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中找异、异中求同 从宇宙的角度来看，地球本身极小，而在这里面又分出国家和政府，似乎是没有意义的行为。正是由于这种狭隘的区分方式，造成了许多毫无意义的战争，如庄子所说的“蛮氏”与“触氏”之争。章氏把这样一种狭隘的观念和行为称为狭隘之民族主义。我们知道：每个民族都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体制。所以，从一个抽象的层面来看，所有的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政权的独立必须以思想的独立为基础。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观点就如一个人没有自己的主见一样。时刻充满被征服的可能。 但是我要澄清的是，我并非刻意从中找“岔”，也决不扭曲客观存在的现实，更不会借此煽动分歧。我想做的只是在遵守客观现实的前提下寻找中西管理的差异，并用历史经济学的观点来加以剖析。然后取长补短、协调结合，达到“天下大同”（至少也是“天下略同”吧）。因为“分久必合”的规律决定了世界走向一体化的局面指日可待，另外，现实思想的在磨和中的交流、分歧下的吸收也验证了这一趋势的到来。而政体的“统一”必须以思想的“同一”为先提条件。一方面追求全球化，一方面重视本土化，似乎是一种矛盾，却显然成为不可抵档的趋势。 科学本无国界，从管理科学层面来看，无所谓中国式，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美国式、日本式的区分。大家都一样，在不同的地区，存在并应用着相同的科学技术。哲学就不一样，各地区具有不相同的风土人情，表示各地区的哲学并不相同。管理必须和当地的风土人情结合在一起，才能增强效果，所以各地区的管理哲学不太一样。 在一八七四年的《文明论概略》中，福泽将世界划分为“文明”、“半开化”、“野蛮”三极构造，即欧美列强为“文明”，非洲和中国为“野蛮”，日本为“半开化”。“文明”与“野蛮”的殖民主义式的二元对立主义言论，最终归结为善与恶的二元对立。最为典型的言论是福泽于一八八五年发表的“脱亚论”。“脱亚论”宣称中国与朝鲜为“野蛮”，惟有日本在向“文明”转化。这一典型事例表明，对于用欧美列强的逻辑自我殖民地化的事实，日本已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中国则坚守原地。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中国人的“故步自封”、“自我陈化”；而日本人则“奋力进取”、“创新求富”。我不管他说的是真还是假，反正现实就是最好的证明：西方各国经历了一千多年基督教生活，淡化了血缘联系而专注与个人与工作的结合。而中国人还在“家族中心主义”的原始状态中徘徊不前。 一个中国人若脱离了由他的家庭，家族，氏族，邻居，朋友，朋友的家庭，朋友的朋友••••••等等社会关系给他规定的那个“位置”，就根本找不到他的“自我”。中国人的社会是由这样的一个一个“同心圆”联结成的。一个中国人要确定自己在中国社会里的“位置”，必须要先问清楚他和周围的人的“关系”。例如他可以是某甲的儿子，是某乙的朋友••••••而西方人在自我介绍时多说我叫什么，我是某个公司的职员等等。 台湾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仕强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将中西做过这样的区别：美国式管理是一个“我要──我成”的历程，其中“我要”是一个目标管理，“我成”是一个成果管理。在这一进程中它奉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精神，以“竞争”为手段，拿“数据”为标准。日本式管理是一个“同生──共荣”的历程，“同生”指“一起进入公司的辈分”要有“同死”的觉悟，培养出一生一死的交情，准备共同奋斗，绝不临阵脱逃。而“共荣”则要求大家共同分享荣誉，同时要有“共辱”的打算，因此合力追求团体的荣誉，却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在此历程中，无不充满“大和魂”的“爱团体精神”，以“一家人”为号召，“互助”为手段，拿“不事二主”作标准，来一致对外，奋斗到底。而中国式管理则是“修己──安人”的过程，“修己”即是修造自己，做到自觉、自律、自主。自觉受人尊重必须自动讲理；自律并尊重他人应该给足面子；自主提高自动自发的精神。便是修己的三大要领。“安人”就是“由开心而交心，借交心而共同关心，然后产生同心”的一连串“心”的变化，所以管理实质是“心连心”的过程，而“安人”则是“心连心”的结果。这是中西的一大区别。 美国的组织被看成一个棋盘，每一个单元、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节点，它有上下左右的关系。处理它跟上下左右的关系有一种标准化管理方式。在美国企业中，任何一个岗位都有岗位说明书。岗位说明书对工作岗位的要求说得非常详细。根据岗位说明书，职员跟上下左右打交道不会有问题。即使职员跳槽离开，新进入的职员照样还可以用，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会有一个记录。这是美国“个人主义”的充分体现。 日本的组织却不同，日本组织不是如此泾渭分明，它更象齿轮，无缝对接，强调团队协作工作，强调互相之间无缝互补。日本企业有它独特的企业文化。员工讲究互相衔接。其实这是由“效忠天皇”式的奴化思想教导而成的。 跟美国一样，中国的组织也是一个棋盘，但每个人都不是一个点，他们是很多很多个小圆圈，这就形成了势力范围，圆圈和周边的边界存在联系。每个人到岗位上首先想到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争权夺利，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同权力范围相互进行着碰撞。尽管有时也会形成好的衔接，但如果衔接不好，则井水不犯河水，各自的势力范围都划分得很清楚。 只有抛开或温情脉脉或等级森严的传统人际关系，秉承尊重个体和尊重契约的（西方）理性精神，中国才可能将企业非人格化，增加组织的可延展性、可复制性，建立“中外合一”的新型组织为“我”所用。 庄子所云“言非吹也，言之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有助于我们了解问题的复杂性。这就是说，“民族主义”下的思想独立固然重要，可是在不同时期，坚持的“民族主义”具有不同的后果。我们要在变异的时代采取求变的手法来面对思想的问题。正如有人把民族主义比喻成佛教所说的浮木，就是说，一旦我们过了河以后，就不必继续背负我们依赖过的那根浮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