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之路的破与立
目前，中日关系实际上处于一种僵持状态之中。就中共而言，采取以牙还牙、针锋相对的策略似乎还有一些成效，如2001年的贸易争端中，中共先是晓以大义，然后实行贸易报复，最后迫使日方返回谈判桌，达成协议；而仅仅停留在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口头谴责上，实际是起不到多少效果。
可以说，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红线，更多是攥在日本人手中；单靠中共对中日友好的呼吁和以大局为重，根本无法实现这一目的，反而会让对方误以为宽容是软弱的表现，走向事情的反面。
历史问题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横亘其间，中日关系已经进入一个困局之中，并且在短期内很难发生多大的改变。那么，在未来，如何才能打破僵局，朝着双赢的目标良性发展呢？
如何破局
博弈论中最著名的囚徒困境模型，为许多读者所熟知，它描绘的是在信息交流割裂情况下集体利益与个体行为之间的悖论。中日关系目前的状态，就是一个典型的囚犯困境的例子。中日两国如果同时采取合作策略的话，对双方都有利；但是，日本出于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考虑，用贸易摩擦、鼓吹“中国威胁论”、削减ODA资金等方式破坏经贸合作，以对自己有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其实就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合作，以大局为重，结果是自己吃亏；二是进行报复，也采取不合作策略，最终的结果是双输。
要走出囚犯困境，必须打破原来的运行机制，双方充分交流，晓以利弊；还有就是，双方重复博弈。关于前者，中共政府每次与日本的外交活动中都会呼吁中日友好，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政府能否言行一致，不再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东西。至于中日经贸交流，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持续下去，应当算得上重复博弈。
美国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艾克斯劳德在《合作的演进》一书中描述过一个计算机的竞赛：选择14种策略在200次“囚徒困境”的博弈中与对方争斗。计算机中的竞赛结果表明，合作是可以出现的，即使竞争双方是理性的、自私的。这个胜出的策略就是“针锋相对”策略，即你上一次合作，我这一次就合作，你上一次不合作，我这一次就不合作。该策略着眼于合作，从合作出发，而不是相互背叛。几轮博弈之后，各方的策略就会明了起来，为对方所知晓和理解。
“针锋相对”策略有三个特点：第一，从不首先背叛，即“善良的”；第二，对于对方的背叛行为一定要报复，不能总是合作，即“可激怒的”；第三，不能人家一次背叛，你就没完没了的报复，以后人家只要改为合作，你也要合作，即“宽容性”。
在中日关系的囚犯困境中，“针锋相对”策略无疑也是一条打破僵局、走向合作的出路。当日本用ODA等投之以桃的时候，中共也应报之以李；当日本有出格行为的时候，中共不仅要晓之以义，而且要拿出相应的报复措施。而在上面所说的3个特点中，善良与宽容是中共一贯坚持的，不足的是有时候总是一味的宽容，缺少了“可激怒性”。
对中共的启示
艾克斯劳德在书中对通过“针锋相对”策略走向合作，总结出八点应注意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些也恰恰是中共在今后与日本交往中所必须重视的，有些地方需要不断加强，有些地方则需要学习。下面，我们进行详细探讨。
第一，中日之间要建立持久的关系。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它是重复博弈和走向双赢的前提。
第二，中日之间要增强识别对方行动的能力，如果不清楚对方是合作还是不合作，就没法回报他了。充分的信息交流，也正是走出囚犯困境的途径之一。对中共的启示就在于，必须要了解日本政府及民众的真实想法。
第三，要维持声誉，说要报复就一定要做到，人家才知道你是不好欺负的，才不敢不与你合作。在以往的中日交往过程中，中共很多时候仅停留在口头谴责上，没有相应的经济、政治政策等的跟进。
第四，能够分步完成的对局不要一次完成，以维持长久关系，比如，贸易、谈判都要分步进行，以促使对方采取合作态度。回头再去想，当初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时，中共一次性放弃对日战争赔款的要求，则是违背了这一点。
第五，不要嫉妒人家的成功。这个问题对日本人来说更应当加以注意，不能未加分析、判断，动不动就抛出什么“中国威胁论”。
第六，不要首先背叛，以免担上罪魁祸首的道德压力。这一点中国大陆做得非常好。
第七，不仅对背叛要回报，对合作也要做出回报。比如出于某些方面的考虑，中国大陆以往对日本的ODA项目宣传不够；排除掉作为对当初放弃赔款的补偿，一些项目建设对日本有利（如秦皇岛港口便于向日本运煤）等因素后，ODA客观上的确起到了支持中国经济建设的作用，那让广大老百姓知道又何妨呢？
第七，不要耍小聪明，占人家便宜。这一点中国人肯定能够做到，似乎一些日本更应当懂得这样的道理。
但愿有一天，中日两国不光是地理位置上的“一衣带水”，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同样是“一衣带水”！
目前，中日关系实际上处于一种僵持状态之中。就中共而言，采取以牙还牙、针锋相对的策略似乎还有一些成效，如2001年的贸易争端中，中共先是晓以大义，然后实行贸易报复，最后迫使日方返回谈判桌，达成协议；而仅仅停留在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口头谴责上，实际是起不到多少效果。
可以说，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红线，更多是攥在日本人手中；单靠中共对中日友好的呼吁和以大局为重，根本无法实现这一目的，反而会让对方误以为宽容是软弱的表现，走向事情的反面。
历史问题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横亘其间，中日关系已经进入一个困局之中，并且在短期内很难发生多大的改变。那么，在未来，如何才能打破僵局，朝着双赢的目标良性发展呢？
如何破局
博弈论中最著名的囚徒困境模型，为许多读者所熟知，它描绘的是在信息交流割裂情况下集体利益与个体行为之间的悖论。中日关系目前的状态，就是一个典型的囚犯困境的例子。中日两国如果同时采取合作策略的话，对双方都有利；但是，日本出于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考虑，用贸易摩擦、鼓吹“中国威胁论”、削减ODA资金等方式破坏经贸合作，以对自己有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其实就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合作，以大局为重，结果是自己吃亏；二是进行报复，也采取不合作策略，最终的结果是双输。
要走出囚犯困境，必须打破原来的运行机制，双方充分交流，晓以利弊；还有就是，双方重复博弈。关于前者，中共政府每次与日本的外交活动中都会呼吁中日友好，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政府能否言行一致，不再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东西。至于中日经贸交流，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持续下去，应当算得上重复博弈。
美国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艾克斯劳德在《合作的演进》一书中描述过一个计算机的竞赛：选择14种策略在200次“囚徒困境”的博弈中与对方争斗。计算机中的竞赛结果表明，合作是可以出现的，即使竞争双方是理性的、自私的。这个胜出的策略就是“针锋相对”策略，即你上一次合作，我这一次就合作，你上一次不合作，我这一次就不合作。该策略着眼于合作，从合作出发，而不是相互背叛。几轮博弈之后，各方的策略就会明了起来，为对方所知晓和理解。
“针锋相对”策略有三个特点：第一，从不首先背叛，即“善良的”；第二，对于对方的背叛行为一定要报复，不能总是合作，即“可激怒的”；第三，不能人家一次背叛，你就没完没了的报复，以后人家只要改为合作，你也要合作，即“宽容性”。
在中日关系的囚犯困境中，“针锋相对”策略无疑也是一条打破僵局、走向合作的出路。当日本用ODA等投之以桃的时候，中共也应报之以李；当日本有出格行为的时候，中共不仅要晓之以义，而且要拿出相应的报复措施。而在上面所说的3个特点中，善良与宽容是中共一贯坚持的，不足的是有时候总是一味的宽容，缺少了“可激怒性”。
对中共的启示
艾克斯劳德在书中对通过“针锋相对”策略走向合作，总结出八点应注意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些也恰恰是中共在今后与日本交往中所必须重视的，有些地方需要不断加强，有些地方则需要学习。下面，我们进行详细探讨。
第一，中日之间要建立持久的关系。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它是重复博弈和走向双赢的前提。
第二，中日之间要增强识别对方行动的能力，如果不清楚对方是合作还是不合作，就没法回报他了。充分的信息交流，也正是走出囚犯困境的途径之一。对中共的启示就在于，必须要了解日本政府及民众的真实想法。
第三，要维持声誉，说要报复就一定要做到，人家才知道你是不好欺负的，才不敢不与你合作。在以往的中日交往过程中，中共很多时候仅停留在口头谴责上，没有相应的经济、政治政策等的跟进。
第四，能够分步完成的对局不要一次完成，以维持长久关系，比如，贸易、谈判都要分步进行，以促使对方采取合作态度。回头再去想，当初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时，中共一次性放弃对日战争赔款的要求，则是违背了这一点。
第五，不要嫉妒人家的成功。这个问题对日本人来说更应当加以注意，不能未加分析、判断，动不动就抛出什么“中国威胁论”。
第六，不要首先背叛，以免担上罪魁祸首的道德压力。这一点中国大陆做得非常好。
第七，不仅对背叛要回报，对合作也要做出回报。比如出于某些方面的考虑，中国大陆以往对日本的ODA项目宣传不够；排除掉作为对当初放弃赔款的补偿，一些项目建设对日本有利（如秦皇岛港口便于向日本运煤）等因素后，ODA客观上的确起到了支持中国经济建设的作用，那让广大老百姓知道又何妨呢？
第七，不要耍小聪明，占人家便宜。这一点中国人肯定能够做到，似乎一些日本更应当懂得这样的道理。
但愿有一天，中日两国不光是地理位置上的“一衣带水”，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同样是“一衣带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