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是北大的多事之秋。先是在和香港高校的招生竞争中被讥为“二流大学”，接着又爆出了“引才造假门”、“天价作文班”的大冷门，近来，北大副教授、《实话实说》前主持人阿忆在博客中公布工资单又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真可谓“按下葫芦起了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也许是由于阿忆头顶的北大这块金字招牌起了作用，公众对北大的失望、不满顿时前发泄到了他的身上。
阿忆是去年年底调入北大的，工作之余经常客串节目主持人及嘉宾，这一行为受到不少网友的指责，有人攻击他“简直太不敬业，道德和人格十分可疑，四处走学术穴是不务正业”。对这一指责，阿忆十分不满，遂在博客中将自己在北大做副教授所得收入一一列出，共计4786元。还像记流水帐似的将每月支出也列了出来，最后竟是入不敷出。由此证明“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工资不能活下去”。不想这却捅了大马蜂窝，尽管有一小部分人同情阿忆，但更多网友却齐心协力以汹汹之势声讨阿忆，不屑者有之，鄙夷者有之，更有甚者，斥责他此举意图在于向“全国人民”索取大学教授“搞外块”的“合法性”，是“北大最无耻的副教授”。网友们的义愤我完全理解，目前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广大农民兄弟失业工人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北大已占尽了天时地利之大好形势，教育投资里的大把银子已给了北大，而北大花了人民的血汗钱却办不出人民满意的大学教育，这怎不让人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呢！你阿忆身为不争气之北大中一员，还敢在这儿公开叫穷，人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个出汽筒，不骂你阿忆骂谁呢？
但是，我却同意孔庆东（尽管我并不欣赏这个文坛大腕的一贯做法）的说法，强调自己和阿忆一起公布工资，只是希望公众对事情有客观的了解，仅此而已，继对没有叫穷的意思。而我以为，即使阿忆就算是“叫穷”了， “哭穷”了，又有什么不对呢？我这个小教师以前一直以为大城市里的教师工资高，尤其是北大的教授先生们，那工资就更值得让人羡慕啦。在时下“涨声”一片的消费社会中，他们的工资起码上了万。而今阿忆的哭穷御底让我绝望了，原来中国教师一般穷，只不过有大穷和小穷之分。人穷了，应该允许人哭穷，难道北大教授非得和下岗失业工人赚得一样了，才有“哭穷” 的权利？阿忆的哭穷不过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教师可怜的生存状况。连北大教授都这么点收入，那比他们差的教师又该如何生活呢？北大教授以及天下所有的教师应该以做学问教书育人为已任，但这必须首先以解决了自身以及一家老小的生存问题为大前提，否则，不明就里却一味要求教师安贫乐道，不管生活质量却一味要求教师无私奉献，不知道提这种无理要求的人，人心还是不是肉长的？作为一个教书育人者，人穷志短，已是无奈的事了，为了生计，还要去做斯文扫地的事情，这不只是个人的不幸，更是时代和国家的悲哀。
当然，那些为捞外块而捞外块的教师败类，应该让人们去痛责，诛之而后快亦未尝不可。但那些为生计而无奈奔波们教师，却值得人们去同情去反思，徒逞一时口舌之快的谩骂是毫无意义的。象阿忆这种教学之余赚外块的教师，不独今天有，就是在被人们称为中国教育黄金时期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有的是，徐志摩就是一个。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由于陆小曼过惯了豪华奢侈的生活，徐志摩只好在上海一个当时颇有名的弄堂里租了一层楼，月租100多块大洋，又雇了佣人，养了车，后来又搬到了延安路上的四明村。陆小曼在十里洋场上生活奢靡，每天总是跳舞、打牌、票戏到半夜三更。她的挥霍无度逼得徐志摩南北奔波，为多求一些收入，除了到处兼课之外还转手古董字画，做房地产掮客，斯文已经荡然无存。最后竟为了省钱，搭了一架免费的飞机而酿成人间惨剧。如果到了现在，到了现在的北大，徐志摩还不知要被人们批成啥样呢，但当时的人们虽然看不惯徐志摩的做法，却很理解他，知道他是为生活所迫。那么今天北大的阿忆走穴也好，公布工资单也好，“哭穷”也罢，我们又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为什么就不能多些宽容呢！
要想让教授们安心治学，起码要让他们丰衣足食能够安身立命，不要为生活奔波劳心。而这点恰恰是上世纪民国时期教育所具有的一大优势。据一些学者研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学教师的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当时1银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1997年的30元人民币）之间。这些人在当时是白领劳动的“中产阶级”。（陈明远：《大学学费：相隔六十年》，节选自陈明远编《逝去的大学》一书）当时教授家中一般都雇着仆人和厨子，也有的是厨工兼仆役。虽然有些教授夫人有着高超的烹饪技术，但她还是要雇一个厨子，因为这厨子能做教授家乡的风味饭菜。那些单身的教授，也要雇一个厨子，也有两个或几个单身汉共同雇佣一个厨工的。北大教授们住的房子都很宽裕，皆为单独的一个四合院，不仅有自家住的地方，也有仆役住的地方，甚至还有可供别人住的客房。请问，现在的大学教授有几个能享受到如此惬意的生活条件呢？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现代大学的这个官僚衙门里，教授们的地位却每况愈下。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2004年的“蓝旗营小区”事件。蓝旗营小区是专为北大清华教师建的宿舍。有谁能想到，教授们入住蓝旗营不久，就得忍受着下水道返臭气、漏水、顶层漏雨和墙体开裂的折磨。他们找到小区管理部门，无论态度多么谦恭，人家就是不理。无奈之下，三十多名北大教授，甚至还有院士只好向有关方面反映，直至向媒体求援。尽管教授们不满了，媒体也曝光了，也只是换来管理当局小打小闹的修补，纯属应付了事，至今没解决根本问题。这三十多位教授中，有著名的古文字专家裘锡圭，前北大考古系主任、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著明文学评论家、曾经做过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的严家炎，著明的古文字学家李零，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陆检明、蒋绍愚，以及王式仁、张玉书、曹文轩、赵宝熙等等，几乎每个人都大名鼎鼎，在国际上都享有很大的名望。（《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2期）这些学界泰斗，德高望重的教授们，为了一个是人都应该享有的居住权，却不得不四处奔走呼告，教师在大学里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了。悲哉！在现实中没有理想的治学环境，只好让我们的教授一片深情怀念上世纪那段已经逐渐逝去的黄金岁月了。
北大是不争气，是有让人骂的太多理由，但这能一味的怨北大的教授们吗？像阿忆似的北大教师是应该潜心于学术的，但如果为了生存而捞点外块，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我们为何就不能多些宽容多些理解呢？
如今，阿忆“哭穷”了，这是一个勇敢者之举，我要对他致以崇高的敬意。尽管对教育极度失望的公众来说，这无异于火上加油，但这个勇敢者以他的“哭穷”之举，向世人展示了北大教授们真实的生存状态，又一次撕去了中国教育脉脉温情的面纱。
对阿忆“哭穷”铺天盖地的责骂声该歇一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