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29日，第六天。
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好象是，一个美国的牧师因为和自己的女儿发生性关系，不容于美国而远去了北欧。在那个以白雪为主要风景的美丽的世界，这个牧师和他的女儿共同创造了名为“天父的儿女”的宗教。牧师说，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我们都是兄弟姐妹。牧师认为，如果这个前提成立，那么我们要么都在乱伦，要么他和他的女儿就没有乱伦。牧师和他的女儿当然没有认为自己在乱伦，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尽情地享受天父赐予他们的恩惠，他们——哦，不——应该是世界上所有的兄弟姐妹，都赶紧相爱吧。
这个宗教组织发展迅猛，也许是它符合人性，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欧美，并于公元1982年传到了我们中国。当时的中国，我们正从红色的梦中醒来，对于花花绿绿的肉体充满了超强的兴趣和性趣。据说是杭州美院的一位女大学生，她首先接受了这个宗教，私下里发展了1234几位信徒，开始秘密地享受性的快活。第2年，也就是1983年，政府开始严厉打击形式犯罪，反对资产阶级自己化，这个女大学生以及她的信徒被抓了起来。据说，这个我的确没有考证，这个女大学生很快就被判了死刑并执行。
这个我的确没有考证，有兴趣的人可以去调出杭州当时的档案查阅，但是相关的事情我却经历了一些。在成都，换句话说就是在我的周围，1982年的确掀起了一股一股的淫荡之风。我自己在风之末也被吹了几下。时间过去了24年，我现在想来，也不能简单地说后怕，也不能同样简单地说不后悔，甚至也更不能简单地说向往和怀恋——包括难以承受的痛和难以平息的苦。比如我非常想写一部这样的小说，我却迟迟不可起笔。
至少在我的接触中，成都没有这个“天父的儿女”的宗教。也许是我没有被发展为这个宗教的成员。当时在成都，我们的糜烂主要是从听邓丽君歌开始，然后是看三级甚至A级录象，再是组织跳黑灯舞或者慢三步，最后发展到3个和多个的乱交。
邓丽君的歌在当时被官方称为靡靡之音，是年轻人脱离正规生活的一个先兆。官方说，这样的音乐听多了，会使人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迷恋腐朽的生活方式。官方的说法好象是正确的。我的堕落也就是从这样的音乐开始。
在当时，同时拥有录音机和拥有这种音乐带的人非常稀少，当然也非常的珍贵。一般情况是这样的，在一个伸手不见5指的夜晚，几个年轻人秘密地聚集在一台录音机旁边，门窗全部关得死死的，然后主人拿出磁带，放起了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等淫音秽语。青春的梦想开始长上翅膀，我们闭上眼睛，完全陶醉在她吐气若兰之中。
后来事情出现了迅速地变化。录象机和录象带的出现，一下就使邓丽君过了气。我记得有一次，当我给一个朋友吹嘘围听邓个音乐的快乐时，他鼻子里哼了一声，就把我带回了他的家。在他的家里，我第一次看了三级片。对于后来而言，这部片子实在一般，最多就露到女演员的乳房，但在当时却让我立马打了一个手虫。临走的时候，我的朋友告诉我，他那里还有更好的，改天约几个女人一起看。
我昨天说到的徐旭，她就是第一个和我一起看三级片的女人。当时我们有3对人，大家先看了片子，然后就开始跳舞。当时还很规矩，各人抱着各人的女人跳。音乐是邓丽君的，至少大部分是邓丽君的。所以当时这舞，我们也称为慢三步。男女抱在一起，越跳越慢也越抱越紧。当大家已经不行了时，有人突然关了灯——也因为这样，这舞又叫黑灯舞。在跳黑灯舞之中，跳的人就少了，做的人却多了起来。
当然，这还只是开始。
后来变化就大了。特别是看了A片之后，看片子的人就不再那么克制。音乐显得多余，而跳舞简直就成了过场。一对一和各人对各人的单打独奏，瞬间不能再满足大家的欲望。搞以为着一切，搞活以为着一切，搞出高潮以为着一切的一切。1983年初，我和我的朋友们终于感受到了人生的意义，感受到了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幸福和快乐。当然，说句实话，那时才刚刚开始，这样的乱还不是很多。
这个时候有了“严打”。
1983年春天，彭真同志在北戴河举行紧急会议，布置了“从重、从严、从快”的3个原则，大江南北立马血雨腥风。徐旭在这场“严打”中成了打击对象，但是她比较荣幸，仅仅被判了3年。但是她也非常冤枉，因为她是被她的前男友检举的。而我那个有录象机的朋友，他非常惨，他是被当场和其他5个人一起抓获。作为组织淫秽活动、提供淫秽工具和场所的首犯，他被判了20年。我之所以逃过这一灾难，是因为我的女友。那天我本来是要去参加我那个朋友的舞会，但是我女友跟着我，她寸步不离，我也就没有去成。当然，最让我感到幸运和并感动的是我那个朋友和徐旭都没有把我供出来。我惶惶不可3月有余，形式就变了。据说，胡耀邦从日本访问回来，立马修正了这一重大决策。
我自囚在这间与外部没有联系的屋子，脑子里想到的自然都是一些过去的事，而且主要还是一些和性以及性生活有关的事。今天才第6天，如果时间再长一些，我不知道我还会想到什么甚至写出什么。好在明天是第7天了，明天我可以给自己打一个手虫。
今天的语录：幸福靠双手创造。
昨天的谜底：永别了，武器！
明天的要求：能不能吃到水煮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