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涌现“三跑”干部

 

在新农村建设和税费改革的大背景下，寻求“新经济增长点”和弥补经费窟窿催生了许多“三跑”干部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齐海山 翟景耀

 

“要钱、要粮、要命（计划生育）”刚刚退潮，“跑招商、跑项目、跑经费”又方兴未艾。这是《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长期的农村调研中发现的一个重要现象。

在农村税费改革前，“三要”问题是影响农村干群关系的主要因素之一，乡村干部对催缴公粮、收缴农业税和统筹款、执行计生指标等任务很是头疼。而在农村税费改革后，不少乡村干部本以为取消了“皇粮国税”可减轻不少工作量，但寻求“新经济增长点”很快又成为他们新的工作压力。

    “新经济增长点”主要集中在招商引资、争取项目上。另外还要应付捉襟见肘的经费问题，有的乡村干部便因之戏称自己就是“三跑”干部了。

 

招商引资“全民皆兵”

记者在农村采访，听到很多“筑巢引凤”、“改变软环境”等说法。“新经济增长点”催生了“发展至上论”，而招商引资则被当成发展捷径。

许多基层干部认为，一些发达地区的经验表明，招商引资是地方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便捷道路。一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甚至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制度，号召全民招商。

“农村依靠土地啥时候都富裕不了，必须依靠企业立村的原则，让企业来解决剩余劳动力富裕村民，所以我们现在发动全村的农民来招商引资。”吉林省公主岭市朝阳坡镇八家子村党支部书记王起福说。

村级尚且如此，县乡两级更是把招商引资作为评价干部的一个重要标准。招商引资大有成为“中心工作”之势，同时也是许多基层干部见面的“中心话题”。

当然，招商引资工作已经让不少地方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但是一些基层干部也认为，招商引资工作也要分清主次，更要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基础，不能“全民皆兵”，上述做法给正常工作带来了影响。

在这过程中，当属乡镇一级干部压力最大，处境最为尴尬。公主岭市秦家屯镇副镇长林永兴说：“作为乡镇干部来说，现在开展工作不容易。对上，上级机关不停地下达各式各样的任务，按说下级就应该服从上级，乡镇政府应服从；对下，乡镇政府能把任务下派到村吗？虽然现在乡镇也都往村里下派各种任务，可按理说，农村村委会是‘海选’产生的，乡镇对村只能是指导关系，对村委会约束能力有限，这种状态容易让乡镇政府夹在县政府和村委会之间，两头受气。”

很多乡村干部很赞同林永兴的说法，认为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应理顺县乡政府体制、乡村关系，否则会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进程。

 

新农村建设当成“项目”抓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部分基层干部把新农村建设作为一个“项目”来抓，为新农村建设开出了天价“处方”，一方面是基层建设“欠账”确实非常多，另一方面也说明一些基层干部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盲目心理，有着依靠“项目”进行建设的心理。

伊通县伊通镇小营城子村地处山区，是吉林省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之一。村委会主任孟维波介绍，“我们这些村干部初步做了一下规划，村里建设新农村总共需要２０００多万元投资，包括建设自来水、牧业区、工业区、房屋改造、秸秆气化、旅游区等建设，村里能出钱建设的项目有限，主要靠上级部门的帮扶。”

记者在吉林省的四平、辽源、通化、白山、吉林等地区采访时，发现类似小营城子村的新农村试点村还有很多，多数试点村在被省里确定为试点村后已经做好了规划，但共同的特点是规划的建设资金多数都达到了上千万元，少的也要几百万元，最多的甚至需要投资上亿元，尽管这些试点村镇多数在当地属于经济实力比较好的，但实力也还有限，不少试点村甚至欠有几十万元的外债。

这样，在新农村建设过程当中按照做出的规划，所需要的巨额建设资金对尚不富裕的试点村甚至当地基层政府来说也是一个天文数字，基层干部群众就把眼光盯在了上级政府部门的帮扶上。

既然把新农村建设当成“项目”来抓，争取上级政府帮扶的主要方式也就是“跑项目”。    在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及各部门的负责人基本都有到上级部门“跑项目”的任务。

这些项目主要是指政府各部门掌握的的各种专项拨款，政府直接投资的工程等，项目的多少也是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拿到这些项目既可以为农民办实事，也能增加政府收入。

一位乡镇党委书记说：“作为乡镇一把手，能不能跑来钱是职工评价领导能力的重要依据，上头有没有朋友也是干部有没有前途的一项依据。”

 

处处“化缘”补经费窟窿

不少乡村干部反映，农村税费改革后，捉襟见肘的转移支付资金不能满足农村基层建设的物资保障，许多工作难以开展。如每个村３万元左右的转移支付用于干部补贴和办公经费，显然偏低，对村干部的培训教育等工作则多数没有经费。不少乡村甚至连冬季取暖用的资金都没有，冬季很难办公。

    吉林省农安县哈拉海镇姜家坨子村会计韩全文已经从１９８５年开始就在村子里当会计，对村里的账务很是清楚。他介绍，全村现在有１５０万元左右的外债。去年全村的转移支付只有３８０００元，镇政府扣了１００２０元的防疫费，防雹费２８７０元，镇经管站也扣掉了１５００元的账款，派出所维修房子村里也要出１０００元，还有报刊费１５００元，征兵费每村５００元，“这扣那扣，剩下给村干部开工资以及保证村子正常运转用就少得可怜了。”由于拿不到多少工资，“好多村组干部为此都不干了。”

说起经费，乡镇干部更是叫苦不迭。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的工资、经费多数由转移支付开支，转移支付在保证人员的开支的情况下，其他经费一般很难兼顾。

吉林省白山市三岔子镇党委副书记丛向滨给记者算了一笔帐。全镇财政开支的有八九十人，工资外每年经费只有５０００元。镇上有两台车包括修理费、司机工资、汽油一年至少１０万元；镇政府还有值夜班的３个人，每年要１．５万元的工资；招待费包括项目检查、招商引资的费用每年也至少１０万元；３０部电话每年需要１．８万元话费；电费每年２．４万元；水费每年２０００元；取暖费每年６万元。

“这些窟窿都要靠干部去化缘才行。”丛向滨叹了一口气说。

一方面要求乡镇政府转型，由原先的“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另一方面乡镇政府缺少资金，再加上还有上级的“考核”指标，许多乡镇干部便不得不成为“三跑”干部。

吉林省白山市一位乡镇党委副书记认为，农村税费改革正在向深化改革方向转变，这种转变不能仅是乡村两级，上级机关也要转变作风，尽量少安排什么“工程”、“活动”，弄得基层干部焦头烂额。另外还要增加乡村转移支付力度，这样一来基层干部才能真正有充裕的时间和财力为农民服务。

 

“精英干部”广借外力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不少乡村干部在“三跑”过程中已经逐渐转变成为当地“精英”人物，乡村的发展也多是依靠这些“精英”到各地“化缘”以求得发展。

对于一些缺乏内在发展力的乡村来说，精英们的活动为乡村发展争取到更多的外部援助，让本地经济不断发展。尤其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需“化缘”才能完成。

吉林省辽源市灯塔乡东孟村党支部书记聂兴文在村里已经有３１年了，经过他的努力，省里把他所在的村子定为省级小康村，省里投资５００万元，聂兴文又自筹了十几万元，改造了村民的院墙、大门、房瓦、门窗等，另外还修建了水泥路、引进了自来水，争取来有关部门帮助村民修建５６栋鸡舍。“只靠自己困难不少，必须千方百计争取外界的帮助才能加快发展力度，发展速度的快慢跟乡村一把手也有很大关系。”聂兴文说。

　　梅河口市康大营镇五块石村党支部书记王富已经担任了２４年的村支部书记，在他的管理下，五块石村发展势头非常好，还被省里确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省级示范村。他说，书记的威信和群众基础不在于时间长，重要的是给不给老百姓办实事，能不能让村民富裕起来，这就需要多到外边争取，让更多的外援来帮助本地发展。

一些乡村为了谋求发展，还把与乡村相关的“名人”统计起来，由主要领导去联系，“多走动就能多得到一些帮助。”在这方面受益的基层干部说。吉林省一个产粮大县每年要组织几次活动，每次都要把在这里曾经工作过的或者是老乡等“名人”召集在一起“聚会”，有些时候在聚会过程中就能完成“化缘”任务。

    “国家支农资金有限，用到什么地方需要大家去争取，这个时候基础比较好、跑得趟数多的地方会被优先考虑。”一位乡镇干部说。

 

“三跑”中的“供跑求”

文/汤耀国

尽管三农问题已多年被当作举国工作的重中之重来对待，“三跑”现象的出现说明，实现情况仍比制度设计与“合理想象”中要复杂得多。

跑招商、跑项目、跑经费，“三跑”其实是“一跑”，跑钱是也。

套一句用滥了的话，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国家视野中的新农村建设如此，农民心目中的生存与生活亦如此。

乡村跑招商，基本可视为相对上级政府而言招商引资主体的下移，公认为好处多多，麻烦不少。而跑项目、跑经费，则千万不要攀进类似“跑部钱进”的怪圈。

三千亿支农资金“大饼”怎么分？人们不相信有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于是就有“跑”的需要。制度设计再严密，也存在自由裁量权的空间，于是就有“跑”的可能。

但在“跑”的，却是处于“供”（上级政府）“求”（农民）双方中间的基层干部。据目前情况和既往经验，为响应国家，为服务农民，为利益自身，这些出发点往往同时存在，且难分难解。

动机难以苛责，过程与结果却可防范。就“供”的一方而言，须进一步明确什么条件可上什么项目，什么理由可给什么经费。

就“跑”的一方而言，在要求其向“服务型”转变的同时，也得为其转型创造条件，如先减去那些来自上级的不必要负担，再看看有没有加大转移支付的必要。在安于自身的前提下，方能真正起到沟通上下、最终服务于下的作用。

就“求”的一方而言，不能过于依赖“外援”，更不能过于依赖“跑”方的“化缘”，要争取在“跑”什么方面有发言权乃至决定权，并加强对“跑”方的监督。更重要的是，要借“外援”培育自身力量，拓展内生性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