浪费了院刊的珍贵版面，但若真要写明白了我的所思所想，不仅仅篇幅难以控制，而且掀起大家的争议是再所难免的。考虑再三，我把今天文章的立足点放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尽量专注在商科教育这个点上进行分析，相对少地涉及到整个教育体制的问题，第二是本着诚实面对的原则去写，不怕把中国的甚至是北外商科的问题摆上台面，即便是有的地方大家意见不同，也仅仅是提供一种观点供各位参考而已。
既然要谈论中国商科教育的问题，我们先来定义有关商科的概念。在九十年代以前，中国还没有形成现在意义上的商科的概念，一般来说我们将和商业、经济有关的学科统一称为经济学，在很多理工类院校，在工学学位下有管理科学与工程这样的专业。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我国调整了很多相关专业学科设置，把原先经济学和工学范畴中的很多专业进行了重新分类，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广义上的商科应当包括了经济学和管理学两个比较大的学科。而经济学中又有了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区分，在管理学中，涉及商业的主要是工商管理和管理科学两个部分，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商科，是以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和管理科学为主的一系列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统称。我们北外国际商学院的六个学科中，有两个（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是属于应用经济学范畴，有四个（工商管理、电子商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会计学）是属于管理学范畴。之所以要提出这个概念，是因为在北外校园里，甚至我们自己的学生，都认为学商科就是学习经济学，这是一个流传了很久的谬误，别的院系不明白也就算了，我们自己不明白就说不过去了。
落寞的繁荣
首先需要表明的是，中国商科教育正处于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这种繁荣至少表现在了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商科以及相关学科名字命名的院系几乎遍布了每所大学，已经很少有高等学校在这个学科上是空白的，九十年代开始，商科类专业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和大学扩招的步伐在全国各个大学一哄而上。二是各个大学商科毕业生充斥着就业市场的每个角落，是名符其实的长线专业（也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毕业分配体系下所说的供给大于需求）。在很多大学，无论是综合类、理工类还是文史类，他们与商科有关的院系招生规模往往都是最大的之一，而学习这类的专业也是考生和家长进行专业选择时的一个重点选项。
不幸的是，除了极少数如雷贯耳的最顶尖综合性大学以外，我们在国内能够感受到的商科教育的繁荣到目前为止还主要是人数方面的，教学、研究尤其是相关服务方面的发展基本上都是处于起步阶段，甚至是相当的落后的。说的不好听，大部分的学校的现状是在试图用刀耕火种和小农经济的落后观念和方式向学生传达现代商业理念和商业知识。在大部分学校的商学院，庞大的教学规模和捉襟见肘的教学经费之间的矛盾都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激化的程度。师资力量有限，就把教师变成上课机器；教学设施有限，学生找地方上自习成为奢侈的需求；服务体系落后，服务人员把自己当大人物，态度恶劣，效率低下。其中种种，老
不过，说到底，这些都是问题的表象。至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就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的了。两年前，我曾经为院刊写过一篇有关高等教育体制的文章，两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在那个旧的框框中挣扎。更有意思的是，社会对于高等教育的思潮，尤其是在网络占据话语权的今天，不仅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却在趋向于更加保守。而商科教育的处境就比各个学科普遍的情形更为尴尬。从学科特点上讲，只要你了解商科是学什么内容的，就能理解为什么它无法适应传统的教育体制。商科教育中积极倡导的商业创新精神、财富创造为核心的社会价值标准、利益最大化的商业思维、尊重个人偏好与多样化等内容与我们传统教育所提倡的隐忍、服从权威、重义轻利等价值取向产生了很大程度上的背离。提倡创新，就要经常性地打破旧的条条和框框，挑战权威，改变利益分配格局；提倡财富创造完全破坏了旧式经院哲学中阳春白雪的自我想象，触及到的是渴望财富又压抑自我的卫道士们的敏感神经；提倡利益最大化的商业思维，威胁的是儒学兴盛以降几乎没有人敢于明确讲出天大秘密——个人利益可以放到阳光下讨论，而不再需要扣一个仁义道德帽子，甚至可以逾越长幼尊卑的分配格局，避开相互倾轧的私下斗争；尊重个人偏好与多样化其实就是对权威的消解，对市场精神的尊重，对千差万别的利益给予平等的对话权力，或者说是在倡导取消特权者的特权。但凭这些理念上的挑战，我们就可以想象商科在我们现存大学体系中会遇到多大的困难。
以上的困难还仅仅是理念上的，更多的困难来自于现实。对于大部分学校的商学院（个别控制垄断资源的学校除外）来说，现实的问题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成功的商科教育需要比大部分人文学科更多的投资，而在大锅饭的体制下，要拿到这样的投资谈何容易；另一个方面是，目前商科教育的反竞争、反市场的体制把各种资源垄断控制在少数学校少数专家的手中，市场的新进入者面临着既得利益者的裁判，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商科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实践性，不能像某些人文学科一样可以主要依靠闭关思辨来完成自我发展的使命。商科教育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对当前商业领域领先方法和领先思想的总结和推广，要广泛地和企业管理实践相结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面向有工作经验人群的中高层管理培训课程和专业硕士课程（MBA，MPAcc等）是商科教育更自然的起点，而不是仅仅发展规模庞大的本科教育。没有与企业的广泛接触，教授们就很难拿到第一手的企业资料和案例，连这些都没有，我们如何让自己成为潮流的肇始者呢？从这个角度讲，一个合格的商学院应该是从一个企业家和管理人员俱乐部的形式开始，没有这个高端一些的平台，不可能建立起一流的商学院。这个时候，我们首先需要的就是不比写字楼差的教室设备，有能力接受业界人士挑战的教师——没有这两个基本条件，就谈不上有资格指导业界人士如何进行管理、如何从事商业活动。设想让一群企业家在灰暗破败的教室中，听一个从来没有到过企业的穷酸教授讲授如何经营企业，一定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场面。而我们大量的二三流学校正一再努力地试图上演这不幸的一幕。
至于硬件方面的差距，其实没有必要再讲什么了，相信
两年前的文章中我曾经提到，我很质疑社会上对教师职业的种种不恰当的比喻，我渴望的是和自己有深厚感情的老师和同学之间一个简单的教师节祝福短信，大家平时温暖的相互关爱和日常帮助，完全不需要那些什么蜡烛啊，什么园丁啊之类的惺惺作态。在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作为普及性的事物，和企业、政府、社会组织在意识中应当是平等的，不需要像二十年前一样接受别人的可怜的眼光——那些吊诡的赞美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自我优越的基础上的，赞美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人赏赐给贫穷可怜的高校教师的一点点福利而已。
除了个别学校的教授因为可以分享垄断利润而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以外，绝大部分商科教师的收入低于相同层次的商业人士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学校靠什么来吸引优秀人才的加入呢？在收入有限的条件下，学校就需要充分展示其在非物质方面的优势。一种是鼓励教师通过大量讲授课程来提高收入，你可以设想，一个大学教师一周二十几节的面授课程以后，他还有什么时间去学习新的东西和做出有水平的研究；二是利用上班时间的弹性，默认教师从事大量其他社会兼职，部分教师“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学校的工作实际是个兼职；三是利用行政职务吸引部分教师晋升到领导岗位，取得控制学术资源的实际权力，弥补其在其他方面的损失。学校没有足够的资金可以改变这种局面，就只好大家相安无事，只要大家不是太过分，学校就海纳百川了。当然，这样大家维持了基本教学的稳定，但对学校长远的发展埋下了深深的隐患——学术田地的长期荒芜，使得我们众多的商学院成为传播国外二手理论的小贩，没有任何原创性可言；高薪兼职的风行，让大家更加看不起那些坚守阵地的战士；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进一步加强了学校的行政中心地位，渐渐远离大学的基本精神。
无聊的论争
最近两年，中国学术界、政策层，以及网络媒体的参与者，对中国经济的改革，包括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持久论战。论战从国有企业MBO改革的是非开始，以否定教育和医疗等行业引进市场化收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这场争论中的风口浪尖，高等教育体制受到了最多的责难。在我看来，这场论战有几个重要的社会背景和观察点：第一个背景是中国居民收入的严重分化，中下层对现有利益结构的不满；第二个背景是逐步失去发言权的保守派（学术界所讲的右派）经济学者对激进派（学术界所讲的左派）经济学者观点的质疑，也是他们集中地表达自己声音的一次集体行动；第三个背景是管制当局试图放慢一些部门改革的步伐，以便安抚来自某些利益集团的反对声音，同时为继续确保自己的行政垄断利益寻找舆论支持。具体到教育领域，突出的反映就是对“教育产业化”这一命题的集中讨伐和否定。
就像所有其他的争论一样，这次的争论从始至终连对一个概念的公共定义都没有形成，基本上是各说各话，以讹传讹。和以往不同的是，由于网络暴民的卖力演出，这场争论更多地掺杂了非学术色彩，漫骂的声音淹没了理性的思考。在我的观察看来，这次争论中有两个概念在说清楚之前就已经有人失去了理智。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是所谓的“教育产业化”，另一个概念就是高等教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公共品”？而真正的公共品又是如何进行提供会更好？
.我也曾经关注过以往的大量争论，包括经济学界对马克思经济学三套马车理论的争论，改革派对国有企业改革或分或卖的争论，财政学界对公共性和国家性的争论，甚至文艺界对小说和诗歌的争论，但与过去二十年的争论不同的是，这次明显是以改革派集体偃旗息鼓作为结局的，保守派取得了过去二十年所不曾有过的大捷。我甚至看到陈平在《阳光财富》中直接质问张维迎：是什么让你失去了过去多年中饱满的斗志的？张教授没有直接回答，作为一个一直以来饱受非议而从不退让的人来说，这情形的确有些非同寻常。
对于高等教育的责难开始是来自最近两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人民代表对高等教育的现状提出的种种担心和忧虑。相信在这一点上，保守派和改革派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大家都看到了高等教育中的种种问题。在所有问题中，最受大家关注最敏感的问题当然就是费用问题，很多人对高等学校的高收费甚至乱收费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到这一步为止，大家的意见还都是一致的，但接下来对导致问题的原因却产生了两中截然不同的观点。大多数的人认为，教育之所以出现这么多乱象，其根本原因是过去几年中一些经济学者倡导的所谓“教育产业化”的政策。随着众多网友跟贴在网上大规模的讨伐高等教育，教育主管部门也站出来表态说，他们从来都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教育产业化”的，以便在第一时间为自己推脱和辩解。尽管有些人出来对试图对“教育产业化”的概念进行一些探讨，但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所有曾经和正在讲教育产业化甚至类似观点的人都已经被网民们骂的蓬头垢面。更重要的是，主管部门的表态让很多早年有不同观点的人对这件事情噤若寒蝉。
那么，大部分人是如何理解“教育产业化”的呢？如果你打开谷歌(Google)的网页进行搜索，你会发现大部分人是将此理解为让“教育以牟利为目的”。说到这里，我觉得其实大家本不应该有那么激烈的争论。如果这样进行定义的话，我相信99%的人都是可以达成一致的反对意见的。不幸的是，争论并没有简单的着落在此处，根据“教育不应该以赢利为目的”这个前提，有心人带领网民开始了对教育产业化命题简单化的判断和否定，从而进一步得出了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公益性和强化政府控制的结论。稍微学过一点经济学理论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个讨论结果对中国高等教育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我们错失了一次彻底改革高等教育的良机。一句简单的反对，把那些在高等教育中发展中阻碍历史步伐、谋求寻租、维护利益集团利益的责任者的责任开脱在了问题之外，甚至将更多更诱人的利益抛给了这些假装卫道士的人手中。
到结束时，你会发现整个争论中，从初期的解决问题的努力，到中期的混淆视听，到后期的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整个争论就被某些人挟持弄不清楚真正状况的网络群众，在一个歪歪斜斜的地方盲目的盖棺定论了。“一贯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我真是惊诧于某些人张口说话的镇静自若！说话的人可不可以扪心自问，他们都是如何以具体行动反对产业化的？ 难道他们一贯反对的结果就是大学破败的房屋，落后的设施，效率低下的服务，高企的收费和混乱的竞争秩序？有些事情，做的不好，承认错误也就罢了，却偏偏要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不检讨，不努力，自己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实在是有失厚道。
曙光在何处
“教育产业化”着实成为多年教育累积问题的替罪羊。我们如果不去追究整个教育体制，仅仅站在我们大学商科教育的立场上，不妨看看真正的商科教育现有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其一，学术、教学资源高度垄断，缺乏行业竞争，商科教育同质化，社会供给不足。仔细研究，你会发现其实中国商科教育和国外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办学自主权上。一提到加强行业竞争，相信某些人立即会回到敏感的教育产业化问题，而且一定是恨不得赶紧扣个帽子过来。但在我看来，高度市场化的竞争是教育，尤其是专业学位为主的商科教育的最重要发展目标和发展趋势。弄不清楚这个关系，商科教育永远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中国商科教育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细致到缝隙的审批体制，尤其是对商业性强的项目。比如，MBA，MPAcc等专业学位的审批可都是一丝不苟的事情。与西方著名大学商学院的高度自治和市场化相比，你都难以想象这是一项多么腐朽和落后的制度，学校连最基本的授学位的办学自主权都没有，何谈什么国际一流？
学位审批的带来几个严重的问题。审批人经常为保护自己的垄断利益，不愿意让更多的人参与市场竞争。具备审批资格的是国内那些商业教育的先行者，其中不排除有泰斗和大德，但也都是代表一方利益的诸侯。这种制度非常有意思，如果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大家就会明白其中奥妙：假设你要开办一家彩电企业，你需要做什么呢？购买设备，招聘人员，建立销售和管理队伍，到当地工商部门备案就够了。但现在的市场规则是，你要建立彩电企业，要先写一个庞大的建设计划交到长虹、TCL、海信等各大厂家，他们的老总各自审查你的材料，决定你是否可以进入彩电行业。有多少企业可以通过审查，就只有天知道了（整个中国有几个例外情况，中欧工商学院、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长江商学院的MBA项目都是属于“特批”那一类，就是说如果他们惹不起的，也可以走特殊渠道）。
这种制度对市场竞争带来的结果是这样的：商科教育的市场在正常的竞争体系下，应该是一个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特征是厂商数量比较多，但区别品质、区别性能、区别品牌、区别定价，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市场产品是具有多样性特点的。现在的情况是，由于竞争的限制，垄断竞争市场变成了寡头垄断市场，寡头门根据他们的利益决定产出和市场价格，在这种市场结构下，显然厂商可以得到垄断利润（大陆的EMBA价格甚至比台湾的要高1/3），产品的差异受到限制，社会福利减少。
其二，公益性教育和商业性教育管制错位，公益性项目支持不足，商业性项目管制过度。在整个教育的体系下，一般性地反对教育赢利性，倡导教育的公益性是一个比较片面的想法。因为高等教育这个概念非常宽泛，具体到操作层面，最好的办法是区别公益性和商业性的部分。在商科教育中，显然公益性的部分应该是和以提高全民素质为目标的基础性教学相关的部分。在我看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普通本科教育。而把所有其他的包括EDP（高层管理培训）课程、MBA等专业硕士学位课程以及普通本科教育的扩展教育（比如中外双学位项目等）视为非公益性的课程。商业性课程应该按照市场原则进行定价，鼓励各个学校自由开设商业性课程，倡导各个学校的专业特色和竞争优势，借以实现商学教育的真正繁荣。
商业性课程当然会带来一定的收益，但这并不应该成为商科教育或高等教育的罪过，只要学校提供了名符其实的课程和学位，自由收费是无可厚非的。项目的收费不仅仅不会导致什么问题，相反会大大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提升中国商科教育的基本素质。更重要的是，通过商业性项目的成功运做，可以为公益性项目提供大量资金支持，使普通本科生在其间受益。
而我们目前的政策正好是处于本末倒置的状态，应该放开自由竞争的领域处于基本不开放的寡头垄断状态，而对已经开放的很多项目又通过控制招生人数和收费标准来进行深入的管制；而对于完全的公益性项目，普通本科却在收取相对普通人收入标准偏高的学费（尤其对于农村地区的学生来说），而很少为学生提供能保持贫困学生尊严的奖学金和助学金。其中原因我想明眼人一看就能够知道了，利益的多少是有关部门管制积极性的一个重要来源。
其三，政府拨款严重不足，软件硬件设施落后。第一次看到某些人跳出来说“一贯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时候，实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如果说这话的人是某个交不起学费的山乡弱势群体的代表，我会对其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但出自那些控制教育预算和教育政策人之口，我只能觉得相当鄙夷和不齿。谁都知道中国的教育拨款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不是我们老喜欢盯在这个事情上，而是我们听过的宏伟目标总比我们实际见到的行动多得多。领导不是不重视，需求不是不迫切，成绩不是不显著，反正多少年过去了，不见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教育产业化”不管提出的背景有多复杂，其中有一个背景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学校为什么要想出那么多渠道来拓宽资金来源，根本原因就是从政府得到的资金实在无法支撑教学和科研的日常工作。要是批评“教育产业化”不是正路，那也是被穷困逼到邪路上去的。不说别的，按照国家工资单上的工资，谁可以相信一个学会
网上不是有人喜欢拿国外的数字来说明公益性的么，那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些数字（以下数据转引自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1998-99年度收入1亿5千9百万加元，其中政府拨款占65%，学费收入占29%， 其他收入占 6% 。该校学费较低1998-99年度人均约2300加元。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1997-98年度收入6亿3千万加元。其中来自政府的收入占55%，学费收入占33% ，其他占12%。该校学费较高1997-98年度人均约3700加元 。
美国哈佛大学1997-98年度收入16亿7千9百万美元，其中来自政府的收入占17%，学费收入占28%，其他收入占55%。该校学费 1997-98年度一般为21000美元。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1998-99年度收入7亿4千1百万加元。其中来自政府的收入占 54%；学费收入占13.2%；其他收入占32.8%。该校学费1997,98,99年均稳定在2300加元左右的水平。
可惜我在以上数据中读出来的不仅仅限
有一点恐怕是比公益性或商业性争论更明确的——没有足够的资金，不管说的多么冠冕堂皇恐怕都是出于虚伪性。
其四，管理体制落后，有限资源大量被浪费，没有充分的准备同国外同行竞争。同样地，尽管我们可以反对高等学校以盈利为目的，但高等院校尤其是商学院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的现代化、人事管理的市场化却是不能再反对的。世界一流的商学院，任何一个都是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效率标准进行设置和管理的。商学院从院长、教授到一般行政人员都是按照市场进行定价，并在各个学校之间自由流动的。行政为教学服务，教学为学生服务，以社会需求作为自己设置专业和课程的唯一依据，按照这个标准，哪些课程可以不开，哪些工作可以不做，哪些岗位可以不设——恐怕是大家可以一目了然，不需要我再明确讲出的公开的秘密了吧。
多余的话
罗嗦了那么多，其实可以简单的总结。中国商科教育，乃至整个高等教育体制，已经在计划和市场之间摇摆了很多年。说实话，对于市场的理解，多数人，甚至是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也甚为模糊。刚刚过去的论战，非常遗憾地将“教育体制应该适应市场经济”这样的积极因素当作教育产业化一起否定掉了。这样的舆论环境，对于中国未来几年的商科教育发展来说，不是什么鼓舞人心的消息。
我必须在这里呼吁的是，在现在这个关键的当口上，应该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反对教育领域正在回潮的计划控制，反对商科专业学位审批制度，反对商科教育的趋同化，反对商科教育的行政化；同时提倡增加本科基础教育的奖学金与助学金制度，推动本科基础教育公益化，推动学校经费公共化，政府承担更多财务责任；推动课程设置与专业设置自主化，商科硕士专业设置与收费自由化，推动学校人事和薪水制度市场化，建立我们国家自己强大的商科竞争优势。
一句话，一流的商学院应该是教师和学生传播学习商业知识的天堂，企业家的俱乐部，创业精神的先驱，社会财富的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