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民主对话与反思性契约
——关于“恋爱何以可能”的社会学分析
一、 价值冲突下的选择可能
日常社会生活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喜欢一个女孩子，却迟迟得不到对方的应允，并因此愁苦万分；但对方女孩子确实对他没有过多的好感。这是为什么呢？进而言之：生活中，恋爱何以可能？其实，这种情况的产生从根本上将是由两个人的价值冲突所引起的。吉登斯在分析当代社会环境中的价值冲突问题时，提出了这样的解决方案：“一种方法是通过地理分离，如果冲突的个人或者相互敌视的文化几乎没有联系或者没有直接的联系，那他们肯定能够共存。另一种更积极的方法是退出，不能与其对象生活在一起的个人或者集团只要分离开就可以。第三种方法是对话，这样的价值冲突在原则上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它可以成为提高共同理解和自我理解的手段。对他人的理解可以更好的带来对自我或自己文化更深刻的理解，相应的带来了更深入的彼此理解。最后，可以通过武力或者暴力解决价值冲突。”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知道在由价值冲突导致的情感危机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的行动范围了：首先，由于当事人双方彼此已经熟识，所以不可能通过出现毫不相干的“陌生人”情境；第一种可能的选择被排除。其次，情感的退出是一个及其艰难而又万分痛苦的过程。如果真正的还迷恋对方，此时的退出所支付的情感成本是十分高昂的。一个人甚至可能会因此而一蹶不振滑落到颓废的深渊。所以，退出尽管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却不是我们希望得到的答案。第三，通过与对方建立一种新的情感交流机制加强对话与沟通，在对话与沟通的过程中使自己的个性和魅力得到更全面的展示，从而使对方更深入的了解自己，进而化解因价值冲突所导致的种种困难，获得恋爱的成功。最后，暴力手段是我们应该明确反对的，不管处于什么样的情况。在法律上，这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在伦理上，这意味着不道德，并且不可能依据暴力获得真正的爱恋。从根本上讲，一个人有什么理由对另外一个人实施暴力呢？更何况所对面是一个你所喜欢的女孩子？所以，最后一种手段是应该被排除的。
二、 民主对话与反思性契约
于是，我们大体可以达成这样的共识了：当个人的情感遇到挫折或者危机的时候，我们首先选择的方法应该是通过对话交流加深相互理解，为情感的融合和深刻的理解奠定基础。但是，对话交流的机制应该怎样建立？对话中双方的地位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吉登斯在分析对话民主的问题时将“对话机制”的建立确立在“反思现代化”的背景之下，并提出了著名的六点框架，其中包括：发展对话民主与情感民主，对民主体制进行民主化。吉登斯认为，对话民主在超越了政治范围后，最先取得巨大成功的是在个人生活领域。“在个人生活中，后传统社会越发展，在性关系、婚姻和家庭中就越有可能发展出纯粹的关系。纯粹关系是一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缔结和保持的关系——因为它可以产生与他人或其他组织发生联系的补偿。”个人生活世界的“纯粹关系化”如何维持并有利于我们的生活本身呢？“保持纯粹的关系取决于一种对他人的开放——取决于知识和情感的交流。为了向别人开放，必须了解自己。自我的反思——与一个人自己的情感联系在一起——是与他人形成有效关系的条件。”这样，纯粹与民主对话意味着一种开放的态度，在这样开放的态度中人们可以建立了一种密切的联系。当整体社会是由开放的个人关系所组成的时候，社会结构本身就具有了一种开放性。总体而言，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在保证个体自主原则的同时也加深了个体之间的理解，为情感价值冲突的解决做出了保证。
在这样一个思考的立足点上，我们可以发现对话民主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对对话对象的理解，还包括更为重要的两个方面：一、如何通过自我的反思与他人形成有效的沟通？二、如何确认对话结果所具有的意义和形式？
在第一个问题中，“反思”成为了核心的概念。这是与吉登斯对当代社会的判断紧密相连的。吉登斯把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进程称为“简单现代化”，把20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发展看作“反思现代化”。吉登斯认为“反思，指的是用有关活动条件的信息作为经常改组和重新定义该活动是什么的手段。”让我们回归到文章开始时提到的例子，这种自我反思的过程是对自我本身的深入了解，更是对自我与所喜欢的女孩子的关系所做出的一种合理定位。只有通过这种深入的自反性的思考才能够辨明出自我与他人的真实关系及可能发生的微妙变化。也只有通过对细节的捕捉才能够形成有效沟通。比如，女孩子喜欢的特征性表现是什么？——我是否具备这样的特征？女孩子厌烦的特征性表现是什么？——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避免和改正？更深层的，女孩子在众多可供选择的答案中如果选择我，我的差别性优势体现在什么地方？这个自反性思考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思想实验的过程，将自我、对象和潜在的因素综合加以整理和思考，最后演化为各种可能的博弈模型。在各种情况的推演中，积极的进行交流和调整。当然，这样的过程不是线性的，而是充满了交叉和反复。但也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民主对话的情感交流作用才有发挥的可能。
需要注意的是，反思活动的结果并不必然导致个体的实质性变化。而可能恰恰导向真实的反面，变成个人伪装的手段。这种伪装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自我理解的深化，只是以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个性的伪装必定难以保持长久的稳定状态，大量的婚姻悲剧的产生不能不说和对象婚前婚后所表现出的巨大反差有密切的关联。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确认对话结果所具有的意义和形式？”吉登斯提出“纯粹关系”这一概念的最终结果是想建立一种基于此的“积极信任”模式。积极信任意味着反思现代化的社会是一个聪明人的世界。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知道大多数信息，社会关系透明度的增加使得今天我们可以对信息进行持续不断的讨论，形成了当代社会大量存在的公共领域和私人交往领域。在讨论的实践活动中，积极的信任得以形成，并在各种公共领域与私人交往领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恋爱特别是婚姻，在简单现代化的时代，所唯一拥有的含义是义务和责任；但在反思现代化的时代，则更多的意味着一种主体承诺，即双方建立的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契约的建立表示，双方是平等的主体，甚至是用一种反男性主义的视角进行交流和生活。回到我们的例子，恋爱的阻力是一种前契约状态下的自然状况，而契约的各个条款只能通过恋爱双方采用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手段进行沟通和确认，并保证契约在履行过程中双方一旦觉得不满意便拥有自主退出的权利的时候，才可能被签订。契约所依赖的基础就是积极信任。
所以，恋爱中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积极信任的培养；而积极信任的建立依赖着民主对话的形成；民主对话形成的基本前提是自反性的思考。只有通过自反性的思考认识自己和恋爱对象的关系结构，才可能签订彼此认可的反思性恋爱契约，形成恋爱的关系。
三、 民主对话的局限及反思性契约的意域拓展
需要指出的是，民主对话并不必然导致价值冲突的解决，而只是表明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可能，具体选择的过程既守制与选择主体的理性计算也取决于选择主体的感性判断。在实际生活中，问题的解决更依赖于当事人的真诚和技巧，取决于对象的情感选择。当然，如果双方确实已经到了无法沟通的情况下，吉登斯的“退出”原则将上升为最优选择。因为无论“放弃”的成本怎样高昂，获得的机会都同样可能产生巨大的情感和生活收益。即使这可能会出现种种情感风险和波动，但对于无望的情况，此时的选择已经成为了无可选择的选择。但是，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暴力行为都必然是被排除在外的。因为，暴力更多意味着意志的强加，意味着用一种传统的手段来维护一种已经不再传统的社会关系。在反思性现代化的时代里，这种传统的意志强加的手段无疑是不合适的了。
其实，这里的分析过程不仅适用与恋爱本身，在婚姻关系、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友情关系等方面同样具备解释效力。甚至在劳资领域、政治实践和商业社会活动中同样具备了很好的解释效力。这种解释效力可能性的获得一方面是意味着将社会现象嵌入到整体结构中讨论所具有的优势；更是因为“反思现代化”时代的到来，其影响已经波及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公共生活、个人生活已经不可避免的全球化了，并且时刻面对着大量不可预知的人为风险。而民主对话与反思契约正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应对现代化挑战的方案。
“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愚昧的年头；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这是一个充满了反思与可能、充满了信任与对话的时代。这，就是我们的时代！
参考文献：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 译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