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爱用“一衣带水”来形容中日之间的友好关系，首先是地理位置上的近邻，仅一水之隔；而正是基于这样的地理条件，交通方便，中日友好缘源流长，从鉴真和尚东渡到日本在服装、建筑等领域对唐文化的传承（并且在习俗、礼仪等方面比中国民众保持得还要好）。远的姑且不论，从眼下看，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5周年，这两个东亚“友好邻邦”在新阶段的经贸合作业已为时不短。
无论按常理判断，还是据政治、经济需要，中日交好都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中日两国是邻邦，交易成本相对较低，利于经贸往来；中日两国优势互补，中国需要日本提供的资金、技术，日本则离不开中国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和市场，经济合作自然会达到共同发展的双赢目的；还有，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两国交好能相互为对方创造一个稳定发展的外部环境。
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一种相互理解、共同发展的和谐状态，而是总有一些人为的门槛、彼此间的摩擦和感情上的不快。这些年来，中日关系进入一种“经济热，政治冷”的怪圈，一方面是经贸交流的如火如荼，另一方面则是外交关系的断断续续、时好时坏；而由于受到政治方面的影响，中日经贸关系中也总有一些不和谐音冒出来，如贸易争端迭起，“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大有市场，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的日元贷款不断与政治条件，且日益减少。
所有这些都表明，中日经贸关系已经步入一个困局当中，双方都清楚这样对长远利益不利，但有很难改变这种“最近的人是我最远的爱”的尴尬局面。那出现此种状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未来的中日经贸关系又将朝着什么方向前进？
上篇：中日经贸和弦中的不和谐音
从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恢复以来，两国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具体说来，而体现在三个方面：中日贸易、日本企业在华投资和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的日元贷款（属于政府开发援助，ODA）。
31年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日贸易额逐年递增。1979年时不足70亿美元，到80年代便突破了100亿、200亿美元。2002年，又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达1019.1亿美元）。据日本贸易振兴会估计，2003年全年两国的贸易额将突破1200亿美元，将连续5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而且，自1993年以来，日本已连续10年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中国也已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
1979年至今，日本对华投资项目已达23，000多个，协议投资金额近500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近400亿美元。其特点是投资项目金额逐年增大，由1993年的84万美元（每个项目平均）增加到1995年的257万美元、2001年的270万美元。非但如此，日本在华投资的企业规模、产业构成等方面向纵深发展。最初，中小企业居多，且多以地方的中小纺织业、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为主；后来，松下电器、三菱重工、NEC、日立、东芝、丰田汽车、日产汽车、本田汽车等大型企业都加入进来，在制造业、机电业、家电业以及高科技行业等进行大规模的投资。
截至2002年底，日本累计向中国承诺政府贷款29,504.89亿日元，项目数达199个，用于基础设施、能源、环保、教育等领域的建设；中国共接收日本无偿援助累计1279.72亿日元，用于119个项目的建设，涉及环保、教育、扶贫、医疗等领域。日元确实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日经贸关系的良性发展，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而且进一步地推动了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反过来，经济的共同繁荣又成为联结中日关系的纽带，并成为东亚地区稳定、发展的基础。
然而，近年来，在中日经贸合作日益加强的主旋律当中，出现了很多不和谐的音符，如贸易摩擦等；并且有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的言论，如“中国威胁论”（貌似有利，实则拘于一时、一物，而忽视了长远利益），甚嚣尘上。另外，原本在中日友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日元贷款，越来越成为日本政府手中试图对中国大陆施加影响的一个砝码。
贸易争端之台前幕后
2001年对中日经贸关系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一年里，日本以农产品进口限制的贸易大棒率先发难，中国大陆在劝说无效时愤而接招，后来两败俱伤的情况下握手言和。贸易争端标志者中日之间一些摩擦逐渐公开化。
2001年4月23日，日本宣布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大葱、鲜香菇和灯心草等农产品实行200天的紧急进口限制措施，并对可能增加的进口配额准备实施高额关税惩罚，由此揭开了中日贸易争端的序幕。6月22日，中共政府实施反击措施，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的汽车、手机和空调加征100%的特别关税。经过多轮谈判，双方最终于12月21日达成协议，重归于好。
经济行为的背后自然有更深层次的经济因素，日本政府之所以拿起贸易大棒，正是因为两国经济景气的不同和差距的逐渐缩小。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始终没有走出衰退的泥潭，长期的经济不景使农民利益遭受冲击，而日元升值和国内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更使得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大大下降。
与之相比，近年来，中国大陆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贸易出口不断扩大；由于自身的资源优势，特别是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再加上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很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日本不愿意看到中国大陆这一后起之秀的崛起，是出现贸易摩擦的心理基础；而保护其国内农民的利益，则是贸易政策出台的经济动因。
另一方面，经济与政治相互影响，一项经济政策的出台往往有着一定程度政治方面的考虑。日本政府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做文章，极力保护农民利益，则是出于拉选票的目的。
这一次的贸易争端虽然已经结束（我们无法保证下一次贸易争端在今后不会出现），但中日经贸和弦中的变奏不过刚刚开了个头。基于此种害怕近邻强大心理的“中国威胁论”，作为一种右翼鼓吹的论调正在日本国内悄然兴起。
“中国威胁论”的画皮
近年来在日本国内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如前所述有其深刻的心理基础和经济背景。正是在一种不健康国民心理的基调之上，部分别有所图的日本人不是在自己身上寻找经济危机的内因，而是把脏水引向了中国大陆，就像“狼和小羊”的寓言故事中“何患无词”的借口一样。
在这一系列论调之中，尤以经济威胁和军事威胁两种说辞为甚。至于后者，本刊2003年8月号中的《第三只眼睛看中日关系》一文已经做过详细论述；这里，重点分析所谓的“中国对日本的经济威胁”。我们先回顾这些论调的推理逻辑，然后进行批驳，并揭示其背后的政治企图。
持此种论调的人认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衰退，复苏无望；而中国从1978年实现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着7~8%的经济增长率，已经持续了20多年，如果这种势头持续下去的话，中国大陆不难超过日本。按照日本城西大学副教授张纪浔的观点，“日本感到威胁是正常的”。具体说来，又有两个层面：一是将中国大陆的崛起归因于人民币贬值，认为日本经济的萧条缘于中国大陆在出口贸易方面的“不公平”竞争，如日本大阪大学教授小野善康就持这样的看法；二是大量日本企业不断增加在华投资，纷纷把制造中心外移至中国大陆，会造成日本国内的“产业空洞化”，从而对就业产生影响，认为中国人夺去了他们的工作。
实际上，目前中国大陆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日本为35000美元，日本是中国大陆的40倍。两国之间的经济差距悬殊是无庸置疑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排名，中国大陆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而日本则是高收入国家。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假定两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同步，而日本经济增长率为零的话，中国大陆以8%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发展，需要400多年的时间才能追赶上日本。显然，持此种论调的日本人过分夸大了中国大陆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潜在的威胁。
至于人民币汇率偏低作为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主因的观点，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外贸不过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另外两个为消费和投资），而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是靠内需来完成的。而中国大陆对日本的贸易出口构成威胁的说法，大致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两国拥有相似的产业结构，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很强的竞争关系。但实际上，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关志雄先生的研究结果，中日对美国出口的工业产品的重叠程度仅20%左右（见本刊2003年6月号《中国并非日本通缩之源》一文）。
至于“产业空洞化”的说法，同样是在夸大其辞。从日本财务省的相关统计数据来看，2001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4.0万亿日元，其中对中国大陆的投资仅为1800亿日元。对中国大陆的投资仅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4.6%，只相当于其GDP的0.04%，远不及对美投资的8000亿日元。再者，“产业空洞化”背后的实质是产业的升级化，日本企业把制造中心外移至中国大陆，更有助于其国内产业的升级换代。至于日本的失业问题，一方面与政府所采取的政策相关，另一方面，则跟日本传统的终身雇佣制密不可分。
“中国威胁论”之所以在日本大有市场，首先是一些日本人在经济长期衰退中信心的丧失，和寻找替罪羊的心理；其次则是出于拉选票等政治方面的考虑。
ODA是张什么牌
利用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资金是中国大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中日经济贸易合作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日本对华ODA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日元贷款、技术合作和无偿资金援助。从20多年来的情况看，对华ODA中无偿资金援助约为5%，技术合作约15%，日元贷款则在80%以上，占了绝大多数。
到目前为止，中日间共实施了四次日元贷款（见下表）。在中国大陆，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利用日元贷款建成的各类重大项目，如秦皇岛港、京秦铁路、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市地铁、北图、首都机场等等。无庸置疑，日元贷款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成为中日友好关系的一个象征。
日元贷款情况列表
次数 项目数 金额（亿日元） 偿还期（年） 年息
第一次 6 3309 30 3%
第二次 17 4700 30 3-3.5%
第三次 53 8100 30 2.5%左右
第四次 前3年 后2年 4028 58003900 30 <2.5%
但是，近年来，在日本国内一部分人“中国威胁论”的鼓惑下，日本政府日益缩减对华ODA资金的规模，并附加越来越多的条件，如与知识产权挂钩等。2000年，日本政府不仅取消了对中国大陆的资金优惠划拨方式，而且大幅度削减ODA额度，减幅每年在20%以上。据日本外务省资料，2001年，日本政府对华日元贷款削减24.7%，并宣布停止向东部沿海地区替代基础设施建设的援助，将重点放在内陆贫困地区以及环境保护方面。2003年3月13日，日本外务省又公布，2002年度(2002年4月至2003年3月)对华日元贷款总额为1212亿，较上年度再减少24.9%。
ODA已经成为日本政府手中一张试图对中国大陆施加影响以达到某种目的的牌。2003年6月16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朗对“中国不知感激日本经援”公开表示不满，以中国人民对此“完全不了解”为由，质疑中国大陆“是否真需要此项援助”。8月初，日本国土交通大臣扇千景访华，意欲游说中共政府在京沪高速铁路建设上采用日本的新干线技术。与之相呼应，日本政府试图用扩大对华ODA资金规模的方式为赢得高铁项目增加砝码。
日本对华ODA究竟从何而来，今后又走向何方？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头说起。20世纪70年代，中共领导人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宣布放弃向日本索要战争赔款的要求（应当如何看待这一决定，我们在后面将进行详细分析）。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并于1978年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正是作为对中共放弃战争赔款的回应，同时也是为了“中日间新的合作迈出第一步”，1979年时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方决定向启动ODA机制，开始向中国大陆提供日元贷款，以支援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并促进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虽然大平正芳当时明确指出ODA与“中国放弃对日战争赔偿权”无关，但在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在明眼人看来一目了然。
正是从这样的历史渊源来看，中共政府出于某些因素的考虑以往并未对日本的ODA大力宣传，也是情有可原；当然，ODA在中共大陆填补资金缺口、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样不容否定。
而从日本方面看，随着许多对二战怀有负疚感的人逐渐老去，日本政坛右翼势力抬头，歪曲事实的历史教科书对日本年轻一代的误导，ODA原来的功能慢慢褪色，不断被赋予新的对中共施加影响的作用。
但实际上，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和第四大制造业中心。外商投资的地区结构渐趋多元化，日元贷款在其中所占比例和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日本削减对华的ODA资金规模，并将之作为要挟中国大陆的一张王牌，实际上这种做法早已无法拨响预料之中的如意算盘，反而只能在两国友好交往中先失一招，害人终害己。
无论按常理判断，还是据政治、经济需要，中日交好都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中日两国是邻邦，交易成本相对较低，利于经贸往来；中日两国优势互补，中国需要日本提供的资金、技术，日本则离不开中国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和市场，经济合作自然会达到共同发展的双赢目的；还有，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两国交好能相互为对方创造一个稳定发展的外部环境。
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一种相互理解、共同发展的和谐状态，而是总有一些人为的门槛、彼此间的摩擦和感情上的不快。这些年来，中日关系进入一种“经济热，政治冷”的怪圈，一方面是经贸交流的如火如荼，另一方面则是外交关系的断断续续、时好时坏；而由于受到政治方面的影响，中日经贸关系中也总有一些不和谐音冒出来，如贸易争端迭起，“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大有市场，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的日元贷款不断与政治条件，且日益减少。
所有这些都表明，中日经贸关系已经步入一个困局当中，双方都清楚这样对长远利益不利，但有很难改变这种“最近的人是我最远的爱”的尴尬局面。那出现此种状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未来的中日经贸关系又将朝着什么方向前进？
上篇：中日经贸和弦中的不和谐音
从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恢复以来，两国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具体说来，而体现在三个方面：中日贸易、日本企业在华投资和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的日元贷款（属于政府开发援助，ODA）。
31年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日贸易额逐年递增。1979年时不足70亿美元，到80年代便突破了100亿、200亿美元。2002年，又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达1019.1亿美元）。据日本贸易振兴会估计，2003年全年两国的贸易额将突破1200亿美元，将连续5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而且，自1993年以来，日本已连续10年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中国也已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
1979年至今，日本对华投资项目已达23，000多个，协议投资金额近500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近400亿美元。其特点是投资项目金额逐年增大，由1993年的84万美元（每个项目平均）增加到1995年的257万美元、2001年的270万美元。非但如此，日本在华投资的企业规模、产业构成等方面向纵深发展。最初，中小企业居多，且多以地方的中小纺织业、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为主；后来，松下电器、三菱重工、NEC、日立、东芝、丰田汽车、日产汽车、本田汽车等大型企业都加入进来，在制造业、机电业、家电业以及高科技行业等进行大规模的投资。
截至2002年底，日本累计向中国承诺政府贷款29,504.89亿日元，项目数达199个，用于基础设施、能源、环保、教育等领域的建设；中国共接收日本无偿援助累计1279.72亿日元，用于119个项目的建设，涉及环保、教育、扶贫、医疗等领域。日元确实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日经贸关系的良性发展，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而且进一步地推动了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反过来，经济的共同繁荣又成为联结中日关系的纽带，并成为东亚地区稳定、发展的基础。
然而，近年来，在中日经贸合作日益加强的主旋律当中，出现了很多不和谐的音符，如贸易摩擦等；并且有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的言论，如“中国威胁论”（貌似有利，实则拘于一时、一物，而忽视了长远利益），甚嚣尘上。另外，原本在中日友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日元贷款，越来越成为日本政府手中试图对中国大陆施加影响的一个砝码。
贸易争端之台前幕后
2001年对中日经贸关系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一年里，日本以农产品进口限制的贸易大棒率先发难，中国大陆在劝说无效时愤而接招，后来两败俱伤的情况下握手言和。贸易争端标志者中日之间一些摩擦逐渐公开化。
2001年4月23日，日本宣布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大葱、鲜香菇和灯心草等农产品实行200天的紧急进口限制措施，并对可能增加的进口配额准备实施高额关税惩罚，由此揭开了中日贸易争端的序幕。6月22日，中共政府实施反击措施，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的汽车、手机和空调加征100%的特别关税。经过多轮谈判，双方最终于12月21日达成协议，重归于好。
经济行为的背后自然有更深层次的经济因素，日本政府之所以拿起贸易大棒，正是因为两国经济景气的不同和差距的逐渐缩小。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始终没有走出衰退的泥潭，长期的经济不景使农民利益遭受冲击，而日元升值和国内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更使得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大大下降。
与之相比，近年来，中国大陆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贸易出口不断扩大；由于自身的资源优势，特别是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再加上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很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日本不愿意看到中国大陆这一后起之秀的崛起，是出现贸易摩擦的心理基础；而保护其国内农民的利益，则是贸易政策出台的经济动因。
另一方面，经济与政治相互影响，一项经济政策的出台往往有着一定程度政治方面的考虑。日本政府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做文章，极力保护农民利益，则是出于拉选票的目的。
这一次的贸易争端虽然已经结束（我们无法保证下一次贸易争端在今后不会出现），但中日经贸和弦中的变奏不过刚刚开了个头。基于此种害怕近邻强大心理的“中国威胁论”，作为一种右翼鼓吹的论调正在日本国内悄然兴起。
“中国威胁论”的画皮
近年来在日本国内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如前所述有其深刻的心理基础和经济背景。正是在一种不健康国民心理的基调之上，部分别有所图的日本人不是在自己身上寻找经济危机的内因，而是把脏水引向了中国大陆，就像“狼和小羊”的寓言故事中“何患无词”的借口一样。
在这一系列论调之中，尤以经济威胁和军事威胁两种说辞为甚。至于后者，本刊2003年8月号中的《第三只眼睛看中日关系》一文已经做过详细论述；这里，重点分析所谓的“中国对日本的经济威胁”。我们先回顾这些论调的推理逻辑，然后进行批驳，并揭示其背后的政治企图。
持此种论调的人认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衰退，复苏无望；而中国从1978年实现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着7~8%的经济增长率，已经持续了20多年，如果这种势头持续下去的话，中国大陆不难超过日本。按照日本城西大学副教授张纪浔的观点，“日本感到威胁是正常的”。具体说来，又有两个层面：一是将中国大陆的崛起归因于人民币贬值，认为日本经济的萧条缘于中国大陆在出口贸易方面的“不公平”竞争，如日本大阪大学教授小野善康就持这样的看法；二是大量日本企业不断增加在华投资，纷纷把制造中心外移至中国大陆，会造成日本国内的“产业空洞化”，从而对就业产生影响，认为中国人夺去了他们的工作。
实际上，目前中国大陆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日本为35000美元，日本是中国大陆的40倍。两国之间的经济差距悬殊是无庸置疑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排名，中国大陆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而日本则是高收入国家。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假定两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同步，而日本经济增长率为零的话，中国大陆以8%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发展，需要400多年的时间才能追赶上日本。显然，持此种论调的日本人过分夸大了中国大陆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潜在的威胁。
至于人民币汇率偏低作为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主因的观点，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外贸不过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另外两个为消费和投资），而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是靠内需来完成的。而中国大陆对日本的贸易出口构成威胁的说法，大致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两国拥有相似的产业结构，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很强的竞争关系。但实际上，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关志雄先生的研究结果，中日对美国出口的工业产品的重叠程度仅20%左右（见本刊2003年6月号《中国并非日本通缩之源》一文）。
至于“产业空洞化”的说法，同样是在夸大其辞。从日本财务省的相关统计数据来看，2001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4.0万亿日元，其中对中国大陆的投资仅为1800亿日元。对中国大陆的投资仅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4.6%，只相当于其GDP的0.04%，远不及对美投资的8000亿日元。再者，“产业空洞化”背后的实质是产业的升级化，日本企业把制造中心外移至中国大陆，更有助于其国内产业的升级换代。至于日本的失业问题，一方面与政府所采取的政策相关，另一方面，则跟日本传统的终身雇佣制密不可分。
“中国威胁论”之所以在日本大有市场，首先是一些日本人在经济长期衰退中信心的丧失，和寻找替罪羊的心理；其次则是出于拉选票等政治方面的考虑。
ODA是张什么牌
利用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资金是中国大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中日经济贸易合作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日本对华ODA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日元贷款、技术合作和无偿资金援助。从20多年来的情况看，对华ODA中无偿资金援助约为5%，技术合作约15%，日元贷款则在80%以上，占了绝大多数。
到目前为止，中日间共实施了四次日元贷款（见下表）。在中国大陆，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利用日元贷款建成的各类重大项目，如秦皇岛港、京秦铁路、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市地铁、北图、首都机场等等。无庸置疑，日元贷款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成为中日友好关系的一个象征。
日元贷款情况列表
次数 项目数 金额（亿日元） 偿还期（年） 年息
第一次 6 3309 30 3%
第二次 17 4700 30 3-3.5%
第三次 53 8100 30 2.5%左右
第四次 前3年 后2年 4028 58003900 30 <2.5%
但是，近年来，在日本国内一部分人“中国威胁论”的鼓惑下，日本政府日益缩减对华ODA资金的规模，并附加越来越多的条件，如与知识产权挂钩等。2000年，日本政府不仅取消了对中国大陆的资金优惠划拨方式，而且大幅度削减ODA额度，减幅每年在20%以上。据日本外务省资料，2001年，日本政府对华日元贷款削减24.7%，并宣布停止向东部沿海地区替代基础设施建设的援助，将重点放在内陆贫困地区以及环境保护方面。2003年3月13日，日本外务省又公布，2002年度(2002年4月至2003年3月)对华日元贷款总额为1212亿，较上年度再减少24.9%。
ODA已经成为日本政府手中一张试图对中国大陆施加影响以达到某种目的的牌。2003年6月16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朗对“中国不知感激日本经援”公开表示不满，以中国人民对此“完全不了解”为由，质疑中国大陆“是否真需要此项援助”。8月初，日本国土交通大臣扇千景访华，意欲游说中共政府在京沪高速铁路建设上采用日本的新干线技术。与之相呼应，日本政府试图用扩大对华ODA资金规模的方式为赢得高铁项目增加砝码。
日本对华ODA究竟从何而来，今后又走向何方？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头说起。20世纪70年代，中共领导人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宣布放弃向日本索要战争赔款的要求（应当如何看待这一决定，我们在后面将进行详细分析）。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并于1978年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正是作为对中共放弃战争赔款的回应，同时也是为了“中日间新的合作迈出第一步”，1979年时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方决定向启动ODA机制，开始向中国大陆提供日元贷款，以支援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并促进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虽然大平正芳当时明确指出ODA与“中国放弃对日战争赔偿权”无关，但在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在明眼人看来一目了然。
正是从这样的历史渊源来看，中共政府出于某些因素的考虑以往并未对日本的ODA大力宣传，也是情有可原；当然，ODA在中共大陆填补资金缺口、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样不容否定。
而从日本方面看，随着许多对二战怀有负疚感的人逐渐老去，日本政坛右翼势力抬头，歪曲事实的历史教科书对日本年轻一代的误导，ODA原来的功能慢慢褪色，不断被赋予新的对中共施加影响的作用。
但实际上，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和第四大制造业中心。外商投资的地区结构渐趋多元化，日元贷款在其中所占比例和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日本削减对华的ODA资金规模，并将之作为要挟中国大陆的一张王牌，实际上这种做法早已无法拨响预料之中的如意算盘，反而只能在两国友好交往中先失一招，害人终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