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博导跳楼自杀说明了什么?!
(一)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余虹跳楼自杀，消息传出让学界无不震惊。记者连线死者曾经就读的暨南大学的同门师弟，在他眼中余虹才气横溢，性格开朗，但已把生死看得很透，暨南大学校方对余虹的感到非常惋惜。
知天命之年选择自杀
12月5日13时，余虹在其居住的四季青桥世纪城小区自杀身亡。他年方50岁，在2002年作为重点人才引进到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
事发后，人大文学院的网站上贴出“余虹教授辞世”的公告，称余虹在留给文学院的遗言中，将在人大的经历称为“最有意义的几年”。他将自己的全部藏书“捐给文学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时，表示：“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公告中还说：“余虹教授深厚的学术造诣及其率性自真的人格魅力，在学术界和师生中享有极高的赞誉。”文学院将在校内人文楼设立余虹教授纪念室，并将在近期为其举行追思会。
是首批暨大文艺学博士
余虹是1996年暨南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记者连线该校中文系比较文学的一名姓黄的教授，也是余虹在暨大时的同门师弟，对于余虹的死他感到非常难过。“他今年9月份来广州时我们就约好见面吃饭的，后来我有事来不了还想过两天拜访他，谁知道竟见不了最后一面。”
“他很有才气，很有追求，我们对这位大师兄是非常敬仰的。”黄教授回忆说。当时，余虹已经是暨大中文系副教授，并于1993年调进该校外国文学教研室。到了1994年，该校文艺学博士点招收博士，余虹也成为当时首批招收的3位博士之一。“很多人以为他是1997年毕业的，事实上，因为他学业成绩非常优秀，足足提前了大半年毕业。1996年调到上海。
学术生涯正处于鼎盛期
据了解，余虹在学术领域内堪称处于前列。“他是对学术研究非常纯情和投入的人，对国际前瞻话题非常敏锐，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是严谨而有创见的人。”黄教授称，余虹对中国文论诗学很熟悉，同时对西方诗集也很了解。他当时的博士论文《西方诗学与中国文论》一书就被收入三联书店《哈佛燕京系列》当中，该系列收录了人文社会等各领域顶尖学术著作，也表明社会对他在权威学术地位的认可。”黄教授说。
不过，余虹仍然不满他已有成就，在人大期间发表了多篇重量级的文章，每年都有几篇文章在《文艺评论》等全国顶尖刊物中刊出。
同门师友：
他不如以前开朗
这样一个泰斗人物主动选择死亡，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也感到很惊讶”，黄教授说，“早前他的性格非常开朗，并非孤僻的人。跟人交往也很好，很有学者风度，不是不能接近的人。”
黄教授猜测说，他的死肯定有别的原因，比如说疾病。“今年9月份他才来过广州，听其他师友说，他的身体不太好，看上去没什么精神，性格也变得没原来开朗了。”
不过，一些熟悉余虹的同事友人也表示，病痛似乎不足以构成坠搂的理由。余虹的一位同事表示，余虹虽有两度不成功的婚姻，在生前处于单身阶段，但有朋友同事及学生的陪伴，这些经历并未造成太多创伤，平时，他总以微笑示人。
“像他这样学术造诣那么高的人，对生死已经看得很透彻了。”黄教授透露，在粤的同门师友可能会有其他追悼活动。
“哭无泪，痛看老天无情……”12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西南交通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兼职教授余虹，在他北京所居住的小区楼上飞身坠下，中国文学从此失去了这位理论大师。余虹的母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已向余虹家人发去唁电。
“他很机智，一点都不迂！”而这么一个人为什么说走就走了？这是余虹很多学生亲友想不通的问题。据川大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吴兴明透露，患上抑郁症，是导致余虹踏上不归路的主要原因。
痛失高徒 百岁教授唁电“哭无泪”
时间定格在今年7月7日，国内文学与新闻学界不少专家教授，齐聚川大校园内，为原四川大学外文系副主任石璞教授庆祝百岁华诞。寿宴上那副熟悉的面孔让人还记忆犹新，他就是人大博士生导师余虹。22年前，他怀揣湖北某师范院校专科文凭，却以优异成绩考入川大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成了石璞先生的得意门生。
在石璞先生的眼中，余虹不仅文学理论天赋高，而且勤奋好学。3年学满后，他又先后考入暨南大学文学博士、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文艺学博士后。每逢节假日，石璞先生总会接到余虹从外地打来的问好电话。
前日清晨，石璞先生突然接到川大文学与新闻学院打来的电话称，5日下午1时左右，余虹从他所居住的世纪城小区楼上飞身坠下……
“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石璞先生的女婿肖老师告诉记者，一家人获悉噩耗后都很震惊，石璞先生禁不住老泪纵横。老人当即拿起笔墨，为爱徒写上“七月寿辞温暖还在，八月华意睿智犹存。顷刻间师生阴阳两隔，哭无泪，痛看老天无情！你走了，却永远在我心里”的唁电词，并托肖老师立即发去。
还没签约 川大准兼职教授就这样走了
石璞先生因不堪痛失爱徒的打击，已闭门谢客。肖老师说，尽管余虹在文学理论上已有很高造诣，学术理论早已超过石璞先生，但他在石璞先生面前，却谦虚得像小学生。余虹不仅对石璞先生非常尊重，他与川大其他老师同样保持往来。今年3月，余虹来成都参加学术研讨会，一下飞机就回川大，迫不及待地看望学校老师和领导。石璞先生考虑到余虹是个大忙人，在余虹临走时，婉言谢绝他前来祝寿。余虹说什么也不肯答应，他不仅专程赶回成都为老师操办寿宴，还邀约在各地的同学一道前来，陪伴石璞先生度过了又一个快乐的生日。
“英年早逝，我们非常惋惜！”川大文学与新闻学院办公室梁小梅主任告诉记者，余虹的去世，将是国内文学理论界重大损失。据梁介绍，余虹是西南交通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兼职教授。此前，川大正力邀余虹担当学校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兼职教授。双方还没签约，没想到余虹却去了。
挚友透露 胃病恶化使他患上抑郁症
川大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吴兴明是余虹的挚友，也是他读研究生时的同学。据吴教授介绍，余虹曾作为知青下放到湖北农村。恢复高考后，他考上湖北某师专。在吴兴明的印象中，余虹是位文学理论奇才，不仅文章写得好，还很有思想性。吴兴明说，余虹意志坚韧，性格活泼。除了爱好学习，他还擅长体育运动，乒乓球打得很棒。
一个性格外向的人，为何以极端方式结束生命？吴兴明透露，余虹因长期潜心学术研究，忽略了对自己的生活照顾。几年前，余虹患了胃病，一直未愈。今年9月，他的胃病再次发作且恶化。因不堪病痛折磨，余虹逐渐患上抑郁症，长时间内难以入睡。由于余虹是位非常自强的人，患病以后，他不想因此让亲友牵挂，很少向人倾诉苦闷，他把一切痛苦都积压在心底。
几天前，吴教授特意给余虹打电话，了解他的病情。接到吴教授电话后，余虹显得很兴奋。他告诉吴教授，病情已有所好转。但吴教授万万没想到，那次电话竟成了两人的诀别。
回国奔丧 留美儿子下周三回家
据吴教授介绍，余虹留学美国的儿子小余（化名），目前正办理回国事宜，计划在下周三回家奔丧。
据了解，余虹的父亲早年去世，他的母亲已年届七十。6年前，余虹的母亲随他来成都，在西门某小区购买了套商品房。老人一直留在成都。考虑到余虹的母亲年事已高，担心她一时无法接受失子之痛的现实，亲友们至今也未把噩耗告诉老人。吴教授已定好机票，打算下周二与10余位川内高校文学与新闻学界专家一道，飞抵北京为余虹送别。
余虹自述：选择自杀一定有不幸根由
今年7月，余虹在参加完老师石璞先生的百岁华诞后不久，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他人生最后一篇公开文章，里面写道：“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去年的同一天新闻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而且多为女性。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
达州老乡：走这条路与他的经历有关
记者从有关渠道了解到，余虹祖籍湖北，但却是从川东达州一个小镇走出去的教授。昨晚，知名诗人、余虹的老乡凸凹（笔名、达州人）向记者介绍了余虹教授的一些情况。据了解，余虹走过的道路非常曲折。1970年，他因父母有历史问题，而被学校拒之门外。随后他投亲靠友浪迹到湖北求学。在那里他拼命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上了高中。1977年恢复高考后，给了他一个“意外惊喜”，但初选政审时又落选了。正当他身临绝境时，1978年春扩大招生，余虹终于进了大学。“他太唯美了，他走这条路（跳楼）与他的这些经历都有联系，太可惜了！”余虹一位昔日好友摇头叹息道。
心理专家：强大人格背后隐藏抑郁
“他在人前越是表现得开朗乐观，他回家后可能心里就越凄苦，人前人后是不一样的。”心理专家于瑞丽说，有些人的人格看似很“强大”，很积极，追求完美，对自己他人要求都很苛刻。越是这样，在遇到挫折时他越不会把自己软弱的一面向别人倾诉。“这样的话，抑郁的情绪在心中长久积累，是很危险的。”从一些迹象看，余虹自杀并不是一时冲动，可能是婚变、工作压力等长期积累的抑郁所致。
这一跳惊呆亲友：他怎么就这么走了呢
余虹的师生和朋友均表示，听到其死讯后很惊讶，“他平时是个很开明通透的人啊，怎么会看不开呢？”
学生说 他很机智，一点都不迂！
“他是很机智的人啊，性格一点都不迂。当年在暨大教书的时候，是有名的才子，我们很喜欢他的课。”余虹早年的学生胡女士听到消息后很惊讶。她说余虹是“既入世又出世的人”，很敏锐。
好友说 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他怎么就这么走了呢？”广东省作协《作品》杂志社副编审艾云是余虹的多年好友。在艾云的印象中，余虹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这几年里，艾云和余虹一直保持联络。艾云说，余虹在北京的生活还不错，有房有车，不过是一个人生活。他的前妻在广州一所大学教书，儿子和前妻一起住。艾云最近一次见到余虹是在今年10月。余虹到广州来送儿子去美国读研究生。最后一次交谈仍然很愉快，“余虹还是很关注现实，一点要走的迹象都没有。”
恩师说 他多思善思，并不开朗
余虹1993年调入暨南大学，1994年到1996年跟随著名文艺学学者饶?子读博士，被誉为饶门“四大金刚”之首。如今，白发人送黑发人，72岁的饶老难抑悲痛：“他是一位有才气、有学术追求的中年学者，他的辞世，是文艺学界的损失。”饶?子说，今年9月，余虹送儿子到美国留学，还到广州看望她。她当时发现余虹的身体不太好，还劝他注意休息。对于外界认为余虹比较“开朗”的印象，饶老并不认同：“尽管他的学术道路相当顺利，颇多创见，但他对人生的终极主题有追求，多思善思，并不开朗。”
(二)
12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一博士生导师在家中坠楼身亡。警方经现场勘察，排除他杀的可能，属于高空坠亡。按照死者遗嘱，其个人藏书将全部捐赠给人大文学院。
记者经过多方打探，证实了死讯。死者名叫余虹，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据了解，余虹教授年方50岁，是2002年作为人才引进到人民大学中文系的，生前为该校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
晚8时50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将余虹教授辞世的消息挂在了网站首页，并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余虹教授治丧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通知公告：“2007年12月5日中午1点左右，我院余虹教授从他所居住的世纪城小区楼上坠下身亡。经公安部门现场勘察认定：排除他杀，高坠身亡。
在余虹教授留给我们的遗言中，他将在人大的经历称为“最有意义的几年”，他将全部藏书“捐给文学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时，表示“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
据人大宣传部负责人说，现在，文学院的领导和许多老师都在帮余教授家属料理后事。自12月8日起，人大文学院将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121室设立余虹教授纪念室，并将于近期举行余虹教授追思会。“许多老师和同学都是从BBS上得知噩耗的，大家都为失去这样一位良师益友感到悲痛和震惊。”
余虹博士
个人博客摘录 “自杀不易 活着更难”
余虹曾于9月13日更新最后一篇博客《一个人的百年》，其中写道：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死者资料：
余虹，1957年生于四川，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文艺学专业博士后，先后在华中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海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工作，2002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现为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附：余虹：一个人的百年
今年7月8日，我和同门师兄弟回四川大学参加石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22年前我随石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是先生的关门弟子之一。得知母校要举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我们同门师兄弟表示无论如何都要回母校为先生祝寿。见到先生那熟悉而年迈弱小的身体，我们都百感交集，嘘唏不已。
一百年是一个沉重的数字，尤其是现代中国的百年，所谓多事多难之百年，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百年，竟让一个弱女子扛过来了。她活着，不仅活着，而且还有尊严地活着，身上没有丝毫的悲戚与苟且。德里达在去世前感叹所有的人都是缓期的幸存者，他说生存即幸存，生存在死亡的威胁中乃每个人的命运，只有那些幸运儿可以避开自然与人世的威胁而幸存。石先生是这样的幸存者吗？当然。然而，是什么让她得以幸存？是什么给她看似柔弱的生命以坚韧呢？或者，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个女人，一个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变动最大的百年，在中国历史上灾难和不幸最为深重的百年是靠什么力量、智慧和耐心活过来的，并活得如此具有人的尊严？
就在去参加石先生百岁华诞庆典前不久的5月16日，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去年的同一天新闻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而且大多为女性。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曾提出一个无法选择的难题：活还是不活？活下去就要“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不忍受这一切而挺身反抗呢？如果死亡真像一睡了之那么宁静也就好了，但谁知道这一睡之后会做什么梦？谁知道那死亡之地是个什么样子？也许死比生更糟？谁知道呢？因此，我们说那些活着的人和那些以死反抗的人多少都是令人尊敬的人，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决断和承担，而不像那个丹麦王子停留在无解的思虑中而放弃做人的责任。
在中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百年选择活下去，不是赖活而是好好地活，这其间要忍受多少无法忍受的时刻，要承担多少难以言述的痛苦，今天我们已无法想象了。在石璞的百年生涯中，革命、战争、改革、政治、资本、主义、运动、敌人、人民、平等、自由、民主、女权、解放、反动、进步、国家、民族、中国、西方、阶级、政党这些巨大的词眼曾让多少弱小的生命为之激动和献身，石璞也不例外。但令人惊讶的是，无数柔弱的生命都被这些巨大的词眼压垮了而石璞还健在，无数生命之火都在这些词眼的巨大阴影中熄灭了而石璞还自有其光彩。看到这个百岁老人得体而整洁的衣着，看到她平和、安详、自在而阳光的神情我便想起了一个九十五岁的美国老太太。在波士顿访学期间，我认识了这位老太太并在同一幢房子里住过两个月。这位老太太给我的总体印象就是阳光，在她身上看不到任何老年的阴影与凄凉。她的衣着总是生气勃勃而脱俗得体，她的神情总是平静而充满喜乐，她说得最多的两句话是“我能帮你什么？”“最近我很忙。”的确，她把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不是在厨房和餐厅里帮忙就是在附近小学做义教或在教堂做义工，在儿子家过周末，在教堂过周日。她的形象与我记忆中的老太太出入太大。在我的记忆中，八十岁以上的老太太大都风烛残年，日落西山，起伏的皱纹和弯曲的身体上布满夜的阴影，其孤寂、清冷与悲戚的气息多少都会招人同情与怜悯。这位九十五岁的美国老太太呢？她非常阳光，见到她每每让我自己觉得有些暮气沉沉和些许的自怜。这是怎么回事？在与她的交往中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这位虔诚的美国老太太在世靠国家，去世有上帝，她没有生老病死无着落的不安，换句话说，她的生死是有依靠和庇护的。而一个中国老太太呢？尤其是经过这一百年革命洗礼的老太太，她靠什么消除那致命的不安呢？
德国诗人里尔克曾慨叹一切存在者都处于无庇护状态，人尤其如此，也正因为如此，人需创建自己的保护以维护生存的安全。人的庇护从何而来呢？现世的社会和彼世的信仰，前者给人以生之依靠，后者给人以死之希望。所谓善（社会正义与神圣信仰）者非他，人的终极依靠是也。在人类的历史上，人们以各种方式创建着这种善，也以各种方式摧毁着这种善。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曾创建了一个以家庭、家族、乡里、民间社团、宗法国家和儒家道德为社会正义的此世之善，也创建了以各种民间信仰（迷信）和道释之教为灵魂依托的彼世之善。尽管这种善并不那么善，但好歹还是一种脆弱的依靠和庇护，可悲的是，近百年来连这种依靠与庇护也几乎在革命与资本的折腾中消失净尽了。于是，一个问题困绕了我：在石璞这位中国的百岁老人身上怎么也有那位美国老太太身上的阳光？那阳光从何而来？在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她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
1907年石璞出生于四川成都，父亲是一位开明而具有新思想的小学校长，姐姐与姐夫都是北大学生，与鲁迅先生多有交往。受其影响，石璞向往新学，从中学开始便学外语，其后上国立成都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外语系，毕业后从教一年又碾转跋涉到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插班就读。1933年石璞从清华毕业到杭州省立一中教书，其间因翻译出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狒拉西》与希腊三大悲剧《阿加门农》、《安提戈尼》《美狄亚》而蜚声学界，1936年应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之聘到川大外文系从教，其后60余年都在川大，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外文系副主任、代主任、中文系文艺理论与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等职。
早年的石璞是一个标准的新青年，甚至是一个愤青和女权主义者。1920年代，她的祖母因她的母亲未生男孩而要她父亲娶二房以续香火，对此她非常愤怒，甚至不能原谅自己的父亲。在抗日战争中，她参与了进步刊物《前进》半月刊的创办，并写了题为《前进曲》的发刊词。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参加了成都文艺界抗敌救亡协会。主编《捷报》副刊“凯风“，并在《工作》、《笔阵》、《文艺后方》和《战潮》等进步刊物频繁发表文章，还多次组织募捐、慰问抗属、举办义卖画展等。解放后的石璞与大多数新青年一样真诚地认同马克思主义，她不仅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还积极申请加入共产党。当然，与大多数新青年一样她也经历了主义与现实的分离，经历了理想的幻灭与现实的痛苦，经历了志业、政治与权力的纠缠。
石璞是一个欧美文学教授，从事欧美文学的教学与科研是她选择的志业。韦伯曾说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志业应独立于政治和权力，是一种追求真理的工作。这种学术意识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深远，并导致了他们的书生意气与现实悲剧。其实，在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现实关系中，选择以欧美文学为业就意味着选择危险。在极左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国学/西学、旧学/新学、欧美文学/俄苏文学的学术关系背后是反动/进步、敌/我之政治关系。在此，没有什么纯粹的学术行为，一切学术行为都被政治化了。在由历史发展的线行逻辑（反动/进步）与阶级对立的政治逻辑（敌/我）交织而成的政治法庭上，传统国学当然是最倒霉的旧学，“旧”意味着落后与反动，意味着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是“敌”；相对而言，现代西学是得宠的新学，“新”意味着革命与进步，意味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是“我”；而在现代西学中，代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俄苏文学又比代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欧美文学更为革命和进步，因而前者又是“我”，后者则是“敌”。
受这种政治逻辑的支配，在解放不久的1952年，四川大学校方将原在外文系的石璞夫妇调到中文系并任命其丈夫李梦雄教授（也以欧美文学为业）为中文系主任，名曰加强中文系的工作。当时的川大中文系是国学教授的云集地，派一对搞西学的夫妇去“加强”和领导该地，隐约可见当时的政治权力对国学与西学的基本看法。对学术背后的政治，石璞夫妇并不清楚，对复杂的权力纠葛他们更无敏感。从表面上看，石璞夫妇得到了校方的重用，成了领导眼中的红人，但实际上，在中文系那历史深远的权力关系中，他们成了国学权威的异己。当超个人的政治权力将个人间的学术关系变为政治关系之后，个人之间的斗争就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开始了。石璞夫妇与中文系一位国学大师的积怨也许当从这一根源上来理解，此一积怨让这两家对门邻里几十年如隔千里，由此也可见石璞夫妇在中文系的真实处境。正因为如此，不到两年石璞夫妇又调回了外文系。
如果说，校方派石璞夫妇去加强中文系的工作与领导表现了权力对新旧之学的厚薄，石璞夫妇回到外文系后的命运与专业调整则反映了权力对欧美之学和俄苏之学的态度。1954年石璞回到外文系并被任命为外文系代主任，但不到一年，外文系停办。为何？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川大外文系其实就是英语系，而英语和英美文学几乎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象征。外文系停办后的大批英语教师被派到哈尔滨学俄语，外文系要办成俄语系，因为俄苏文学表达的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时代潮流与权力高压之下，李梦雄教授在外文系复办后改教俄苏文学，石璞教授则调到中文系继续从事欧美文学教学，但开始将教学与科研的重心转向文学理论。1950年代大学里的文学理论其实是马列文论的代称，搞文学理论意味着搞马列。只有搞马列文论和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批判性地从事欧美文学教学与研究，石璞的工作才是合法的。一些人指责石璞的《欧美文学史》和《西方文论史纲》贴了很多马列的标签，这种指责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首先，石璞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真诚信奉的，她并没有违心地做秀；其次，她的著述的确贯穿了对马列原理尤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并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当然，这种指责也挑明了某种无法选择的命运。石璞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才能未能完全发挥，原本还可以做更多事情，写更多东西的。比如在我的《欧美文学史》中，有些艺术性高的作家、作品没有写，或评价少，或不够客观。当时只能那样写，比较多地强调艺术性不符合当时的需要，就不能多讲，不敢多讲，不然就会被说成宣传封资修、宣传超阶级超时代的东西，搞和平演变，那就担待不起了。”
石璞不是那种挺身反抗的学术勇士，也不是那种彻底拒绝而沉默的思者，但却是一个尽可能真诚说话的学者。其实，我们很难说这三者谁更高贵。没有挺身反抗，黑暗将没有尽头；没有彻底拒绝，谬误将四处泛滥；而没有真诚地说话，即使是裹挟在谬误中的真理和纠缠在政治中的知识也会在无言中消失。1980年当我第一次读到石璞先生的《欧美文学史》时，非常激动，因为此前的外国文学史著述十分稀缺，除了扬周翰等人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外，别无系统完整的相关著述。《欧洲文学史》虽体大虑周，但只是一个详细的论纲，作为集体之著述它也太过粗疏。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欧美文学史》，它的个人著述性与详实细微使我获益良多，尽管我不喜欢那些混杂其中的主义话语。在我的学术记忆中，《欧美文学史》始终是一个要不断返回的路口，因为它启示我在一个沉默的时代真诚说话是多么不易和重要。
在今天，要想象在一个政治化的时代坚持学术所承担的风险已经很难，在今天要想象在这样一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如何度过那些斯文扫地的日子就更难了。石璞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这就是命运。如何过一种不如意的生活？是高漂在事事如意的幻想中，还是切实面对不如意的现实？是牢骚满腹地抱怨命运，还是心平气和地承担命运？是在不如意的生活中沉沦，还是在一种精神超越中自持？石璞选择了后者，因此而走过了百年。
石璞的百年没有什么惊人的壮举，她不是什么道德英雄，也没有什么浩然之气和慷慨之节，但她有最朴素的良善和最传统的智慧，仅此就足以使她举重若轻，历险而在。1957年石璞申请入党而成为预备党员，1958年下放劳动接受组织的考验，在转正会上有人批评她不揭发带队队长男女作风的问题，没有政治觉悟，对此，她保持沉默。结果她的入党转正未获批准，一直到1980年才作为冤假错案予以纠正。事后石璞很平静地说不管男女作风的是是非非如何，干预别人的私生活尤其是告密我做不出来。有一次，与石璞一家结怨的那位教授在下楼梯时仰天摔倒，她的女婿将他扶了起来，她家的保姆说：“你扶他做啥子嘛，他整你们整得那个样子，让他在那儿呆着吧。”石璞说：“人摔了，还是应该扶起来，他做得对。”文革期间，面对各种委屈与罪恶石璞既没有慷慨激昂地反抗，也没有违心地附和，同样保持了沉默。与一些惊世骇俗的道德英雄相比，石璞的沉默仿佛是不道德的，但谁又有权利为了自我的道德完善而在极端危险的时候去连累儿女亲友呢，这种连累道德吗？在世事喧嚣的百年生涯中，石璞的基本情态就是沉默与忍耐，默默地承担形形色色的不幸，也默默地执受那最朴素的善。也许正是这种沉默与耐心使石璞能历百年沧桑而不倒.
如果说朴素的良善滋养着石璞的内心，传统的智慧则是她抵御外来伤害的法宝。石璞一生崇奉老庄，淡泊名利，无心自然。解放以来的几十年间，石璞的工资从未额外上涨，四级教授的头衔一以贯之，而以她的成就与资历争个二级教授额外涨几次工资理所当然，但她不争，也不怨。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石璞多次被作为改造对象下放到农村与工厂劳动，被人吆三喝四做工拾牛粪，在文革中也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惨遭批斗。面对非人的凌辱与迫害，很多人都无法忍受而发疯自杀，石璞终能泰然处之。对石璞来说，一切是非利害都是身外之物，不必上心，尤其是恶意伤心之事，更不要上心。因此，无论白天的处境多么险恶，晚上她都能呼呼大睡。川大一位教授对我说：石璞低调，所以长寿。此言甚是。但我要补充的是：低调不低，所以高寿。
也许现在可以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了：在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石璞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回望百年，从新青年到红色教授，再到一个普通的老人，那曾经让石璞热血沸腾的主义与真理如烟而逝，惟有最朴素的良善与最传统的智慧还与她的生命同在。那良善与智慧是让一块石头成玉的珍宝吗？“石璞”之名有什么微言大义？一块对恶没有激烈反抗却有持久拒绝的石头，一块对善没有悲壮献身却有耐心执着的石头以她不绝的微光烁伤我正在死去的心。也许英雄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英雄，日常生活的重负与担当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像石璞一样举重若轻的人让生命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