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房地产开发基本上是以牺牲政策的严肃性、公平性、公正性为代价获得，使得国有企业以及控制国有资产的少部分人、与权力比较靠近的少数人、钻政策空子的少部分人获得空前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的确发展了，但社会公正遭到破坏。
1978年之后，中央政府不得不把经济权力下放，国家无力大包大揽。在财税制度上，1982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体制的暂行规定》，决定实行“分灶吃饭”，到1988年，这一制度固化为“财政大包干”。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财政大包干”的弊端已经全部暴露了出来，一是“弱中央，强地方”，二是“诸侯经济”大行其道。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3
500亿元，其中，中央收入1
000亿元，只占总收入的28%，地方收入2
500亿元，中央财政支出2
000亿元，赤字1
000亿元。1993年7月，中央首次正式提出分税制的想法，将税源稳定、税基广、易征收的税种大部分上划，包括把消费税、关税划为中央固定收入，企业所得税按纳税人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增值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按75∶25的比例分成。在这项制度执行的第一年1994年，中央的财政收入比上一年就增加200%，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由上年的22%急升至56%，但财政支出占全国总支出比例比上年只增加2%。在中央把省里的部分税权上收的同时，地方也上行下效。地市政府的财政税收上收到省里，而地市一级则把县乡财政税收上收到地市，其结果是，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财权只有余下不到17%的水平，却负担80%的民生和绝大部分公共事务的支出。
由于税源紧缺而负担很大，到1998年之后，地方政府纷纷把出售土地作为开拓收入的重要来源，先是在1982年的《宪法》中规定城市土地为国有土地，农村是集体土地，但是不再享受退出集体的自由。20世纪90年代又规定土地增值税主要留归地方，地方政府一是大量拆迁城市土地搞房地产开发，但补偿价格极低，二是对于城市周边农村土地实行的是垄断收购，垄断出售，这样城市周边的土地买卖主要利益都归地方政府所有。在1998年实行货币化房改之后，地方财政富起来了。
与之配套的信贷市场的改革，原先的信贷由于基本上都是国有和集体所有，信贷是国有银行贷款给国有经济，于是那时的银行相当于财政的出纳，有一段时间商业银行甚至干脆被取消，只剩下一家人民银行。但是1994年的抵押改革、证券公司的形成、各大银行信托公司的创建、各级地方政府建立的投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这个时候信贷市场化有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很快地形成大量的呆坏账，使1993年前后的许多银行面临破产的境地。于是改革手段先是剥离资产上市，再就是2008年开始的集中向国有企业信贷，这进一步加强了国有企业的实力。在中国金融改革中，其实金融大力支持房地产开发商，其中有几种形式是资产流失的主渠道：①在城市周边农村的土地价格很低，但是一旦被房地产商收购后，被评估的高价是以前的好几倍，部分国有企业改制，往往就是把工人安置，把厂房下面的土地变为开发用地，这基本上是无本的买卖，诸如此类的动作基本上不需要多少资本金、甚至没有资本金就可以获得开发资金，再加上地款的分期支付，有的甚至没有支付。②房子开发最初只要得到土地就可以预售，这样又集中大批市场资金，同时不断地高估原来的建筑，获得比成本投入更多的贷款。③大量的灰色收入、行贿受贿滋生。
有人说初期房地产开发基本上是以牺牲政策的严肃性、公平性、公正性为代价获得，使得国有企业以及控制国有资产的少部分人、与权力比较靠近的少数人、钻政策空子的少部分人获得空前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的确发展了，但社会公正遭到破坏。
股市和房市是把普通老百姓和大中企业所操作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连接起来的一个主渠道，它既是资本市场，也是商品市场，它是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和商品收入的集合，也是大资本盘剥小资本的渠道。如果中国没有相对隔离的汇率屏障，那国内的资本流失与外国资本的套利联手，就容易成为掏空中国的主战场。
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这样一个可怕的局面呢？为什么国内资本和国际资本结合在中国就可能造成这样一个趋势呢？不少人说老百姓仇富，其实很多答案都告诉我们这仇富的背后是仇恨不公平、不公正，这是财富的灵魂缺失了正义的结果。任何一个社会的延续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价值与规范的传承。社会价值和规范的传递与承接，不仅关乎一个社会的信仰、道德和精神的确立与发展，在更深的层面上，它还决定着一个社会的经济能否持续、长久地发展。因为如果一个社会大部分财富的集聚都是非法而不道义的，那么这个财富集聚的程度其实就代表不公平、不公正的程度，代表社会的愤怒程度，反过来影响财富的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可以说，在终极的意义上，价值、规范或者说道德文化才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为深刻的动力源。
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在价值与规范缺失的日子里，你可以看到中国财富所走的道路是多么曲折和艰险。现实是，社会大量出现了房奴、孩奴、医奴，这与拉美化现象相似。少数人因为靠近权贵而成为暴发户，社会失去了公平价值，这样中国的价值与财富之间就出现了严重的对立和扭曲。
很多历史学家包括摩尔（Barrington Moore，Jr.）在他们的著述中说明了这样一个逻辑：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中产阶级；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这是对西方发展经验的描述。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为社会带来大量的财富，造就一个中产阶级。但是，资本主义不能为中产阶级提供任何保护。如果没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欧洲就没有今天的福利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迫使资本主义取向较为公平的价值观。
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把所有社会关系货币化，包括中产阶级。如何保护社会？保护社会是社会主义在欧洲起源的最重要因素。如果没有医疗保险、教育、劳动保护等社会保障手段，中产阶级就不可能生存下来。当然，如果没有中产阶级，政府的社会治理就没有稳定的基础。在西方，尽管政治上实行多党制，但就政策来说，不管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如果不能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利益，都难以执政。
中国则不然，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为了保GDP的增长，教育被当作经济政策来使用，很快就造成了教育的产业化和扩招。在任何社会，教育是需要政府和社会大量投入的领域，但在中国则成为一个暴利领域。同样在房地产领域，本来这是一个半市场、半社会化的领域，却同样一步到位地实现了完全的货币化和市场化，这造成了今天的房地产价格过高。同样的，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中，失业保险、社会救济与福利、医疗保险几乎全部取消，但是社会化建设却没有组织起来。
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一些学者主张再利用房地产刺激经济，这与政府主张十大产业振兴是矛盾的，会成为股市和房市失控的根源，因为信贷会不可避免地过量，而且在二者的对决中，资金会偏好这个领域。当时我建议2009年的财政投入与美国的投入在数字上基本相当，但货币单位不改变，这是一个总量控制，而且基本符合需要。结果加上地方政府财政投入据说高达30兆，而银行信贷也达到近10兆，又没有措施设法限制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市，结果2009年中国资产泡沫化严重。鉴于目前流动性过大，都偏好房市股市，目前正确的挽救办法是，投向十大产业、铁公基的项目资金尽量封闭起来运动，专款专户专用，这样既可以使经济总量增长不下滑，该上马的上马、不该上马的坚决不上马，减少失控、减少模糊投资，构建中国特色的定量宽松。
如果说1997年的房地产新政有积极的意义，那是因为房地产的确要市场化起来，而且那时也确实起到了克服危机蔓延的效果。但是由于不公平，包括单位福利分房，如果单位效益不好的话，那么就会什么也分不到，而如果单位福利极好，少数一家人分几套，这事实上加剧了城市部分分化，更主要的是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分化。总之，诸如此类的不公平改革，证明1997年那时只是社会不公的开始，十年过去了，那时制造的危机一天天、一步步在累积，加上这次又一次加剧，目前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6，制造这个差距用了十年之久，消除这个差异会要多久呢？
详见我的新作《秀水街与华尔街的探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