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论述，能否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正在发生某种危机？

人力资本论的一个基本假设（也是一个根本缺陷）——经济收益的期望理性地决定了教育需求，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需求。虽然期望进入收益率高的领域令人信服地解释学生特有的选择，但在发展中国家，希望向上流动、收入平等、改善生活水平这类较广泛的社会目标，更是教育扩张的决定因素。

    相对来说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高得多的花费引起了初等教育资源的紧缩，小学的高辍学率，农村地区教育的忽视，损害了农业部门长远利益。而具有高声望和高收益率的领域，一般来说也是花费较多的科技、医学和技术之类，试图控制开支不仅限制了这些学科的数量，而且限制了本来就不充分的实验室和设备，由此带来的入门限制迫使大多数学生进入相对低收入的领域。

教育扩张所依据的计划过于乐观。人力和教育相关系数的确定，通常是效仿那些人力资源比较富裕的国家，结果是在高收益和有声望的职业（事实上所有的都与大学教育有关）人数的夸大。另外，人力计划是基于投资和经济发展的目标，由于政治原因，造成普遍的过分乐观。当经济发展的期望速率没有跟着发生，经济制度不能够吸收那些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力供给时，知识分子失业上升，特别是非技术院校的毕业生。即使是被看重的科学和技术系科的毕业生，也是要么不能找到工作岗位，要么在远低于他们的训练水平上就业。面对这些失业的或大材小用的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政府通常是试图在公共部门吸收他们。大学，特别是像哲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的一些低收入领域，即使不爆发革命性的活动，也往往会成为激进活动的中心。

人才外流就是一个有形的结果，吸引更能干、更具熟练技术、更年轻和更具流动性的专业人士成为普遍现象。在许多情况下这种人才外流是从事研究生学习的人增多的结果。

另外，在发展中国家得出的比较高的教育收益率都是基于在大多数教育系统的大众化扩张之前的研究。然而，在教育系统的快速扩张之后，即使那些成功地找到职业的毕业生也意识到扩张之后的私人和社会收益率大大地低于以前。在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受过大学训练的人员,主要毕业于社会学、教育学和哲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人员，本来可以作为农村的教师被吸收，但他们即使待业，也不愿意放弃城市生活。  结果是人们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越来越多的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