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有组织的政府。政府的组织方式、组织结构以及组织效率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西方著名学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和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Thomas）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可见，在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政府扮演着一个无可替代的角色。 尽管在有关市场与政府的认识方面，经济学家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对该问题所进行的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探索。迄今为止，理论和经验已经证明，一个有限和有效率的政府，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困难的是，政府干预的范围和程度，并不存在一个人们都认可的共识。下面，通过对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航海的比较，我们发现：政府干预只有建立在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够更好地促进一个社会的发展。 一、东西方向的海上航向 明朝伟大航海家郑和（1371-1435）在1405-1433年间七下西洋的故事，已为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同样地，意大利著名航海家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的说法也已根深蒂固。然而，究竟谁是发现美洲大陆的第一人，目前并没有沉埃落定。谁是第一的问题，尽管存在诸多不解之谜，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分析。本文关注的是，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航海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些人们平时所忽视的东西？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说宋朝总体上属于一个外向开放型的朝代，那么明朝则是一个内向封闭型的朝代。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新政权，实行安内平党和海禁政策（包括严禁私商出泊），即关起门来巩固政权。他去世前，看到儿辈互相争权，便把权力交给了忠厚老实的惠帝，找了个借口，把最强干的朱棣远远发落。惠帝当政，一切都按太祖朱元璋的既定方针办事。四年后，朱棣发难，取代了惠帝，登基当了成祖。明成祖朱棣一上台就改变了朱元璋的平内和闭门锁国的方针，转而实行富国强兵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其代表就是打开海禁，鼓励私商，责令郑和组织了庞大的下西洋活动。 打开海禁和郑和航海大大刺激了当时的科学技术、经济、国防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么搞了二十多年，中国出现了汉唐以后又一次空前繁荣和对外称雄的局面，即历史上有名的永乐年，其文化事业发展的代表是《永乐大典》，国家综合实力的代表是郑和航海下西洋。 在公元1405至1433年这段短暂的时间，总兵太监郑和所指挥的宝船船队，七次英雄式的远航，遍及了中国海与印度洋，从台湾到波斯湾，并远及中国人心目中的黄金国—非洲。虽然中国从阿拉伯商人那里得知欧洲的存在，但并不想去那里。欧洲这个“远西”之地，所能提供的只有羊毛和酒，对他们来说，缺乏吸引力。在这三十年中，外国的货品、药物与地理知识，以空前的速度输入中国；相对地，中国也在整个印度洋上伸展了政治空间和影响力。当时世界的一半已经在中国的掌握之中，加上一支无敌的海军，如果中国想要的话，另外一半并不难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在欧洲大冒险、大扩张时代来临之前的一百年，中国有机会成为世界的殖民强权。 成祖朱棣以后，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先后继位。他们听从了一班儒臣的建议，认为下西洋和开海禁有伤民族文化传统和儒家风范。于是，他们重新搞起海禁和尊崇儒家，实行“罢宝船弊政”，迫使郑和停止航海，限制私商和禁止私商出泊。郑和死谏要求再次出海。看在老臣的面子上，皇上准谏。这一次郑和出海，完成了他最后一次下西洋的活动，从此留下了“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历史佳谈，而中国则开始了近五百年之久的闭门自守的漫长岁月。 在宝船最后一次航行后不久，中国皇帝下令严禁出海航行，并停止了所有远洋帆船的建造与修缮工作。违反禁令的商人和水手都被处死。在一百年间，举世无双的海军，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反而使倭寇在中国沿海一带肆虐。中国在对外大扩张时代之后，紧接着的是绝对闭关自守的时期。十五世纪初，中国这个世界科技的领导者，很快地离开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就在同时，正在萌芽的国际贸易和刚开始的工业革命，把西方世界推向了现代。 1451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意大利诞生。虽出身卑微，但哥伦布从小便立志要当一个航海家，作环球航行。19岁时，哥伦布随兄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定居。当时葡萄牙正试图绕过非洲去印度，但哥伦布认为不必绕过非洲，只要一直向西航行使可到达印度。然而从他1484年向葡萄牙国王提出这个建议开始，到1492年西班牙女王同意这一计划付诸实施，哥伦布花了8年的时间。1492年8月，年已41岁的哥伦布终于获得西班牙女王伊丽莎白的支持，带领120人分乘三只小船离开西班牙，开始向西环球航行。 1492年10月12日，经过30多天的航行，他们终于登上了北美巴哈马群岛中的圣萨尔瓦多岛。此后，哥伦布又先后三次航行到美洲沿岸，进行了实地考察。哥伦布成为西方第一个发现美洲新大陆的人。但他至死都把美洲误认作印度，西印度群岛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 二、政府干预的差异：航海成本的比较 在郑和与哥伦布的航海事件中，各自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极为不同。郑和下西洋，更多的是奉帝王之命，意在“宣德化而柔远人”，从而达到“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的境界。郑和下西洋的主要活动，无论军事、贸易、外交等等，都是以此为中心而展开。明朝既不求海外殖民地，更不求通过贸易而获利，不是不能，而是志不在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郑和的航海更多的只是一种仪式，一种符号象征罢了。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西方，殖民者之航海探险受到了王室的极大支持。1492年西班牙国王同意哥伦布的航海探险请求时，不仅封他为贵族暨大西洋海军元帅，更准他担任未来所发现的岛屿和陆地的总督，而且这些头衔都将世袭。此外，新发现土地上产品的10%归他所有；他也能参与新土地上所有的商业活动，投资和利润占总额的1/8。同样，1519年麦哲伦航海探险计划开始实施时，西班牙国王也答应从新发现的领土中，拨出1/20赏给麦哲伦，并允许他们参与未来的土地开发。 因此，远航探险不仅可以带来荣誉，更可以致富。这种赤裸裸的殖民和掠夺黄金财富的远征，使欧洲航海探险从一开始就注重每一次新发现的信息发布与记录，他们每发现一块新的陆地，一座新的岛屿，就给予命名，并划入本国的版图。 毫无疑问，明朝统治者潜意识里并不存在“互通有无”、“开垦疆域”的宏大意识，思维深处积淀的以农为本的政策取向，不可能生发出近世欧洲的“重商主义”模式。而这种封闭自锁、农业为本的自然经济，根本不是以拓展贸易、攫取资源为重心的商品经济对手。虽然郑和的船队，无论数量、质量、技术、吨位等装备各方面都是当时世界一流，但它并没有取得与世界一流相称的回报，扬威宣德的结果，是对经济利益的极端轻视，从某种意义上这也预示了明王朝的衰败与没落。 政府行为与私人行为之间，其中一个重要差别，就是预算约束的严厉程度不同，这在郑和与哥伦布的对照中就已有鲜明的体现。郑和的船队，仅第一次航海就有2.7万多人，大船62艘，加上中小船只共200余艘。郑和的宝船更是庞大无比，长约132米，宽约54米，吃水深度8米。最大排水量约1.48万吨，载重量约在7千吨左右。宝船有“九道桅”，“能张十二帆”，真是舳舻相继，在“鲸波接天、浩浩天涯”的大洋上，“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而哥伦布的所谓船队，不过3艘船，最大的船不过25米长，船员90多人。即使后来者麦哲伦1519年从西班牙西南起航的船队，总共也仅5艘破旧的三桅船，吨位很小，船员共265人，根本没法和郑和的舰队相提并论。 这样类似的对比，中国人往往容易陶醉于民族自豪感，震撼于郑和的壮举和船队的威武雄壮，但人们忽视了该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郑和的船队固然比哥伦布的大而且先进，但其付出的成本更高。哥伦布简陋的船队居然能够发现“新大陆”，进而殖民、开发巨大资源，而富丽堂皇的郑和船队仅能握手示好，挣了个脸面而已。这当中的距离，岂是船队大小可以比拟的！ 造成如此差异的根源，是政府在航海中的角色定位不同。明成祖朱棣虽比太祖朱元璋开明，但其主导性思维仍没超越小农经济意识，而儒家规范又极大地泯灭了人的进攻性、冒险精神和成功欲望，使得郑和的航海成了另类的明朝宣传版。反观哥伦布的航行，从他开始提出航海建议到获得西班牙女王的支持和赞助，其间经过无数次争辩、修改计划，前后花了8年光阴，可见航海主张得到统治者支持之不易。西班牙统治者的赞助，是经过了风险收益分析的考量，而中国皇帝一声令下，高兴了就航海，不高兴就闭关，丝毫没有关注航海的经济效应。 三、政府干预贸易的原则 如果说在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代，贸易还不是那么必要的话，那么在当今电讯科技和互联网普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贸易就是人类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人们已很难想象没有了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生活会是一幅怎样糟糕的图景。 由于没有哪一个国家拥有全部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如土地、矿藏、森林等）、人力资源（劳动力、知识、科技、教育、管理等）和资本资源（资本），所以进行贸易就十分必要，而非可有可无。表面上，贸易是物品或服务之间的交易，交易的结果往往表现为外汇的增加。但实质上，贸易是资源之间的交易。参与贸易的双方，都是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通过专业化分工和贸易来获取自身稀缺的资源，以达到增进国民的福利。单纯的外汇只是一种货币“符号”，其背后站立的是各种各样的资源。因此，惟有资源导向而不是外汇导向的贸易战略，才是贸易战略的核心。 贸易，通俗地讲，就是交换或者说交易。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贸易可分为国内各地区之间的贸易和国与国之间的国际贸易；物物交换的贸易和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贸易；有形的商品贸易和无形的知识产权等服务贸易；海上贸易、陆上贸易和空中贸易；强制的贸易和自愿的贸易；公正的贸易和不公正的贸易，等等。在具体贸易中，虽然贸易的利益在贸易双方之间的配置未必都是公正的，但只要是自愿而非强制、诚实而非欺诈的贸易，贸易双方就总能从贸易中获得利益。换句话说，双方的福利在贸易后都比贸易前有改善，即经济学上所说的“帕累托改善”。 由于贸易对一个社会的福利影响甚巨，尽管贸易几乎是或总是私人的事务，但政府通过贸易政策来干预贸易的行为已是不争的事实。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自由主义，就是人所共知的两种对立的贸易观或贸易思潮。在影响贸易的因素中，一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汇率、利率、贸易政策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都对贸易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建立更有利于己的贸易政策体系，一国能够在国家分工和贸易体系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进而能够攫取更大的贸易利益。 尽管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干预对贸易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政府的干预并非什么条件下都是好的，也并不总是有效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政府的干预也有成本。政府失灵，或者说政府失败，是相对于市场失灵的另外一种失灵。在某种情况下，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会产生更可怕的后果。譬如，国人常常引以为荣的郑和下西洋之事，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无疑是政府失灵的一个经典案例。 这里，我们无意比较郑和和哥伦布谁更早到过“新大陆”，也不想探究两者具体的航海历程。我们追问的是，在对外贸易中，政府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才是合适的？贸易由政府推动还是由私人力量推动，哪一种更好？前面的分析，已为我们提供了答案。无论什么时代，贸易都是自利的个人或组织为获取资源而采取的市场交换，因之，贸易的展开与自利的个体或组织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惟有在个体存在贸易欲望和贸易要求的情况下，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的政府，才存在创造或建立更适宜贸易的政策环境和贸易秩序的机会或可能。如果缺乏私人的贸易需求，政府的干预行为将会导致贸易效率的损失。 在市场经济中，从长时段考察，任何贸易行为的展开必须符合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原则。当然，贸易的利益，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维度，政治、军事、文化等利益也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是，经济利益是任何其他利益的基础和先导。郑和下西洋给后人留下了无与伦比的庞大叙事，但他们子孙的却必须努力学习哥伦布们的语言和技术。比较郑和与哥伦布的案例，我们不难体会：当政府的行为具有国家利益眼光，符合“干预的边际利益大于干预的边际成本”的经济学原则之时，贸易给人们带来的才是源源不断的财富，这样的贸易也才是人们所希冀的理想交易。 进一步延伸，在政府行为与私人行为之间，并不总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壁垒森严、界限明确。虽然政府有政府的行为逻辑，个人有个人的行为逻辑，但成本-收益分析对两者来说都同样必不可少。在资源稀缺的真实世界里，一个好的政府治理之道，不仅需要法治和民主来监督和制衡政府行为，同时也需要将政府行为纳入成本-收益的框架。以史为鉴，在当前的转轨时期，政府干预过度和政府干预不足对转型经济来说都是一个悲剧！倘若郑和泉下有知，内心亦有戚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