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大教授卖米”成了人们谈论的热点新闻，有人亲切地喊替农民推销大米的何慧丽为“米教授”，但也有人在为这名教授感动的同时也提出了批评：不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大米不是靠市场营销，而是靠关系推销，这种做法是否行得通？
有人说：“农民的产品进入市场不能靠同情，不能靠友情，这些都是小农意识，是最落后的，作用也是暂时的，今年是700吨，明年7万吨或70万吨，怎么办？”
销售无公害大米成本很高
此前，曾有焦裕禄的儿子、河南杞县县委书记焦跃进进京促销农民大蒜；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县长、副县长领队进入人民大会堂，促销本县草莓，现在又是知名教授帮助农民卖米。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如何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农产品销售是应该走促销还是营销的路子？
2月8日晚上，当记者拨通张砚斌的手机时，他正要召集全村无公害大米协会会员开会，要向大家通报去年底今年初在北京、郑州等地销售大米的情况。话筒里传来张砚斌宏亮声音，和春节前三天时相比判若两人，那时他还在北京忙着销售大米，沙哑的声音中透露出疲惫。
张砚斌是河南省兰考县三义寨乡南马庄村党支部书记，同时兼任着村里农民合作社独立监事长。村里的农民合作社是时任兰考县挂职副县长的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倡导发起的，而此次何慧丽在北京叫卖大米，正是帮助张砚斌和他的村民们。
“到大年二十八，我们总共卖出了92吨无公害大米，其中北京18吨、郑州70吨，其他4吨。”张砚斌告诉本报记者，全村共有无公害大米700吨，剩余的大米村民们并不着急，从现在的2月份到11月份新米下来这段日子，市场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张砚斌透露，因为没有销售经验，导致大米的销售成本很高。销售费用目前还没有计算出来，但仅租车一项，从兰考到北京运送10吨大米，车费要1800元左右，再加上路上吃饭，要1900多元。
“虽然多花了一些钱搞销售，但社员们都很认可，大家都知道目前销售前期是打品牌，闯市场的阶段。即使这样，社员们的收益还是得到了保证，具体的没有计算出来，但粗略估计，村里种植的无公害大米中，一亩能收入1200多元，比原来种植普通大米多收入200多元。
张砚斌认为，造成销售成本高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自己没有加工、包装大米的机器，而是委托给了别人，为此要付出每斤0.1元的费用。
“目前我们已经开辟的销售网络还是要巩固。”作为村里无公害大米协会会长的范振宇透露，大年初八，就派人分别前往北京、郑州销售大米了。而对于下一步的工作安排，范说，继续做好销售的同时，组织下一年无公害大米的种植，争取将种植面积扩大到1万亩，重点发展“生态米”和“有机米”。
让张砚斌更为称道的是，兰考县政府部门的关心和帮助。“县委书记给我写信表示慰问和支持，县政府也派人来慰问，表示要帮助我们解决一些经济困难。”
北京卖米实属无奈
“我们原本没想着要去北京卖米的。”张砚斌对本报记者说，去年12月26日，他和村经济合作社副理事长付玉平拉了10吨无公害大米赶到北京，但市场对他们显得很冷淡，几天时间愣是没有卖出一袋5斤重的大米，这让他们很灰心。
见此状况，作为南马庄村经济合作社倡导者的何慧丽，很是着急，她为无公害大米倾注了太多心血：两年前，何慧丽任兰考县副县长时，听说该村合作社社员有种植无公害大米的想法，便三天两头跑南马庄，给社员打气，请专家指导，为申请注册商标和认证的事情四处咨询，为生产无公害大米铺路。后来，何慧丽还从农业部申请了1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注册登记、技术培训、包装设计、基础设施建设和粮食仓库建设。村民说，没有何慧丽就没有无公害大米。但是现在何慧丽开始担心起来，她怕首年销售出现不利的情况，项目将受到毁灭性影响。于是，何慧丽叫卖起了大米。
何慧丽的身份是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农大教授卖米”的消息一经发布，便引发了强烈反响，更何况，何慧丽在叫卖大米时还持有我国“三农”领域的鼎级专家温铁军的推荐信：“我们城里人吃的食品，由于化肥农药超标而迫使我们每天慢性中毒，对家人的健康是越来越大的威胁……”
然而，大米的销售情况还是不容乐观。从去年12月27日起到今年1月6日，只卖出了近1000公斤，“照这样的销售速度肯定要失败。有时我真的想哭。”何慧丽说，随着媒体的跟进报道，形成了广告效应，加之媒体自身的公信力，大米开始热销。到1月15日，10吨无公害大米已经销售告罄，只得从兰考再次运送大米进京。
其实，从张砚斌他们一开始卖米，并不愿意到北京来：路途太远，随之带来的销售成本就大。但他们只有来北京“投奔”何慧丽。
首次出师洛阳被骗。去年11月，他们与洛阳一家超市联系，该超市表示愿意购买20吨大米，当时双方商定的价格是1．90元/斤。他们立即按该超市的要求把大米送到洛阳，但过了3天也没收到钱。后来几经周折钱还是没有到手，该超市一经理又说要回扣。后来发现这是个圈套，便将大米要了回来，但是来回的运费却赔进去了。“农民不懂市场，跑市场他们肯定要吃亏。商家的信誉度不高，必须是直接生产，直接销售。”何慧丽认为，无公害大米之所以不进超市，一是超市门槛过高，二是超市信誉难有保证。“除了被骗，进超市难主要体现在押金上，小超市最低5000元，大超市最低3万元。还有占柜费，还有先到货后付款，有的货款被扣押半年甚至一年才支付。”
不按市场规律出牌行吗？
“农大教授卖米”事件成了人们谈论的新闻，有人亲切地喊何慧丽为“米教授”。但人们在为何慧丽帮农民卖米而感动的同时，也提出了批评：不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大米不是靠市场营销，而是靠关系推销。
而事实上在何慧丽撰写的《“卖大米”行动之忧喜录》中也提到，“这些大米能卖出去，很大程度是靠“关系”、“媒体炒作”、“农业部资金支持”、“‘贵人’相助”等。
作为南马庄村无公害大米的现任营销顾问、开封市党校副教授陈括的直接感受是：“北京市民被何慧丽的努力、南马庄农民的艰辛所感动，大米卖得很红火。我们卖的是温铁军、何慧丽等名人的名气。”
针对这样的情况，郑州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系副教授宁建新直言不讳地说：“这个定位完全脱离了市场经营理念，靠人情出售商品根本不是营销的出路。卖大米难，说明了何慧丽和南马庄人都不熟悉，也没有重视市场规则，这是一种悲哀。”他认为，媒体的关注不是长久之计，南马庄大米哪天不宣传也能卖出去，那才是正确的。
“农民的产品进入市场不能靠同情，不能靠友情，这些都是小农意识，是最落后的，作用也是暂时的，今年是700吨，明年7万吨或70万吨，怎么办？还靠这种方法吗？只能靠好的营销策略。”河南省远东农林科技公司高忠亮总经理强调。
面对批评，何慧丽说，闯市场的是几个农民，两个最能干的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郑州。她坦言，自己不懂市场，也不会营销，只是提供了一些“理念”。“大米是农耕文明的体现，而兰考大米是母亲河的乳汁浇灌出来的。”
其实，何慧丽最听不惯别人说她不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目前这样的市场，你说农民经验不足、素质太差，就有失偏颇，因为如果在农民那里有所谓‘市场规律’，其实就只剩一条”，她说，就是“优质不优价，增产不增收”！
但作为卖大米主体的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协会会长范振宇更愿意看重“靠人情不如靠市场”这句话。他说这次卖大米出现困难是对合作社的打击，但也是一种锻炼。通过卖米，清晰地暴露出合作社的一些不足，有利于以后改进。
长期跟随何慧丽下乡支农的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负责人赵晓峰也认为，现在通过何教授的影响力，通过媒体的报道最终将大米卖出去，这些都是非市场化的运作手段，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将来农民和合作社肯定还是要面对市场。
调整农业结构，形成农业产业化，增加农民收入，可谓是地方政府和官员们所思所想的，于是就出现了地方官员们搞促销的局面。
只要让农民得实惠就行
此前，曾有焦裕禄的儿子、河南杞县县委书记焦跃进进京促销农民大蒜；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县长、副县长领队进入人民大会堂，促销本县特产——草莓。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农业结构调整应该遵循怎么的原则？
记者：您以前曾表示，反对政府主导的农业结构调整，认为那样会有很多的副作用，比如会出现农产品滞销。而如今，您所倡导的合作社在结构调整时，种植的无公害大米也出现了滞销的问题。您认为，这两种情况是一样的吗？
何慧丽：它们是不一样的，主要体现在种什么农作物和实施过程上。以前政府主导的农业结构调整是强制性的或半强制性的，并不全是农民自己愿意做的，而兰考无公害大米是农民自己看好的，不是我这个县长主导的，可以说是主导的合作社社员鼓捣起来的，我只是提供一些帮助而已。具体总结起来可以说是农民为主体、知识分子参与。之所以出现卖大米难是因为不懂市场经济，没有把握住瞬息万变的市场所致。在种植的农作物上，政府主导的农业结构调整绝大部分种植的是大葱、大蒜或水果等经济作物，而南马庄村种植的是大米这样的传统作物，如果是经济作物，我决不去北京销。我卖的不是大米，而是农民合作的精神和生态，关系到有钱人和没钱人的身心健康。
记者：农业结构调整应该遵循什么原则？是听专家、教授的，还是政府的？
何慧丽：我认为都可以听，但这些不是我赞同的。农业结构调整应该遵循区域规划，而能这样做就要政府成立区域规划办公室，为农民提供种植农作物的规划和计划。而不再是利用党政系统搞行政式的农作物种植。生产环节切忌一呼而上，盲目种植。
记者：很多地方政府主导农业产业化，而农业产业化应遵循市场化规律。有人认为，此前出现的焦跃进北京卖大蒜，安徽长丰县草莓进人民大会堂促销的事件，都是违背市场化规律的。您怎么看待？何谓农业产业化，它具有怎样的特点？
何慧丽：这其实是对现存市场经济机制的一种无奈反抗。我国目前过渡的市场化，是不利于维护农作物生产者的利益的。农作物从生产者到消费者要经过多个环节，这样就造成农作物的利润存在于流通领域。我承认，我们成立合作社的初衷就是要团结大家的力量去抵制一些中间环节的剥削，比如说购买农用物资，我们组织几百户一块购买，以合作社的名义直接去和厂家谈，肯定会比市面上便宜很多。销售产品也是这样，直接上市，避免了中间商贩的加价，给消费者更多的实惠。
农业产业化，我认为是要组成自己的产、供、销队伍，让他们形成一个利益群体，把流通领域的一部分利润分给生产者一些，既能保证生产者的利益，也能保证消费者的利益。
记者：就您这次在北京卖米而言，很多人说您是在卖人情米。您认为农民的农产品应该选择怎样的销售渠道，是走市场化道路，还是靠名人效应促销？
何慧丽：我们是无奈的，别人说我是在卖“同情米”、“人情米”。我卖人情米怎么了？不合适吗？怎么不合适？有人说我这不是市场化方式，但是凭什么一定要市场化方式呢？如果真的要纯市场方式，那么农民只能是优质不优价，增产不增收。农民就是种金子，因为农民太多了，也不会赚钱。货真价实就能卖好价钱，这是一种迷信，市场是多面的，这只是规律之一，但是市场有很多规律，优质不优价也是规律。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让农民得到实惠就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