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狂欢化”只是一场感性的盛宴。极度的狂欢之后必然是落寞和疲惫。没有一个人能够持续性地欲望怒涨、高潮常在。正所谓“审美疲劳”、“感性疲劳”和“性感疲劳”。极度的狂欢、沉沦、放纵和颠覆之后，人们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虚无和苍凉，从内心深处渴望一种新的精神依托和情感归宿。理性自然而然开始复苏。
正如李敖在大陆的演讲为大陆学人诟骂一样，易中天的成功同样会引起同仁的嘀咕，“不务正业”、“学者明星化”之类。易中天的辩解是：“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幸福服务，所以，除了一部分在书斋里潜心治学的学者以外，也需要有一部分人将学术转化为可以直接为社会现实服务的东西。因此必然会有一小部分的学者走出书斋，走出学院，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走向生活，走向媒体。孔子如果生活在今天，他肯定会上电视，不然，像他那样坐着牛车四处讲学，太辛苦了。一个真正希望传播自己思想、而且相信自己的思想和研究对社会有益的学者，是一定不会放过大众传媒这个平台的。”他说的当然有道理。他的弟子兼朋友、大散文家野夫这样说易中天：“他这样深怀利器的人，早晚也必将要被镜头发现。一旦崭露头角，则肯定要成为公共人物，要面对无数大刊小报的评头论足。这是人生的一个两难困境，毋庸讳言，每个囊中藏锥的人，都渴望舞台，都愿意有朝一日脱颖而出小试锋芒。正如林语堂所说，即便做和尚，也愿到都市大庙去对万千僧尼讲经，而不想就在深山孤寺对一个小沙弥说法。这是因为热衷思想的人，多愿把自己的寸心所得传播给社会。人类文化的薪火相承，也正有赖于此。”“但大众传媒往往也是双刃剑，能成就人也能损害人。做公众人物，没有从容面对毁誉的气度显然不行。名高则谤生，这是自古而然的。连你的收入也成为市民话题时，你就别想还有什么隐私了。更何况许多同行文人，内心难问，交相攻伐，也在事理之中。于是，许多朋友看着现在的先生，就想起前些年的余秋雨，不免为先生捏把冷汗。但我知道，以他的智慧，游走于这根钢丝绳上，应该还是优裕自如的。”
在为易中天辩护的学人中，陈丹青是态度最为明确的一位，他说：“中国学者早该利用媒体传播各种知识和思想，这样的节目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陈丹青还说，二战前后欧美一流知识分子、艺术家、学者，都曾经高度重视媒体。譬如大诗人庞德、大哲学家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大学者约翰·伯格、大哲学家及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等等，均深度涉入公众媒体，不仅利用，那还是他们在事业盛期或晚年的重要工作。萨特失明衰老后，放弃写作，全力主持电视节目，向全国和全欧洲人民说话，一说就说了10年。约翰·伯格在BBC主持多年系列节目，几乎影响到70年代后的欧美文化形态。至于“学者明星”的说法，目前带有贬义。陈丹青说，眼前电视中能看见的所谓“学者明星”和西方相比，高品质、高品格的角色，确实稀有。但这是互为因果的问题——有英国和欧洲大陆那样的观众水准，才可能有约翰·伯格、以赛亚·伯林这样的“学者明星”。他俩要是来中央台讲，中国有几个人看？几个人懂？这种院墙深处的“经院”哲学家，大量论文都是通过媒体播出，然后编选成集。西方知识分子的公众关怀，不是我们这里能想象的。“上电视为公众演讲，要有豁出去的勇气，更要有实力。演说非常非常难。像易先生这样既勇敢，口才与所学又得其所哉的人很可贵。电视台应该给大学和民间的能人更多这样的机会，讲更多、更广泛、更有趣，尤其是更真实的话题。”
陈丹青如此说，他自己也是力行者。他跟易中天一样，都是善用各类媒体的大才。陈丹青以名画家身份进入公众领域，第一次是辞清华教职，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关怀。后以在鲁迅博物馆演讲“大先生”而为读者广泛关注，今年在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年的活动中，陈丹青的“鲁迅是谁”长文再次给公众以享受。他的笔才百倍于口才，关怀重过学问，但他仍然努力借用公共媒体表达自己的思想。如果说易中天是媒体学者的话，陈丹青就是一个优秀的媒体知识分子。
陈丹青借鲁迅话题浇自己的块垒，并与社会大众获得了共鸣：“七十年历史，是我们与鲁迅成为彼此的异类的历史。今天不论怎样谈论鲁迅、阅读鲁迅，我们的感知系统或研究手段，其实都很难真的奏效。在我们的上下周围，鲁迅那样的物种灭绝了——岂止是他，伟大的早期国民党人，伟大的早期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者与启蒙者一代，在今天的人群与人格类型中，消失净尽——而在鲁迅的时代，这些人不论为敌为友、为官为匪，但他们的伦理道德血脉教养，个个跨越唐宋，上溯先秦，同时，他们是中国第一代世界主义者，第一代现代民族主义者，第一代新型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
陈丹青善于借力打力，他说，“鲁迅话题”不能只谈鲁迅。只谈鲁迅，将会加深他的孤立，使这孤立更精致，更难以把握，“鲁迅研究”本该是文化研究，然而我们时代货真价实的文化在哪里，拿什么去研究鲁迅——当海涅对哥德微妙地不敬、庞德改动艾略特的诗章、巴特评析纪德的文体、纪德发掘妥斯托也夫斯基的深度、博尔赫斯偏爱叔本华的哲学、昆德拉分析贝多芬的乐谱，他们不必顾虑种族与时空的阻隔，因为他们当然地属于同一的、有效的欧洲人文大统，不曾迷失于历史谎言，更不会在历史断层的深隙中，坐井观天；当以赛亚·柏林大范围质疑启蒙遗产，并居然从康德的线索中清理出民族主义信号时，他是在挽救并丰富前辈的学说，而他纵横捡视古希腊迄今的思想遗产，乃基于对西方文化版图足够的资格与确信。
三．
在回顾2006年的文化现象时，我们还要看到，我们的文化环境仍相当恶劣，如果用一句意识形态话语，不仅我们的文化教育全面滞后，就是我们的文化阵地也全面沦陷。社会管制的加重，导致新闻、出版的正常功能无能发挥。全社会的创造性力量被压制、破坏性力量在积累，如果说三十多年前的社会出版让全国人只有几种书可读的话，今天的出版则让十几亿人的阅读品位、意愿大大下降，出版界的支柱产业除了教材教辅、行业图书、就是快餐娱乐了。至于传媒，其功能几乎只剩下娱乐；不仅网络、影视剩下娱乐，就是曾经一流的导演们如张艺谋、陈凯歌等人都“装疯卖傻”地自愚愚人了。
这是一种制度的报应。这种报应还只是开始。以至于每当人们惊呼已经到底时，文化精英们仍一再跌破文明、道德的底线。在中外历史上改革结束阶段的精英嘴脸：“笑骂由人笑骂，名利我自图之”，也就再而三地在我们的社会舞台上呈现。
由丘成桐等人揭露的北大海归造假事件，让人们对社会净土的清白产生信任危机。而孔庆东等北大教授出位的意识形态作秀、阿忆哭穷的事件，更让人怀疑这些有文化的人“彼何人哉”。我国文化精英们的行为，让汉学家们都大失所望，继顾宾严词批评文坛之后，汉学家们群起攻之。这些来自同行们的评论也许增进我们了解当下文化生态的可怜处境。以至于有人说，当文化精英们都陷入污浊不堪的名利场中时，也许需要民间进入帮助一次清流运动。
在今天，全社会都承认文、教、卫、公、检、法等公共服务品供给价格奇高之时，在农民和城市贫民跟这些所谓的公共服务无缘之时，我们的文化精英们却在小圈子内为名利分配吵得不亦乐乎。可以想见，如果公共服务品对大部分人来说不构成“公共性”，他们一定会自造某种公共性。韦伯曾痛斥过德意志民族转型时期的士人“有学问没有思想，有文化没有灵魂”，韦伯以为这种集体犬儒或沦落将给转型的德国带入一个危险的境地。确实，如果社会只能被迫出现几个文化英雄，而整个文化阶层不能承担尊德性、道问学的功能，那么，整个社会的现状和发展就是需要打折扣的。
在攻击精英们的言论中，最激烈的是认为他们背叛了平民大众。这种攻击无济于事。事实上，我国的文化阶层背叛的只是我们文明的历史观念，一种植根于因果的伟大逻辑。这就是近年大众文化一再提醒的：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我在年初的演讲“今天我们怎样读历史”中提到我们的因果式的历史观：对历史或历史写作的这种信念，相信历史所具有的审判和拯救功能，可能是中国人的生命哲学之一。像孔子之道不行于世的时候，他就退而写史，他作春秋而乱臣盗贼子惧。像司马迁遭受男性奇耻大辱，隐忍苟活，也在于他相信历史的拯救，他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以待来者。秦桧设计害岳飞，一度犹豫不决，怕死后遭唾骂。像文天祥从容就义，他的精神支柱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文革中，刘少奇遭陷害，百口莫辩，只能用一句话安慰自己及妻子儿女，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至于其他人，陶铸、彭德怀、陈毅这些人，他们也曾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一个党或一个领袖，但在他们最后的日子里还是把自己存在的价值托付给了历史。
社会学家证实，一个家族的成就高低跟它的宅心有关，比如调查江南明清以来的一些家族，那些家族繁荣几代甚至十几代的，都有着善良、诚信、正直、谦让等等品德，反之，那些奸滑、自大、虚伪之人，虽然暴发，仍会破落。这种历史现象，如果用知识论式的历史感来表达，人们就会发展出一大套人类文化学、社会学的知识来，从中得出结论，人要诚信、正直等等；如果用宗教观式的历史感来表达，人们就会得出结论，这种历史现象在于那些宅心仁厚的人家是被上帝捡选的人。但用因果论式的历史感来表达，就是中国人都知道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直觉，使得中国人活着有一种相当踏实的认同，他活在这种历史里，他也在写自己的历史。
如果我们考察社会文化现象，可以看到因果律正在书写最惊心动魄的历史文本。我们相当多的文化人其实并没有历史或文化的自觉，他们多不自觉地充当了社会报应的活宝，他们自以为人心可欺，好运常在，却做了大众眼中的笑柄。他们的言行，无论他们打着什么美好的名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他们个人品性的揭露。我们的因果历史，并非不重视信仰、良知、正义、思想或知识正确的一面，但它更看重思想或信仰的人格形式、人格担当和人格成就。道不远人，人可弘道，非道弘人。
在2006年的这类文化现象中，最令人惋惜的是余杰、王怡等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一念之差让他们在公共领域一时难以流畅自如地表达。众所周知，余、王是近年我国社会最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之一，他们的出现对几代沉默喑哑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不小的安慰，他们才华横溢、勇敢正直，也年轻气盛，他们的勤奋、狂放人格都是我们近年来最好的收获之一。但不幸，在他们进一步做事、跟异见者、不同阶层集团的人打交道时，他们也犯下了难以原谅的错误。这一事件可以反证，在我们的文明里，要长成健全的人格，要跟其他人和谐共处，和谐理论既要有爱的内容，也应有爱的制度建设形式。这一事件还可以证实，文化人的任何重大表现，都在大众那里有最终的评判。
也许出于对这种种现象的考虑，被称为我国保守主义大师的刘军宁先生在一年结束之际发表长文“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面对精英文化的衰败，刘先生乐观地展望说，中国已经悄然处于一场新人文运动的前夜，中国的文艺复兴甚至正在悄然来临。中国从未如此接近过一场即将到来的真正的文艺复兴。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文艺复兴前夜的热身动作，从对古典的着迷，到个人自主意识在一部分人中的初步觉醒、再到文艺的民间化，而且躁动热切的个人无处不在。由于传媒科技的发展与普及，一个自我解放的时代正在到来。伴随着互联网而兴起的个体传播，将是中国新人文复兴运动的新景观。
刘军宁说，在全球化的今天，只有通过文艺复兴才能重建文化自信。文艺复兴首先是普世价值的文化寻根。只有确立、发现并承认个体的价值与尊严，才有可能找回文化自信。当时的意大利和欧洲，只能从自己固有的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和人文传统中寻找支援力量。今天的中国既可以内引自身的传统资源，也可以外联西方的人文遗产。因此，中国文艺复兴的目标是发现个人，方法不是复古、不是媚外，而是内部发掘外部引进。
的确，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历史里，我们没有产出多少文化巨人，没有多少精神个体，无论如何，这对我们文明来说，对每一个参与其中的文化人来说，都是很丢脸的事。刘军宁先生说得对，我们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我们需要站起来。“天地之间，个体为尊！只有个人的站立，才有中华的真正站立。西方的崛起和繁荣，首先要归功于文艺复兴运动，归功于个人的觉醒。中国的落后首先要归因于个人和个体意识长眠不醒。中国需要一场文化风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需要一场新人文运动来唤醒沉睡了几千年的民众！唤醒的目的是为了个体的价值与尊严！”
因此，谈论我们的社会文化，切记我们需要有这样大的文明参照。如果我们拒绝发达社会或人类文明主流的人文精神、人道主义和个性原则，如果我们拒绝自由、平等、博爱的制度性成果，如果我们依然以自家特有的情况和应付办法过日子：即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们可以说，这种游离于文明世界和世界知识之外的地方生存，其游击、自闭、刚愎的心理连光荣孤立的精神都没有。这样的共同体就真成为列文逊教授所说的“博物馆”里的“珍品”了，列文逊教授说，像儒家这样古老的传统，由于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都已被现代化浪潮冲垮，在现代中国已经没有生命力，其传统只能像躺在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一样，仅仅具有引起观赏者的审美价值。他说得太绝对，引起了另一位思想史大家史华慈的不安。在史氏看来，文明传统应该如图书馆里的藏书一样：“诚然，绝大部分的卷册可能再也无人问津。但是，谁也不能担保这些书籍就此长眠不语。”无论“博物馆”或“图书馆”，其隐喻都仍多少透露出世界范围内的地方文明之无文化的消息，这足以让我们这些自以为有文化的后发国家的子民引以为耻。
不过，在我个人看来，“博物馆”或“图书馆”的隐喻尚不足以说明我国文化当下的发展状态，相比较而言，自造的产物更能表明我们的文化发展水平。“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唐人街，很多唐人街的入口处有一个牌楼，上面有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大字，我去了几个唐人街，我对那牌楼的印象深刻，我长久地记得它。就像非洲国家、中东地区的市集一样，那里面有热闹，外人却不可理喻，只有那几个大字还在诉说着一个古老的文明和它的谜。我担忧的‘年关’‘春节’或者已经如是。没有了信仰，没有了是非，没有了创造，只有庸福，只有喧天的锣鼓和爆竹，耀眼的烟花，以及众人在地上（而非鲁迅时代的众神在天上）醉醺醺地祈福并相互祝福。”
2006年12月平安日为《南方人物周刊》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