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间相隔的到底是什么？
本应和睦相处、共同繁荣的中日经贸关系，却在现实中出现曲折和暗流。我们必须承认，中日两国的交往历来都是相互的，只有彼此合作才能实现双赢；一方以中日友好的大局为重，而另一方并不配合的话，同样只能是一厢情愿，南辕北辙。
那么，造成目前这种中日关系困局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或者换一种问法，中日之间相隔的除了烟波浩淼的海面，到底还有什么？
绕不开的历史问题
回顾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31年的历史，中共提得最多的是“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历史问题可谓中日关系的心结；而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的方针，则是任何一次中日正式交往中媒体曝光率最高的第一关键词。
反过来，从日方看，虽然每次日本领导人都会在口头上表示对历史问题的反省，但依然每年都会有日本高官去参拜靖国神社，于是，历史问题就始终是笼罩在中日两国头顶上的一层抹不去的阴影。
所谓历史问题，主要是指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长达14年的侵略史实。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死伤达3500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计算，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的心理伤害，并遗留下很多的隐患，至今依然威胁着人们的安全。如最近发生在齐齐哈尔的毒气弹事件就是一例。
上述史实是世所公认的，也是不容抹杀的。然而，日本政府对待历史问题上，却始终未进行彻底、深刻的反省，口是心非，两面三刀。自1982年日本文部省首次篡改关于日本侵华历史的教科书以来，扭曲历史逐渐成为日本社会中一股不容小觑的思潮，并且蔓延开来。另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几乎每年都有日本政府高官去参拜靖国神社，向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牌位致敬。而这些，全都是中日关系前进中遇到的暗礁，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很难消除。
为什么一些日本人会置历史于不顾，颠倒黑白，拒不认罪？究其原因应当是多方面的，如日本岛国环境下的狭隘民族主义心理，资源匮乏国家对别国的嫉妒，美国对日的纵容等等。这里，我们换一种思路，去考察这种做法背后的经济因素。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崛起，与日本人的勤劳、重视教育投资等息息相关；但是有一点却不容忽视，那就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支付给日本的战争赔款，这些资金在日本的发展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也让日本人对战争赔款有着比旁人更深刻的理解。
历史上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款列表
时间（年） 战争或事件 条约 赔款金额
1874 琉球事件 50万两白银
1895 甲午战争 《马关条约》 军费2亿两、威海卫驻军军费150万两、赎辽费3000万两（这些赔款相当于当时日本年收入的4.5倍）
1901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辛丑条约》 3150万两白银
二战后，根据国际惯例，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应当向战胜国进行战争赔偿，以弥补侵略战争带给别国的伤害，更重要的是对侵略者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很多国家都通过不同方式得到了日本的赔偿，但受战争伤害最深的中国却没有得到日本的赔偿，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和它为日本撑腰。
二战后日本对各国的赔款一览表
国家 赔偿金额 备注
印度尼西亚 8亿美元 战争赔款
菲律宾 8亿美元
缅甸 2亿美元
越南 3900万美元
老挝 278万美元
柬埔寨 417万美元
韩国 3亿美元 在法律上不具备资格国家通过“斗争”获得的赔款
新加坡 2500万新加坡元
马来西亚 2500万马来西亚元
泰国 150亿日元
瑞士 11亿日元 “中立国”得到的财产损失赔偿
西班牙 20亿日元
瑞典 5亿日元
丹麦 7亿日元
蒙古 50亿日元 无偿经济援助
到20世纪70年代，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共从两国友好的大局出发，考虑台湾问题、拓展地区外交空间等因素，在联合声明中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这些足以显示出中华民族的有容乃大的气度。
当然，这一决定现在可能不会觉得有多么的英明和高瞻远瞩，但我们毕竟不能再去苛求古人。目前的外交实践也确实证明了，以己之宽对待小人是不明智的。打个可能并不恰当的比方，面对白骨精时需要的是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而不是唐僧的菩萨心肠、是非不分。由此，我们再去看马立诚先生的“新思维”，当年中国非常慷慨的放弃战争赔偿要求，换来的倘是今天日本政府以ODA为武器的反要挟，可谓“拿自己的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那连道歉都不必拘泥于形式的话，明天又会看到什么呢？
实际上，部分日本人扭曲历史、死不认账，正是对中国大陆重新提出战争赔款要求的担忧。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损失，差不多相当于日本现在GDP的1/15；哪怕是部分赔偿，也足以给日本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但中国大陆已有微言大义在先，根本不可能反悔，但某些人却依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如果上述看法不对，则由笔者来担当“小人”的骂名。
机会，还是威胁？
在前文中，我们讨论过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话题。如果说部分日本人扭曲历史、参拜靖国神社等属于历史渊源的话，那日本国内盛行的此种论调则是现实中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绊脚石。
诚然，一切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中国大陆经济的蓬勃发展，对日本来说既是威胁，又是机会。所谓的“产业空洞化”问题，自然也是兼有利弊，产业外移会加重失业，但同时又给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留下空间，使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更强。只不过，在考察中国大陆对日本的经济影响时，应将两方面综合考虑，看机会大于威胁，还是威胁大于机会，而非绝对地强调某一方面。
笔者认为，完全否定威胁的存在是不可取的，中国大陆经济的成长无疑会对日本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如进口品因物美价廉而对国内产品发生替代效应，这种替代中日双方都会有，中国大陆出现在高科技、高附加值领域，日本则出现在农产品、纺织品等低附加值领域。再比如，投资转移对本国劳动力市场产生的挤出效应，日本企业向中国大陆转移的大多是制造中心；而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人口素质、国民受教育程度都比较高的国家，产业结构更多以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为主，因此，制造业的外移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并不会太大。威胁确实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威胁不能被无限夸大。
更主要的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带给日本的机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一蹶不振；企业破产数量连年增加；日经指数跌至历史最低点；不良债权金额巨大；失业率上升；企业结构调整步履艰难；政界企业界丑闻不断。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之下，日本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只有走出国门，到海外谋求生路。
据英国《经济学家》对世界31个国家进行“全世界商业成本比较”调查表明，中国大陆排在第28位，接近于成本最低的国家。而投资成本最高的国家是美国、德国、日本和英国。据日本贸易振兴会2001年版的《投资白皮书》调查显示，95.5%的会员企业认为，“中国大陆是海外投资的理想国”。还有调查表明，诸多制造业计划在2020年之前将其生产能力的一半转移到中国大陆生产。
中国大陆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年均8%左右的高增长，都为日本企业提供了一块前程似锦的运转舞台。前日本贸易振兴会理事长畠山先生说得好：“不应当把中国大陆的发展看成威胁，应该把中国大陆的繁荣与发展看作是自己的繁荣和发展，因为中国大陆的发展也会给我们带来利益。”
其实，中日之间相隔的并不是中国大陆带给日本的经济威胁，而是一些日本人只求自己发展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以及惧怕别人长大的心态。
国家利益是关键
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创始人摩根索，把国际关系的目的定义为追逐权力和利益以来，多伊奇、亨廷顿、星野昭吉等对国家利益理论做了完善和发展，并成为解释国家间行为的重要工具。
国家利益是动态的，它是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多方面的混合物。国家利益是外交行为最基本的出发点。中日两国正是因为各自的国家利益不同，才会出现不同的行为。
如最近人们非常关注的京沪高速铁路的设计方案，中国大陆在德、法、日和自建四个方案中进行选择的时候，不会仅考虑经济利益，因为日本的新干线技术成本低就入选，而且还要考虑安全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因素，对之综合后再得出最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答案。
日本政府的一些做法，也是如此。诸如对中国产品实行进口限制、削减ODA规模等，看起来并不合理，它与中日经贸的双赢结果背道而驰，但却符合日本的政治利益，满足了短期的、眼下的国家利益。
所以说，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关键。寻找不同方面利益之间更多的共同点，将成为引导中日关系良性发展的内在动力。
本应和睦相处、共同繁荣的中日经贸关系，却在现实中出现曲折和暗流。我们必须承认，中日两国的交往历来都是相互的，只有彼此合作才能实现双赢；一方以中日友好的大局为重，而另一方并不配合的话，同样只能是一厢情愿，南辕北辙。
那么，造成目前这种中日关系困局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或者换一种问法，中日之间相隔的除了烟波浩淼的海面，到底还有什么？
绕不开的历史问题
回顾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31年的历史，中共提得最多的是“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历史问题可谓中日关系的心结；而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的方针，则是任何一次中日正式交往中媒体曝光率最高的第一关键词。
反过来，从日方看，虽然每次日本领导人都会在口头上表示对历史问题的反省，但依然每年都会有日本高官去参拜靖国神社，于是，历史问题就始终是笼罩在中日两国头顶上的一层抹不去的阴影。
所谓历史问题，主要是指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长达14年的侵略史实。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死伤达3500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计算，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的心理伤害，并遗留下很多的隐患，至今依然威胁着人们的安全。如最近发生在齐齐哈尔的毒气弹事件就是一例。
上述史实是世所公认的，也是不容抹杀的。然而，日本政府对待历史问题上，却始终未进行彻底、深刻的反省，口是心非，两面三刀。自1982年日本文部省首次篡改关于日本侵华历史的教科书以来，扭曲历史逐渐成为日本社会中一股不容小觑的思潮，并且蔓延开来。另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几乎每年都有日本政府高官去参拜靖国神社，向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牌位致敬。而这些，全都是中日关系前进中遇到的暗礁，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很难消除。
为什么一些日本人会置历史于不顾，颠倒黑白，拒不认罪？究其原因应当是多方面的，如日本岛国环境下的狭隘民族主义心理，资源匮乏国家对别国的嫉妒，美国对日的纵容等等。这里，我们换一种思路，去考察这种做法背后的经济因素。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崛起，与日本人的勤劳、重视教育投资等息息相关；但是有一点却不容忽视，那就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支付给日本的战争赔款，这些资金在日本的发展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也让日本人对战争赔款有着比旁人更深刻的理解。
历史上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款列表
时间（年） 战争或事件 条约 赔款金额
1874 琉球事件 50万两白银
1895 甲午战争 《马关条约》 军费2亿两、威海卫驻军军费150万两、赎辽费3000万两（这些赔款相当于当时日本年收入的4.5倍）
1901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辛丑条约》 3150万两白银
二战后，根据国际惯例，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应当向战胜国进行战争赔偿，以弥补侵略战争带给别国的伤害，更重要的是对侵略者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很多国家都通过不同方式得到了日本的赔偿，但受战争伤害最深的中国却没有得到日本的赔偿，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和它为日本撑腰。
二战后日本对各国的赔款一览表
国家 赔偿金额 备注
印度尼西亚 8亿美元 战争赔款
菲律宾 8亿美元
缅甸 2亿美元
越南 3900万美元
老挝 278万美元
柬埔寨 417万美元
韩国 3亿美元 在法律上不具备资格国家通过“斗争”获得的赔款
新加坡 2500万新加坡元
马来西亚 2500万马来西亚元
泰国 150亿日元
瑞士 11亿日元 “中立国”得到的财产损失赔偿
西班牙 20亿日元
瑞典 5亿日元
丹麦 7亿日元
蒙古 50亿日元 无偿经济援助
到20世纪70年代，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共从两国友好的大局出发，考虑台湾问题、拓展地区外交空间等因素，在联合声明中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这些足以显示出中华民族的有容乃大的气度。
当然，这一决定现在可能不会觉得有多么的英明和高瞻远瞩，但我们毕竟不能再去苛求古人。目前的外交实践也确实证明了，以己之宽对待小人是不明智的。打个可能并不恰当的比方，面对白骨精时需要的是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而不是唐僧的菩萨心肠、是非不分。由此，我们再去看马立诚先生的“新思维”，当年中国非常慷慨的放弃战争赔偿要求，换来的倘是今天日本政府以ODA为武器的反要挟，可谓“拿自己的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那连道歉都不必拘泥于形式的话，明天又会看到什么呢？
实际上，部分日本人扭曲历史、死不认账，正是对中国大陆重新提出战争赔款要求的担忧。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损失，差不多相当于日本现在GDP的1/15；哪怕是部分赔偿，也足以给日本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但中国大陆已有微言大义在先，根本不可能反悔，但某些人却依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如果上述看法不对，则由笔者来担当“小人”的骂名。
机会，还是威胁？
在前文中，我们讨论过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话题。如果说部分日本人扭曲历史、参拜靖国神社等属于历史渊源的话，那日本国内盛行的此种论调则是现实中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绊脚石。
诚然，一切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中国大陆经济的蓬勃发展，对日本来说既是威胁，又是机会。所谓的“产业空洞化”问题，自然也是兼有利弊，产业外移会加重失业，但同时又给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留下空间，使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更强。只不过，在考察中国大陆对日本的经济影响时，应将两方面综合考虑，看机会大于威胁，还是威胁大于机会，而非绝对地强调某一方面。
笔者认为，完全否定威胁的存在是不可取的，中国大陆经济的成长无疑会对日本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如进口品因物美价廉而对国内产品发生替代效应，这种替代中日双方都会有，中国大陆出现在高科技、高附加值领域，日本则出现在农产品、纺织品等低附加值领域。再比如，投资转移对本国劳动力市场产生的挤出效应，日本企业向中国大陆转移的大多是制造中心；而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人口素质、国民受教育程度都比较高的国家，产业结构更多以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为主，因此，制造业的外移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并不会太大。威胁确实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威胁不能被无限夸大。
更主要的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带给日本的机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一蹶不振；企业破产数量连年增加；日经指数跌至历史最低点；不良债权金额巨大；失业率上升；企业结构调整步履艰难；政界企业界丑闻不断。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之下，日本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只有走出国门，到海外谋求生路。
据英国《经济学家》对世界31个国家进行“全世界商业成本比较”调查表明，中国大陆排在第28位，接近于成本最低的国家。而投资成本最高的国家是美国、德国、日本和英国。据日本贸易振兴会2001年版的《投资白皮书》调查显示，95.5%的会员企业认为，“中国大陆是海外投资的理想国”。还有调查表明，诸多制造业计划在2020年之前将其生产能力的一半转移到中国大陆生产。
中国大陆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年均8%左右的高增长，都为日本企业提供了一块前程似锦的运转舞台。前日本贸易振兴会理事长畠山先生说得好：“不应当把中国大陆的发展看成威胁，应该把中国大陆的繁荣与发展看作是自己的繁荣和发展，因为中国大陆的发展也会给我们带来利益。”
其实，中日之间相隔的并不是中国大陆带给日本的经济威胁，而是一些日本人只求自己发展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以及惧怕别人长大的心态。
国家利益是关键
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创始人摩根索，把国际关系的目的定义为追逐权力和利益以来，多伊奇、亨廷顿、星野昭吉等对国家利益理论做了完善和发展，并成为解释国家间行为的重要工具。
国家利益是动态的，它是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多方面的混合物。国家利益是外交行为最基本的出发点。中日两国正是因为各自的国家利益不同，才会出现不同的行为。
如最近人们非常关注的京沪高速铁路的设计方案，中国大陆在德、法、日和自建四个方案中进行选择的时候，不会仅考虑经济利益，因为日本的新干线技术成本低就入选，而且还要考虑安全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因素，对之综合后再得出最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答案。
日本政府的一些做法，也是如此。诸如对中国产品实行进口限制、削减ODA规模等，看起来并不合理，它与中日经贸的双赢结果背道而驰，但却符合日本的政治利益，满足了短期的、眼下的国家利益。
所以说，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关键。寻找不同方面利益之间更多的共同点，将成为引导中日关系良性发展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