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末民初南昌士绅与地方政治的研究


   本文通过考察清末民初南昌的士绅阶层与地方政治,论述地方社会卷入“大变局”的历史过程,探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内在机制。    

  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社会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时期,不仅国家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发生了急剧的变革,地方社会的权力体系与精英阶层也经历了重组过程。以往的有关研究,大多忽视国家与社会、传统与现代的互动关系,难以充分揭示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内在机制。因此,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深入探讨国家与社会、传统与现代的互动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清末新政时期,由于废除科举制度,士绅阶层失去了传统的政治优势,一度趋于分化与解体。但与此同时,清政府推行的发展实业、新式教育及地方自治等改革措施,又为士绅阶层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这一时期,江西地方政府为了推行新政,设立了一批新的行政机构,地方社会也相应成立了商会、自治会、谘议局等新式社团和自治机构。南昌士绅借助于这些新式社团和自治机构,广泛参与各种地方事务,在角逐地方权力的过程中实现了社会重组。新式社团和地方自治机构的出现,分享了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促成了地方社会的自治化进程。辛亥革命时期的民团,集军政大权于一体,确立了以士绅为主体的地方自治体制。
    

   从清末至民国初期,南昌士绅积极创办新式学校,逐渐成为地方教育行政的主导力量。由于士绅阶层竞相追求新学历和从事新式教育,造就了大批以新学为依归的新型士绅,导致了士绅构成的转型,尤其是形成了留学生这一特殊的知识群体。然而,无论是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群体,还是传统科名的拥有者,他们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并无根本区别。民国初期,南昌士绅既拥有传统的社会文化资源,又获得新学这一新型文化资本,既控制各种地方事务,又介入各级地方行政,对地方政局实现了全面控制。
    

   民国初期的议会制度,为士绅阶层提供了新的的政治舞台。由于议会脱胎于清末的谘议局,因而既吸纳了留学生之类的新士绅,又包容了清官僚之类的旧士绅,这就必然导致地方政治派系之争。此后,随着现代政党的发展,议员们先后分化为国民党与进步党、合群社与谠言社,使政治派系之争日益形式化。这一时期的南昌同乡会等社会团体,也都卷入了议会党派之争,这说明议会之争实际上导源于地方权益之争。清末至民国初期的南浔铁路之争,集中地反映了南昌地方政治派系的演变趋势。
    

   在清末民初的“大变局”中,南昌的社会文化传统一度受到冲击,但并未出现断裂,而是得到了持续发展和不断更新。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士绅阶层通过创办慈善事业、重建神庙祭祀系统、加强宗族建设、扩大族际联盟等形式,继续宣扬儒家的道德观念,维护以传统礼教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更为重要的是,在士绅阶层创办新学、推进地方自治、参与议会政治等“现代化”活动中,各种传统社会文化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和转化,从而实现了传统与现代因素的有机结合。
    

  清末民初南昌的社会变迁,集中地表现为士绅阶层的转型、新式教育的发展、地方政治派系的形成和社会文化传统的更新。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演变趋势是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过程,或者说是被动卷入“大变局”的结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地方社会已经失去了发展活力,而是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特有机制。至于这一社会变迁过程的区域特征与历史意义,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