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为一名执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霍尔瓦特在经历了社会主义从发展壮大，到走向“帝国主义”并最终崩溃后，用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视角，对现实社会做了新的分析和深刻的批判，复活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其中最大的继承和贡献就在于对现存社会的无情的批判。

霍尔瓦特对马克思经济——社会分析方法的自如应用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是难得一见的。罗伯特·莱卡茨曼（Robert Lekachman）这样评论道：“很少有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析可以与霍尔瓦特对各种材料的运用能力和老道的分析相媲美。”[1][31]这种赞誉是不为过的。整个著作中读者会有深刻的体会。其尖刻犀利的语言和对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弊端的熟悉和洞察令人叹为观止，笔者以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严谨的学者，更因为他切身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从成功走向“国家主义”并最终崩溃和资本主义在20世纪扩张壮大的整个过程。作为社会主义的信徒和马克思的门徒，中学时的霍尔瓦特就参加了游击队，从事革命，希图在实践中完成马克思“不但要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2][32]的号召，热情洋溢的投身于改造世界的洪流当中。然而醒悟是在经历了痛苦之后才获得的：“后来我才明白，改造世界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与我们最初的想法相反，社会主义是含糊不清的和很难把握的事物。虽然仅仅解释世界是不够的，但解释世界仍然是按照意愿改变世界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忽视严肃的理论研究必然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我们的许多‘科学’解释未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被证明是天真肤浅的，有些甚至是愚昧错误的。”[3][33]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一书既是霍尔瓦特对社会主义信仰的一种反省，也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总结和难能可贵的探索，出自一个亲身经历社会主义成功和失败的社会主义信仰者来说，这种理论探索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贡献。而类似的探索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4][34]并不存在，在现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越南，朝鲜、古巴、老挝，柬埔寨）中，毫无例外的都实行了共产党的一党制，但显然在霍尔瓦特眼中，共产党执政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充要条件了，恰恰相反，如果一党制的权力集中导致了新的阶级分化和权力分配的不平等，那么一党制便是国家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了。（参见第2章）

相比与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来讲，霍尔瓦特更具有一种勇敢的批判精神，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对马克思批判精神的忠实继承，但这种精神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多的被其他奇怪的形式掩盖了，人们很难看到对现存社会的深刻批判和反省，执政党严格的控制舆论和媒体，不同的声音无法出现，言论自由到今天为止也是个没有被兑现的承诺。而出自极左思维的“反革命罪”在中国直到文革结束近20年的199 7年才被从新《刑法》中剔除。[5][35]其实到今天，人们都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反革命。但现存的社会主义显然还缺乏足够的反思的勇气，在政治上压制异己的国家恐怖主义到今天仍然阴魂不散。

霍尔瓦特最大的理论贡献被认为是对国家主义的批判，无疑他的评价是具有权威性的，这一点没有多少人置疑，尽管他将现存制度分为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看法，无法进入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观点中，但其震撼力却不容忽视，因为这是一种真实的感受，是切身体验过的痛苦经历和不屈不挠的顽抗和挣扎。前苏联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计划的强大力量创造的工业文明，二是政治集权导致的对社会主义的背离。霍尔瓦特在批判斯大林模式时公允的承认了改模式在计划方面具有的极大力量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成就，但对由于权力分配不均导致的阶级分化和独立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霍尔瓦特将斯大林模式称为“国家主义”，并对国家主义做了明确的定义和描述：“如果一个社会的统治阶层承认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比如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被剥削阶级的解放等，但是将社会主义的方法修正成为一个决定性的、重要的方面 ：国家的角色，那么，这个社会被称之为国家主义”。[6][36]在国家主义之下，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已经不再是目标，人也不是社会的轴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的、和独裁主义的国家成为社会的轴心”（P25）他认为在国家主义之下，政治只是被复兴的另一种宗教，而政党则充当了教会的角色。国家主义是传统社会主义和权威性国家的混合物。国家主义源于早期社会主义理论的几个主要观点：（1）私有制是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2）自由放任的市场导致了经济周期衰退和失业；（3）工人没有经济权力，从而没有政治权力，改良的可能不存在，只能选择暴力革命。（P26）这个理论被广泛接受后，又会产生一些心理学的推论：（1）资本主义剥削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2）自由市场是周期失业、衰退和资源浪费和异化的源头；（3）没有市场的必要时，货币的存在也不必要；（4）无情无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创造了一种人对人时狼对狼的非人状态。个人主义是邪恶的，必须代之以集体主义。（P27）这些不确定的推论导致了一种悲剧性的后果：“消灭阶级，不能用熄灭阶级斗争的办法，而只能用激化阶级斗争的办法。国家的消亡，不能通过削弱国家权力的方式，而只能通过最大程度的强化国家权力的方式……”（P25），继而就是对个人和个性的直接否定。涂尔干认为：权力之所以集中是因为意识在结构上是宗教性质的，处于此种状态下的人倾向于选择一种“不发达的机械式团结”。“权力的集中不是出于高压政治的需要；它源于一种集体意识，权力之所以巨大是因为集体意识发达。”（P38）霍尔瓦特说：“敌人在国家主义环境种有很大的功能性价值。他们的存在实际上是领导人政治转制的唯一理由。没有敌人政治转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如果没有敌人，也要创造出敌人。”（P41）显然，在霍尔瓦特看来，敌人的存在具有动员功能和合法性功能。国家主义之下的执政党具有明显的教会性质，党性论无异于教徒对教会的忠诚。这种事实托洛茨基有过精辟的描述：“一个人只有和党在一起并通过党才可能是正确的。”（P43）这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种结果：泛政治化，一切活动都必须服从政治的考虑。对舆论和媒体的控制是国家主义统治的重要内容，对组织的忠诚和牺牲导致政治变成了宗教，而其成员也变成了教徒，而且是“加尔文主义式的教徒”[7][37]不管斯大林模式怎样扭曲了社会主义的形象，人们仍然忠诚的相信这也还是社会主义，尽管他们对此从来没有满意过。霍尔瓦特指出了这种错误认识的根源：（1）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是人们认为社会主义只有马克思一个版本，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正宗；（2）斯大林模式的国家主义恐怖，消除了人们批判和怀疑的动机，取而代之的是保持政治的正确性，和党站在一起，和内心的恐怖；（3）斯大林模式的国家主义从源头上具有社会主义的基因，做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人们的定式思维只接受两种现存的制度形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正是由于人们“对政治民主的嘲弄，对权力的吹捧和对国家所有制、传道的激情一起自然而然的早就了一个集权主义国家。”（P64）在那里，“个人被认为是国家的国有财产。”（P64）

霍尔瓦特认为，国家主义的产生和不幸的历史环境有关，这些历史环境包括：极端的落后、军事干预、不间断的危险和国际上的孤立，领袖的变态个性，缺乏政治民主主义的传统和经验；没有像样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以及反对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坚持等。但他指出：国家主义不一定产生斯大林主义，国家主义与更民主的政治体制式相容的。

霍尔瓦特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对于每一个了解社会主义历史的人来说都是发人深省的。他的生动的描述和深刻的见解，读来让人有种畅快淋漓的感觉。他的观点是具有震撼力的，认为现存的制度只有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看法固然有待商榷，但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说没有启发意义。

霍尔瓦特在批判现存制度的基础上型构的自治社会主义是他的另一重大贡献。关于制度设计的问题，霍尔瓦特在著作的《英文版绪言》中开宗明义的做过说明：“我必须请求读者注意，本书是一种制度设计的尝试。”通过对现存制度的批判，霍尔瓦特构建了自己的自治社会主义：政治上以自我治理 (self-government)为基本特征、经济上以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 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霍尔瓦特对自治社会主义的设计，涉猎了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许多成果，涵盖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论理学、法学和心理学的诸多领域，是一个整体的综合的考察结果，这种尝试是难能可贵的。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而言，从现实的挫折中霍尔瓦特获得的不是迷茫和困惑，而是一种锲而不舍，执着于行的实践精神。社会主义从诞生之初的空想到马克思将其科学化，一直对广大的劳动者阶层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马克思的理论源于18、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背景，其结论也出自对当时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理想社会的探索。后期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变化是马克思没有经历过的，自然他无法作出解释。资本主义所蕴涵的巨大生产力，是马克思没有预料到的，但是他用运他的方法做出了科学的预见：“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在其所蕴涵的生产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之前是不可能灭亡的。”马克思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认为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之后必然进入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预言在霍尔瓦特看来有修正的必要。他指出：社会主义不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她不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然的下一个阶段，不是只需要被发现的某种自然法则演化的必然结果，她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人类社会未来将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在霍尔瓦特看来是不确定的，未来社会不一定就是幸福的、合意的或是理想的。这他著作最后的结语部分可以明显体现出来：“这个世界不可能是没有冲突和问题的。但是这将是不同类型的问题和冲突。这样一个世界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它不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然的下一个阶段。它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如果人类本质上是自由的和创造的动物，那么，一个自由的社会就不会是简单的出现的。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是一种设计，它应当被创造出来，必须为之奋斗……”[8][38]“人类注定是不满足的和‘不幸福’的。”[9][39]“人类的困境是自我创造出来的。这必须被认为是一件好事。否则，发展将会终结，这将是所有可能命运中最坏的——一个无聊的、无目标的和毫无价值的人生。”[10][40]“如果存在着象幸福这样的事情，它意味着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能力。幸福必须被个别地争取，而不是给予的或是靠社会的安排来保证的。因此，未来社会可能不比现代社会更幸福。”[11][41]但是，霍尔瓦特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并不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设计，“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是一种设计，它应当被创造出来，必须为之奋斗……”显然，霍尔瓦特的出发点是建立在一种价值观的判断之上的，即在他看来，人类不仅有解释世界的能力，更要改造世界，但对世界的改造不会是盲目的，必然是有目的的，这种目的就是一种在人类看来是理性的社会制度。霍尔瓦特认为制度的设计和能否实现是两码事，制度设计仅仅和价值判断有关，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种价值观，应当是一个理想的正义社会。因此，社会主义的正义论是社会主义社会设计的价值基础。社会主义正义的三个组成部是自由、平等和团结，平等是社会主义正义论的核心价值，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现平等包括：生产者平等、消费者平等和社会平等。其中前两者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后者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特征。

霍尔瓦特的自治社会主义明显具有乌托邦的性质，但是他丝毫没有回避这一点，他说：“我只是对‘社会主义’这个客观事物表达了自己的评价。我实际是在说，‘我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是值得想望的’，这个评价既不是真的，也不是伪的。任何人都可以反驳我的观点，而不至于犯一种或者是逻辑上的错误，或者是事实上的错误。”[12][42]这样一种探索的态度让我们不能否认他的自治社会主义是一个伟大的构思和设想。

勃朗科·霍尔瓦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一书，是其毕生研究的结晶。书中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主义的批判，现存社会形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选择和自治社会主义的设计是他对社会主义历史及其未来的整体构思，仅仅写作这本书就用去了6年时间，构思时间则可以延溯到，他称这本书是他毕生的心血，所以做为一个读者，在仅仅读了两遍他的著作后就冒昧的评价他的理论缺陷，实觉内心惴惴，总有些担心自己没有透彻的理解这位大师的思想。但诚如霍尔瓦特本人所言：“任何人都可以反驳我的观点，而不至于犯一种或者是逻辑上的错误，或者是事实上的错误。”（P266）因此，笔者斗胆就这位大师的思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必须感谢霍尔瓦特在著作中给我的极大启发，他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斯大林模式——国家主义的批判，尤其是后者是非常精辟的，初读著作让人有种大快淋漓的感觉，仿佛压抑在心头很久的话被别人说出来了，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霍尔瓦特的经历、思维和资历，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写出这样伟大的著作，但是每一个身处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对社会主义都有一种切身的体会，尽管这种体会或许和大师相比是肤浅的，但却是同样真实的。但我们没有表达和批判的自由，尽管这种自由曾经被堂而皇之的赋予了每个社会主义的公民，但是却也被堂而皇之的剥夺了。霍尔瓦特对国家主义的批判——更准确的说应该是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我曾经在读完这本书后，在一种激动而又难以抑制的心情下写了《学术自由与政治》一文，多半的灵感都是源于霍尔瓦特的观点。

但在进一步的研读后，我发现霍尔瓦特的分析和他的理论框架存在几个明显带有争论的问题。当然任何一种理论或思想遭遇批评和引起争论都是正常的。我的观点也只是参与这种讨论。霍尔瓦特所引发的争论中，最明显的就是关于自治社会主义的设计，在我看来，自治社会主义无疑是个乌托邦，但霍尔瓦特本人的观点也让我有些诧异：他明确的表示社会主义并不一定就是资本主义的下一个必然阶段，某种意义上讲，她只是一种可能性，这和马克思的必然性结论显然矛盾，二者究竟谁是正确的呢？马克思的观点是对18、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分析的结论，而霍尔瓦特则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的结论，后者具有更明显的现实性，但并不代表后者具有可实现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否可以实现呢？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的实践来回答，但我个人认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必须也只能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带有明显的目的论特征，而霍尔瓦特则表现了明显的非目的论特征，这从他们在社会主义必然性和可能性的分歧上可以看出。霍尔瓦特的自治社会主义是以政治上的自治和经济上自我管理为基础的，他同时构建了自治社会主义的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基础。完全的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来对待。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和价值观，应该被创造出来，也值得人们去为之奋斗。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进步，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目的论看法则是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霍尔瓦特认为将资本主义私有制看作万恶之源可能是一种错觉，很可能是早期理论对人们的误导。如果把社会主义单纯的看作一种价值观来处理，那么社会主义的制度是否必然要依赖特定的所有制呢？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必须跳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逻辑。马克思把社会制度更多的看作一种上层建筑，他强调制度的工具性特征，而霍尔瓦特则将社会主义更多的看作一种伦理和价值观，并强调制度的伦理性特征。但这样更容易导致对制度的争论转化为对价值和伦理的争论，使对制度效率的争论转化为对制度好坏的分歧。由于价值判断是主观的，根本无标准可循，很可能会导致制度的设计陷于一种无休止的争论。另一个问题是，社会制度真的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无关吗？如果特定形式的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我们必须置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论断了。难道最后，一个社会的好坏只能通过比较人性的善恶和伦理道德的水平来衡量吗？

霍尔瓦特的社会理论中另一个被广泛肯定的贡献是对国家主义的批判。这一点我丝毫不怀疑他的伟大卓越的见解和深刻的发人深省的论断。但我的疑问在于，将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并列似乎不符合社会形态的基本系规则。人类社会历史上出现过得社会形态共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六种形态。基本上都是依据社会资源的占有方式划分的，而国家主义则更多的是从社会主体的角度定义的，与其对应的应该是个人主义、集体（组织）主义或是国际主义，而不应该作为一个单独的社会形态与前六种并列。尽管霍尔瓦特的“国家主义”是针对斯大林模式的，但他有一个隐含的观点就是，目前世界上尚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是国家主义的。他曾经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一种迄今为止尚未实现的制度。”在“两种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的观点被广泛接受的今天，霍尔瓦特的观点多少有些格格不入，但他还是以他雄辩的思维和逻辑说服了读者，没有人反对将斯大林模式定义为国家主义的观点，也没有人为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做辩解，因为人们都知道如果斯大林模式就是社会主义，那么所谓社会主义的科学必然是个谎言。那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如何理解现存的包括中国、越南、朝鲜、古巴、老挝和柬埔寨的社会制度呢？它们的制度显然不能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的，尽管现在西方国家已经开始流行使用“前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概念，但这几个国家的制度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的。它们的制度是国家主义的吗？霍尔瓦特显然是这样认为的，尽管他没有在著作的任何地方明确表达过，但是将现存制度只作二维处理的方法自然会得出这个结论。那么中国、越南、朝鲜等国家的制度是国家主义的吗？显然它们不会承认，国家主义在霍尔瓦特的著作里就是斯大林模式的代名词，这样一种遭到广泛反对和抛弃的制度形态被加在任何一个转型国家的头上都是不可能被接受的。我个人认为：霍尔瓦特对国家主义这一术语的使用导致了一种混乱。他本人或许是清醒的，他指出：国家主义不一定就是斯大林主义，它可以和其他的制度结合，但是斯大林主义却是实实在在的国家主义。在霍尔瓦特的语义中，国家主义是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因素的混合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制度畸形，这用来描述斯大林模式是完全成立的，但是如果将它作为一个一般的定义来描述资本主义以外的一切现存制度似乎不妥。这和政治学和社会学中关于国家主义的定义存在明显的分歧和差别。我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专门讨论这一问题。

此外，在国家的作用上，霍尔瓦特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一方面他毫不留情的批判了斯大林的国家主义模式，另一方面，在国家的作用方面他保留了传统社会主义者所特有的“政府情节”，而这种情节其实就是来自于他在第2章论述过的“二律背反”：传统理论认为自由市场造成了周期失业和衰退以及资源浪费，因此一个必然的推论就是用计划来替代市场。他不主张取消市场，他在著作的第12章，专门论述了计划和市场的问题。他批判了将计划和市场对立的悖论只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和辩护工具，不属于科学思维。[13]他分析了自由市场由于信息不完全和外部性以及垄断和公共领域的失灵问题；并论证了经济计划对协调经济决策、预测经济、指导经济发展及其指令性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五种类型的协调机制：（1）自由放任市场；（2）中央计划；（3）经济政策；（4）有组织的信息生产和传播；（5）市场外的非行政协调。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最优的利用所有五类调节机制，使社会成员的福利达到最大化。但事实显然没有这么简单，霍尔瓦特的观点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并没有太大差别，相反他根据偏好“折中”，这种方式上的折中往往会给实践带来极大的困难。从他的以政治自治和经济自我管理为基础的自治社会主义制度内容看，一个强大的政府总免不了险入国家主义陷阱的可能，经济自治的一个重要前提，使霍尔瓦特主张的劳动者的平等联合和对企业的平等参与型管理，但管理结构种的等级制和权力分配及其监督都是无法绕开的“阿喀流斯脚踵”。此外，他对宏观经济组织和机构的设置的设计也不是完全理想的，这种设计中经济组织（计划局、国家银行、发展基金组织、收入和价格仲裁机构）的各项职能（保持经营条件的均等化、保证市场平等、实现经济发展）与目前国家经济宏观经济职能的差别甚微，而且其机构设置也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和较强的计划性，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曾有过较深刻的教训。

最后，霍尔瓦特的分析方法中有一个他没有指出的方法，即建构理性主义方法。必须承认他在整个著作中方法论的应用都是非常成功的，这一点连西方经济学家都叹为观止，并给予了较高的赞誉。但建构理性主义方法的使用是制度设计中必须借助的工具，也是结论引起争论的根源。这一点霍尔瓦特没有明确说明，但是他从头到尾都在强调他的目的就是在于设计一种制度。这种态度是开朗的，也是进步的。比起那些通过各种看似严密的逻辑，运用实证方法论证出一个结果的制度分析法，我认为是一个进步。因为实事求是的讲，实证分析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往往在论证之初就假设了一种制度偏好，而论证者则声言其理论是中性的。但霍尔瓦特坦言：制度设计基于一种价值判断，而一种有意义的价值判断必然基于真实的事实，蕴涵现实世界的实际状态。建构理性主义是与进化理性主义并存额两种理性观。建构理性主义蔑视非理性，主张人生而智慧，认为人可以根据理性原则对行为和行为规则做出规划而回避非理性的现象。因此，建构理性必然有三个假设：（1）社会主体具有完全的信息；（2）可以准确的预测结果和未来；（3）在结果选择中只有“最优”，没有“更优”。从这样的假设出发，结果自然不会出乎意料了，制度设计本身也逃不脱这个嫌疑，霍尔瓦特坦率的承认他是在“做一个制度设计的尝试”，并指出“任何人都可以对他的制度提出批判”，而且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可能性，她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他的这种“设计态度”是他区别于其他构建理性主义者的最大区别，多数构建理性者都顽固的坚持自己的“设计成果”，而他在设计之初就承认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并认识到了人类未来的不确定性，这又使他的观点带有明显的达尔文式的进化特征。如果我们从一种知识增量的角度看，霍尔瓦特的制度设计无疑是一种贡献，他没有强迫其他人接受他的制度，只是自己的锲而不舍的实践这这一制度，并以开诚布公的态度将她暴露给世人任其批判，或许这正是这位大师在选择了社会主义信仰却遭遇了国家主义扭曲和异化后，个人认识的一种进化吧，或许他的方法是一种进化论的建构理性主义？

『克』勃朗科·霍尔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美』詹姆斯·布坎南，格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德』何梦笔（Herrmann-pillath）：《政府竞争：大国转型体制理论的分析范式》，文章来源：http://www.unirule.org.cn/Academia/neibu01-hemengbi.htm。

『美』《 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国家的作用》，原文见北望经济学园网站。

『德』恩斯特·卡希尔：《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法』让·布丹：《共和六书》，来源：www.007ebook.com.。

『意』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来源：www.007ebook.com.。

『英』霍布斯：《论公民》和《利维坦》，来源：www.007ebook.com.。

『美』悉尼·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美』尼古拉斯·施普尔伯：《国家职能的变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

『英』赫伯特·斯宾赛：《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华夏出版社，2000年。

『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两篇》，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美』约翰·1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美』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译林出版社，2001年。

『德』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英』F.A·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

『英』F.A·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英』F.A·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英』F.A·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英』F.A·冯·哈耶克：《立宪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韦森，《从个人的习惯到群体的习俗》，见《社会秩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

胡水君，《法律、立法与自由》，来源：中国法律思想网。

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启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

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李文溥：《斯大林<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讨论稿。

张谊浩，陈柳钦：《经济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原文见北望经济学园网站。

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人民出版署，1975年版。

王安：《25年：1978－2002年中国大陆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

顾自安：《学术自由与政治》，原文见：中华复兴网、学说连线、中国机构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