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后不久，其党的理论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被党的高层所垄断，普通学者没有话语权。因为它是中国的执政党，社会建设关乎全体国民的生存幸福，人民的话语权不应剥夺。“创新能力是把一件事情做到尽善尽美的一种追求”。在这两种思想指导下，笔者对党和党的领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社会矛盾等一系问题，罗列出30个问题，分别谈了一孔之见，并据此，对中共中央提出“四个报告”的建议。
人，首先是一种动物。人类是群居性动物，人群管理是科学。
地球人，相对生物和地球来说，时间很短。地球上迄今已发现的最古老的岩石，用放射测定法，测出的年龄是38亿年。但是，通过测定陨石和月球岩石的年龄，以及其他天文学的证据表明，地球与太阳系的形成大约在46亿年前 [1]。
地球上，出现人类不过200万年，不足地球生物演化史2%的时间。地球，已经经历五次生物大灭绝。科学家警告：地球上的生物的灭绝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自然》杂志称，50年后100多万种陆地生物将从地球上消失。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因人类而起，同时，人类也可能位列此次灭绝之中[2]。
人类认为自己是地球的主人，其实，人类几千年（有记录的）的文明，相对于地球生物史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人类的非理性行为终归自食其果。至今，人类非理性的甚至是错误的以科学名义在左右着我们的视线。人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发现与发明，是人类精英者对人类的贡献，但人类的个体生命相对太短，其认识只能是有限的，人类希望有无限生命的“神”，从人类科学史看，神是不存在的，人类创造的神也常常出错。就是科学发现，如牛顿力学，放在地球以外的更大空间，“可能”也是错误的。我们还在自认为是智人，人是理性的，善良的，其实是自私的、个体是理性的但群体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有时甚至是疯狂的。
孔子、亚里斯多德、马克思、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类精英，他们的著作和学说，不能不说是人类的伟大发现和发明。但，他们的学说，相对整个人类科学发展来说，只是初始探索者而已，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在一定条件下是正确的，换个环境、在另一个时代就不一定正确；更不能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然，就不是科学。是科学，就有前提、条件，前提和条件变了，原结论就可能是错误的，如冥王星不是行星一样，原错误的结论只要有科学根据，就应否定，正确的就要坚持。
一、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神化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的东西就不能神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神化了，谁都可以在“马、恩、列、毛、邓”的原著里找到其原话、原意，以批评别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不对，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是相对的，远没穷尽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更何况，时世境迁，从欧洲大陆引进到中国，本身就水土不服，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三位伟人改造，在苏联和中国大陆实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在人类发展史上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以下事实：
1、“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始终没有成为世界秩序的主流。就是“十月革命”到1989年的两大阵营对抗时期，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多个方面，仍然是以西方民主秩序主宰。最终，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走向低潮而结束。
2、列宁、毛泽东，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枪杆子出政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在夺取政权之前没什么不对，但取得政权后，仍用这些观点治理社会，起码在中苏的效果是不好的，结果是失败的，在当今社会是不合适的。全世界人民对暴力斗争已经厌恶了。中国“十年文革”的错误也有马、列的份。
3、共产党，产生于民主的土壤，到东方，却变成了“集权”的党。当然，有其历史根源（东西方所称的“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是不一样的）。在农耕经济占主体的社会里，“专制”是必然的（至今，中国农民仍然没有民主诉求，只希望有人带着他致富），到了工业经济占主体的城市社会里，民主的诉求相对强烈，尤其是在知识份子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4、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矛盾，只要是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矛盾相同。但在两种世界观，两种解决办法下，从历史角度看，社会主义社会稍逊一筹。
5、共产主义运动，是在总结资本主义的缺点基础上的设想，它是先有理论后有行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是先有实践后有理论。前者，是理论制约行为，后者是实践推动理论发展。从这一点看，唯物世界观的共产主义运动，整体上是唯心的，而后者却是唯物的。
6、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来看，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开放中，许多问题，不是没有解决办法，也不是没有能力解决，是我们的思想阻碍着我们的改革。如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能否按生产要素分配；国有和集体经济能否进行全面的私有制改造；股份制是不是公有制性质；农地使用权市场化流动；农村土地能否私有化；非公有制企业能否建立中共党的组织；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领导作用能否削弱；人大、法院等权力机关党的领导能否一定程度退出；民主党派能否独立自主发展等等。除邓小平同志开口的外，谁也不敢有所突破，给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也不落到实处，细化、具体化，就是大学里开设以《西方经济学》为主的国际性经济类人才专业，刘国光先生一篇文章就给灭了。
7、改革开放，一是改革，“改”就是改良，原理和基础不动，改动作法；“革”就是革命，从原理到行为从新再来。但我们只敢“改”不能“革”。开放，理解成对外国资本开放，对外贸易开放，开放的本义除此之外，其核心是开放社会。波普认为，开放社会则是一种人民自由并且有批评权力的社会。它有以下一些特征。(1)开放社会提倡理性自由，反对盲从和迷信。(2)开放社会充分尊重个人的自由权利。它把个人的利己主义和个人的利他主义结合起来，特别是把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结合起来，因而突出个人的自由平等，个人对自由的道德责任，认为个人应是集体发展的目的而不是手段。(3)开放社会里，人们有判断是非和批评权力的自由[3]。
8、在中国，“马列毛邓”，已经是神了，它已形成一个巨大的“场”，事实上压制着人的创造精神，社会科学被禁锢，没任何平民学者的创造余地，自然科学的创造也深受其害。
9、马列著作里只有破坏旧社会的经济学，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我们吸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是理性的，经济的行为。但我们总是固执地不学习不借鉴，简单地以东西方划线，西方国家认可的人类文明视而不见，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是只弃不扬，可对马列的理论只“扬”不“弃”。马克思告诉我们，继承就是扬弃，为什么就是学不会呢？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我们做得很不够，仅一个“特”字说明不了什么。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原理告诉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人类的社会主义，否则就是他人的。马列一生那么短，不可能穷尽人类社会的所有真理，能发现一两个真理就是对人类的伟大贡献，诺贝尔奖获得者不就是这样吗？如唯物论、辩证法才是马克思留给“无产阶级”的真正财富。唯物论、辩证法与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任务，以及共富特征，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四位一体，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0、“中庸”与“渐进”是我们治理国家的方法，马克思也有“突变”的理论，量变到一定程度，“突变”是必然的。我国人均GDP（2005年）达到1700美元以上，是“社会突变”的时候了，上个世纪的社会矛盾主要集中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21世纪初的中国，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已经显现。再不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给予“四位一体”的定义，让广大民众理解并认识，对“扬”与“弃”的边界继续模糊下去，所花的社会成本将更大。
二，对党的领导和国家的任务也不能神化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
我们不能只注意口号的表述，要深刻理解其内含。他的伟大，不是他比别的党派更高明，而是他敢于明示自己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人类”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等到于给了人民以反对自己的武器。同时，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能与时俱进。他的光荣，不是他做了对中华民族有益的几件大事，而是他能始终致力于做有利于中华民族发展与进步的事业。他的正确，不是他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敢于公开承认错误，并及时纠正错误，并写进党的决议中，建立有效纠错机制。
从上述对“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三个词的内含分析来看，中国共产党和它建立的国家政权，有好多方面是做得不尽合理，例如：
第一，提出“三个代表”的时间很短，是经过80多年的实践后，才整体认识并总结出来。即使认识到了，也只是一个标准和目标，如“共产主义社会”一样，只能给人们一个向往而已。不能把理想和向往作为特征，把想的当成做的。如果把“三个代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特征的话，中国共产党过去的社会实践与“三个代表”结合起来审视，一件一件地具体分析，就很难讲得通。它只能像“三个有利于”一样作为一种行为准则。
第二，“三个代表”的表述有问题。请注意，上述对“三个代表”中的“先进文化”前面的定语我把它改动为“人类”，原是“中国”，中华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先进与不先进之分，要分，就是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汉族文化本来比少数民族文化先进，它只能在世界范围内与其他民族文化相比较，才能分出先进与落后。同时，我国大陆现有文化不是真正的中华文化，它是加入了西方的马列文化和删除了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另外，“三个代表”的表述，应该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第三层次。
第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及邓论、“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它写进中共党章是应该的，把它写进宪法，就值得商榷。中国有13亿多人口，包括港、澳、台，即便是台湾尚未统一，在理论上，宪法应该能适用于台湾。更何况永远也不可能全中国人都是共产党员，不然，民主党派那里去了，宗教人士那里放，小孩子不可能也入党吧。因此，宪法是全国人民的宪法，不是共产党的宪法。
人的世界观永远也不可能统一，统一了那不是人，是机器。一个国家的国民若是统一为一种世界观，人就要回归为动物。
宪法，是国家的世界观，国家的世界观是全体人民世界观的“总和”，再加上人类的普世价值观，遵守世界各国通用的基本理论。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要对国家的含义和职能重新定义，以利国际与国内的和谐相处。
第四，政体，各国可以不同，但党派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上位”与“下位”的关系。党派无论多么伟大、光荣、正确，也是国家的下位组织，它是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决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国家大于党派，国家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高权力机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局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它明确表示领导全国人大和政协是不可思议的。
第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应该无处不在，但其实现形式不能靠公权力来分配，要通过党员的努力来实现。甚至宪法可以规定，在特殊和必要条件下，由中共党组织全面替代政府和部门、单位的领导权都是可以的，但正常社会生活中，它应该处于监督地位最为恰当。在全国人大这样的最高权力机构，执法的法院和检察院，保卫国家安全的军队，为国培养教育人才的大学里，党组织应该是坚定的宪法和法律的维护者，而不是其专业和职业的领导者。在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里，应理直气壮地成立党的组织，在这些单位里，党组织就要坚定地维护劳动者和投资者的正当利益，做法律的维护使者，必要时代表劳动者向上级告诉或向法院起诉。
第六，人民不苛求中国共产党不犯错误，但不能因为党犯错误而使整个国家跟着犯错；而不能在党犯错误时，百姓不能没有权力指出其错误，还要大力宣传“错”得有理；非要靠一个英明、正确的大人物出来才能纠正错误。党的干部不是越大越有道德，法院院长和大学校长就必定比党的干部容易犯错。是因为人都是自私的，官越大越要加强监督，权利必须得到制约，才不至于泛滥。乔治·W·布什的“笼子理论”是对的，“三权分立”有它的道理。
第七，腐败，在任何时候都有，因为“人是自私的”的假设是正确的。想不通的是，中共为啥那么不愿意公开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那么怕曝出个人隐私。这里有中国的民族特征外，不能不让人怀疑中共是否真的想反腐，若不是的话，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应该带头向社会公布自己的财产，以及家人和亲属的就业情况，以示党中央的反腐决心。试设想，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若像影视明星一样让媒体报导，不知会出现怎样的情形，起码不会出现一边腐败一边提拔的现象是可以预期的。
第八，国家就是为了减轻，甚至消除“负物品”的负效应，提高人类追求幸福的能力[4]。这是最新的国家理论，它是建立在现代社会不可能通过武力推翻现有国家政权条件下提出来的。因此，国家不是为了某一部份人的利益服务的存在物，它是全体人民的服务者，具体是指《国籍法》规定的全体本国国籍公民。国家的职能不是一部份人压迫另一部份人的工具，是全体人民谋幸福的工具。国家不是为了管人民而存在，而是为人民服务而存在，因为负物品的负效应单个家庭和少数人是不能消除的，有的负物品的负效应单个国家也难以消除。所以人类需要联合国，需要国际合作，外交是国内需要的产物。
我们仍然抱着“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产物”的急风暴雨式的斗争观不变，怎能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难以建立和谐社会。
第九，国家与党派是绝然不同的两个实体，党是政治组织，它永远只能代表一部份人的世界观、国家治理观，它始终在推销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尽可能集聚更多的人气争取国家执政权，并按自己的治国方略治国，其组织形式比较简单。国家是一国全体人民的公权力组织系统。它执行的是两大任务，一是普世理论赋予的，如尊重人权、垄断暴力、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等；二是人民赋予的服务任务，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提高，尽可能满足人民对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性质的组织，从组织上，实行党政合一，有违常理。
第十，国家是个常设机构、衡组织，它与党派政治密切，但政治必须合法透过政府的正常运作机制，才能发挥作用。政治（党派）不能取代国家（政府），政府更不可能取代党派政治，国家工作人员是公务员，而党派工作人员则不是，二者各有其行为原则，各司其职，才是一个正常国家。国家不一定要接受党派的世界观，不受党派的直接领导，它只接受人民最高权力机构的领导、监督和法律的制约，但必须接受执政党的治国理念和努力推行执政党的政策。
三、对市场经济和社会矛盾不要神秘化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邓小平同志退下来后倡导，党的十四大决定下来的，可算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建设自己的国家，大胆运用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典范。其实，它与创造它的国家的市场经济没什么两样，别以为前面加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前缀，那是政治家们为稳定人心，避免不必要的争论而特设的具有政治色彩的新名词而已。但起点、民族文化和习惯的确不同。
对市场经济和社会矛盾，我们要讲深说透，有正确的认识才可能有正确的破解方法。
其一、认为过去的计划经济是我们贫穷落后的总根源，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致富的法宝。其实不是这样的，建国初的中国大陆实际生产力状况和国际国内形势逼迫我们不得不这样办，无论是苏联的经验、列宁和斯大林的主张、西方经济学原理，都能说明只能按计划生产和分配消费品。就是“十年文革”算在内，平均经济增长率也在7%左右，也算是高增长了。
采用市场经济体制配置资源，主要是为了提高效率，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方便、满足人民多方面、多层次的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满足消费的同时，生产也就发展了；生产发展必然拉动投资，投资增加又反过来刺激生产和消费；加上国际市场的扩展，等于扩大了消费，外资的引进就是扩大投资。这就是我国近20多年经济增长的总体描述，其质的变化是我国由一个商品短缺经济转变为商品过剩经济。这既是市场经济的功劳，也不能否定计划经济为其奠定的基础作用。
其二、计划经济有缺陷，市场经济也不是万能的。计划经济适用于单一经济主体，市场经济适用于多经济主体；计划经济只适用于短缺经济，市场经济适用于过剩经济；计划经济的主要缺陷是经济主体没有积极性，市场经济的缺陷是经济主体积极性“太高”；计划经济的基本社会现象是贫穷、平均，市场经济的基本社会现象是发展、贫富分化等等，不一而足。
任何经济制度和举措都有其优缺点（即通常所讲的“双刃剑），只能是针对社会主要矛盾状态，二者相较取其优。市场经济的主要缺陷是社会道德退化、成本外部化（如污染）和贫富分化。
其三、市经济是以自私假设为前提的，公权力不得介入微观经济。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经济人假设”，包括人是理性的、自私的两层含义。我国建国之初就把人，假设为是大公无私的，传统认识也是“人之初，性本善”，是因为“苟不教”，才“性乃迁”。新中国所有的制度设计没有把人的本质看成是自私的，而是鼓励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法律、习惯）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计划经济体制仍在发挥作用的转折时期，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如贪污、走私等，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现实的必然。最典型的没过于立法主体问题，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部门规章就是经济法规，没有人认为不对，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延用这一办法，就出现“公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法制化”，对中央政府部门起草法律提出质疑，这是对的，就是要“瓜田李下，各避嫌疑”。
又如在计划经济时期，公权力直接掌控经济，在市经济条件下，公权力代理人“寻租”行为十分普遍，给党和政府的形象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这是违背了市场经济的一条基本原则，公权力不得介入微观经济。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市长、县长一般是不能到企业视察的，更不得单独给予企业特殊优惠。
其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工与分权是必须的，“大一统”的政策必然导致“诸侯经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是最大的“家长”，地方只是待哺的羔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矛盾被遮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是“分税制”的“分灶吃饭”，财权由中央政府控制的有限性与事权下放的无限性矛盾，财力在中央政府“拿大头”与地方政府“啃骨头”状态下，地方政府为了“过日子”，奋力发展第“第二产业”增加财源，在“跑部钱进”和地方领导只要经济发展快就能升迁的推动下，强化了地方利益。导致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失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顶风上，大规模耗费资源，污染自然，吃子孙饭，也在所不惜。全国呈现“篱笆经济”、“诸侯经济”现象，已威胁到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执政权威和效果。
其实，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是中国几千年都没有处理好的事情，不可否认，在区域大国中，这对矛盾始终存在。处理这对矛盾的它国经验有两个：一是实行联邦制，二是财权与事权法制化。我们本来就是走“财权与事权明晰化”道路的财政体制改革，只走了第一步，而且很不彻底，极不到位，其隐患是显而易见的。各级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对应与明晰研究，势在必行。
其五、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的捆绑，使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始终难以突破。目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土地的市场化流转实现不了，农业资本不能实现集聚，农业产业化就不能形成，农民工带来的社会问题和新农村建设问题难度加大；二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绕不过所有制礁石，就很难形成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董事长贪污”的现象就很难避免；三是对私营经济事实上全方位的歧视，阻碍了民族产业的发展，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不可能转变为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未来经济发展预期逼迫我们要早日实行对待私营经济要像对待外资企业一样，中国的经济才能强身健体，抵御外来的侵蚀。公有制，不应只有各级政府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一人为私，两人为公，三人为众”。只要资本金是多人共有的，就是公有制，上市公司是“众有制”，各级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不是公有制，是“官有制”，说白了，是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
其六、国家必须背负起社会保障责任。社会保障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伤残保险、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五大块。目前的社会保险，按省级统筹在全国都没有实现，大部分还只是地市级统筹。建国快一个“花甲”了，建立全国统一的全国统筹的，全民享有的保险支出制度和保险税收入制度，迫在眉睫。
其七、城乡二元体制必须首先在户籍上打破，实现居民自由迁徙。许多学者认为北京和上海等特大城市，要限制户口进入，这是用不正确的客观判断反对政治公平，其不正确的理由有四：一是中国没有一个城市的城区人口达到一千万，都含郊区县市人口，现代城市是城市群，卫星城和多中心城市。二是人口流动是在比较效益下理性流动的，中国巨大的民工潮，中央没发一个文件，是比较效益推动的，当特大城市生存质量低于中小城市时，人口自然流向比较效益高和生活舒适的地方。三是生活是多种多样的，城市也不能只是高层次人才集居的地方。现在是发达地区人才浪费现象普遍，中、小城市和农村人才紧缺，大城市许多脏、累、重活没人干，都是人为控制惹的祸。四是少数有话语权的人士和既得利益者，怕居住的城市生活质量下降，人均GDP的“成绩”下降，是打破现有户籍制度的最大反对者。
在人的问题上，顺其自然，就是最佳制度，任何人为控制都有负作用。
其八、垄断与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限制合法垄断，禁止和打击非法垄断是市场经济体制应有之义。垄断有经济垄断、自然垄断、国家垄断、权利垄断和行政垄断五大类。在一般情况下，自然垄断、国家垄断和权利垄断属于合法垄断，而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属于非法垄断。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写道：“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的垄断只能危害社会。”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说：“暴利行业是国家稳定的祸根”。中国的垄断行业，许多垄断企业为了追逐暴利，不仅勾结权贵，而且诱奸学术，以利抬高价格。这是我国急需深入研究解决的大问题。
其九、教育收费不是教育产业化，教育就应该产业化[5]。教育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产业，收费是中国国情所致。我们所要做的是如何让没钱读书的人，也能很容易、方便地有书读[6]。
其十、农村和私营经济金融服务是中国金融业最大的处女地[7]。农村和私营经济金融服务的潜在市场巨大，国家既要改革农信社，又应该扶持民间金融业的发展，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服务。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是农业产业化和个体经营企业化，可它们既无原始资本集累机制，又无贷款支持。
在我国城乡，最应发展的企业模式是合伙制和有限责任公司。合伙制企业是协商运作的企业制度，有限责任公司是非上市股份制企业，合伙制企业按《公司法》的规定，依有限责任公司规范运作，就是有限责任公司，一人的无限责任公司就是按《公司法》的规定运作的个体户。股（伙）三人以上，且股（伙）之间没有直系和旁系血亲关系，都应视为公有制企业。
四、对中共中央的建议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清华大学教授张尧学2006年10月7日在长沙理工大学说：“创新能力是把一件事情做到尽善尽美的一种追求。所有的学习过程都应该是找出问题、抽象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这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8]。本文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思考记述。
中国，目前最需要创新的是上层建筑领域的创新，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在上述三大部分认识的基础上，建议中共中央拟在相当层次（最好是17大）会议上，做四个有划时代意义的报告。即“理论报告、政治报告、经济报告、文化报告”。
理论报告，就是“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吸取人类文化中优秀文明成果的报告”。
政治报告，就是“关于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与改善党的领导的报告”。
经济报告，就是“关于从理论到实践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报告”。
文化报告，就是“关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提高民族创造力的报告”。
上述四个报告的内容，其根本点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思想与执政理念上的创新和优化。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核心问题上的与时俱进，创新和优化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指导思想、框架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思想结构和具体作法，以利突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特殊性，为人类五分之一以上人口的幸福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
2006年10月8日毕稿
参考文献：
[1] 彭奕欣,黄诗笺等.进化生物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2] 秦亚洲、石永红、战艳，新华每日电讯 ，2005年8月25日报道
[3] 卡尔·波普尔，郑一明等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4] 柴福洪，论人民的幸福[J],中国社会科学学报,2006.2；另 “软科学研究与共享平台”网站，
网址：http://www.softscience.gov.cn/view_info.jsp?INFOID=9996
[5] 柴福洪，再论教育产业化[J].“经济学家”网站，
网址：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10408
[6] 柴福洪，财政贴息的“助学贷款”不如强化信用的“贷款助学”[J].湖南常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2
[7] 柴福洪，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路径选择[J].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3
[8] 胡力丰、徐 美，潇湘晨报，2006年10月08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