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经常受到外国的入侵和欺凌，当时有识之士们总是想办法要拯救积弱的中国，政治上采取革命方法，显然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文化上采取的也基本上是一种激进的革命方法。社会建设采用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而经济上最后选择绝对化的计划经济同样是历史的选择。我不对这些选择作出事后诸葛亮式的评价，我相信历史的选择都有历史原因，但是我必须分析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我的结论是那也是一种符合规律的选择，而且是恰到好处的选择，几乎是水到渠成。

　　但是我不认为改革开放是对过去倾斜发展模式的革命，而恰恰是在过去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也就是追赶型发展的逻辑衍生，或者叫追赶型发展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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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可以说中国金融基本具备了一个骨干的框架体系，包括金融机构、品种、工具、政策、资本与环境，都达到一定的阶段和水平，基本满足了发展的要求。但中国要进一步打造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最大的瓶颈在于金融人才。

　　今天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战场变为利益博弈之场。传统上的国家主权、领土占领、意识形态退居其次，金融控制、核心利益、民族身份、语言文化等的话语权博弈具有更深的层次，是不流血的战争，是灵魂以及身份与文化的较量。当今更高层次的博弈，国家是完好的，人民还是那些人民，领土还是那片领土，但是却没有自己的特征，完全是复制别人模式，人民还是那样的皮肤眼睛，但是灵魂却是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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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房地产开发基本上是以牺牲政策的严肃性、公平性、公正性为代价获得，使得国有企业以及控制国有资产的少部分人、与权力比较靠近的少数人、钻政策空子的少部分人获得空前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的确发展了，但社会公正遭到破坏。　

　　1978年之后，中央政府不得不把经济权力下放，国家无力大包大揽。在财税制度上，1982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体制的暂行规定》，决定实行“分灶吃饭”，到1988年，这一制度固化为“财政大包干”。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财政大包干”的弊端已经全部暴露了出来，一是“弱中央，强地方”，二是“诸侯经济”大行其道。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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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可以说1997年的经济政策是诞生GDP主义的始作俑者，这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劳动保护、教育公平、农民工权利等方面，表现在投资和出口占比越来越大，而消费占比越来越小，有关方面没有努力去促成政策的形成。但在GDP挂钩官职的刺激下，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

　　没有社会政策，已经形成的中产阶级就没有保护机制，而更多属于中下层的人更难上升变成中产。换句话说，GDP主义是以破坏社会来保障经济增长的。一些人认为，现在的中国处于中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期。如果从经济发展速度来看，基本如此。相反，从中产阶级的角度看，这十年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正在受到各个方面的挤压，更谈不上快速发展了。确切地说，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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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最近发布一份关于世界贫富差距的排名报告，报告前四名中有三名是华人国家和地区，第一名是香港，第二名是新加坡，第三是中国，第四是美国。有人评论道，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城市，在全球国家中并不构成典型意义，真正令人注意的是中国和美国，尤其是中国，不仅在大国中，即使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也是贫富差距最大的。

有调查说94%的美国人不嫉恨富人，据2006年的统计，超过五百万美元资产的美国富豪有114万人，超过百万美元的家庭有900万户。而同期美国“穷人”，年入25 000美元以下，占12%，有3 000多万人。虽然美国的贫富差距这样大，但一般美国人并不“仇富”。

学者们分析这主要因为美国的有钱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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