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许成钢
作者 l 许成钢（伦敦经济学院）
2020年美国大选，在社会经历高度两极化、极端化的背景下，经历了美国建国以来在大选方面从未有过的对宪政的挑战。支持和反对特朗普的双方都有相当大量持极端立场的人群，信誓旦旦坚信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才能重塑美国的伟大，似乎这次大选将决定美国未来的命运。
在大选结果由两党各州共同统计正式宣布之后，在任总统及其支持者们声称大选全面舞弊，不承认结果。但是他们从不同州，在不同法院（从基层到最高法院），发起的将近六十个试图推翻大选结果的法律诉讼，被所有的法院分别以缺少证据、违反法律原则或者违反宪政而驳回，不予立案。在此背景下，一些人全面怀疑...
从WHO宣布新冠肺炎大流行到今天已经第7周。全球确诊人数突破250万并且以每天7万的人数在增加。美国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死亡人数超过４万，这个数字远远超过过去几年美国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整体来看，现在我们还处在疫情的发展过程中，讲复苏还太早。正如WHO专家说的，我们还处于大流行的早期。疫情从武汉向全国扩散之后，从中国向全世界扩散。中国从第一波最严重的疫情中走出来并且有所控制，现在仍然在非常努力地试图避免再次爆发。这个时候，经济和疫情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微妙。
中国官方宣布一季度经济下滑6.8%不意外。我们知道，和经济基本面直接相关的是物流。在国际贸易上，船运占物流比重最大。但在国...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称为“中国奇迹”。所谓奇迹指的是不可复制的现象。但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日本、韩国、新加坡，甚至苏联和纳粹德国，都曾经历过高速经济发展。因此，经济高速发展本身很难称为奇迹。真正的中国奇迹，不是经济发展本身，而是中国的民营企业，从不合法到合法、从无到有的巨大发展。
为什么民企的大发展在中国可以被称为奇迹呢？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禁止私有经济。全部资源，都完全由政府自上而下控制。在没有解禁的条件下，许多地方政府，违反当时的党纪国法，暗中掩护甚至支持当地的民企发展，不仅帮助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更为后来的民企大发展奠...
中国网财经：您如何看待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制度？
许成钢：改革开放是非常重大、非常基本的方向性选择。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按照苏联中央计划经济制度模式，建立了全面的中央计划经济。所谓中央计划经济，是中央自上而下的、非常详细、具体、全面的计划。其前提是，中央必须直接控制所有的企业和资产。这是从上到下，控制生产和执行计划的基础。
之后经过大跃进和“文革”，从基本上改变了中央直接控制所有企业的制度，把中央各部门控制几乎所有企业，改变成各级地方政府控制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而且，把每个县级及更高层次的地区，都发展成基本自给自足的经济。这种中国创造的向...
本文为许成钢教授“文革的制度起源”系列之五
文化革命是一场恐怖政治的群众运动，产生于极权制，有着深厚的极权主义历史渊源。一方面，其渊源包含大量的外来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就存在的暴民政治，也是其产生的土壤，例如近代的义和团暴乱。虽然大跃进改变了中国极权制的经济和行政的操作，但极权主义本身，从基本思想到基本制度都是外来的。文革中爆发的宗教式的狂热，暴民的宗教狂式的迫害，是极权主义的果实，是外来影响和历史成分交互催化的结果。
极权主义的宗教狂和大迫害
极权主义与宗教式狂热是密不可分的。文化革命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宗教式的狂热。遍及全中国的宗教狂是...
我认识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有20多年了。8月29日，詹姆斯撒手人寰，噩耗传来，我深感震惊，那种沉重的感觉一时难以用笔墨来表达。我知道他久卧病榻、重病缠身，但是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有所好转，而我忙于工作和教学，奔波在世界各地，多次说过要去看他，没想到从此天人永隔，此时此刻只能用“追悔莫及”这四个字来形容。
詹姆斯是一个特别平和、温和、随和的天才，讲话不多，身材很高，腰板笔直，永远面带微笑地对待所有人。两眼放光，像是能穿透你的灵魂。我最后一次与詹姆斯见面是去年夏天，那时他同时是香港中文大学和澳门大学的特别教授（Profes...
9月23日，在第二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经济学家、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成钢对最近出现在中国的一场争论——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AI）是否可以重振计划经济，给出了否定回答。
许成钢称，机器只能习得可度量、可传递的数据，而对基于人类自身心里感知的原始基础要素无能为力，更无法模拟人的目标行为。
他表示，人工智能只能执行有限范围内目标清晰的任务，但国家经济制度并不属于此类。试图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建立计划经济与人工智能得以发展的基础相悖，“大数据从市场上来，你如果把市场消灭了，数据没有了。你说，我现在收集了人类历史上没见过的无数的数据，我就可...
感谢《比较》组织这个重要的讨论，也感谢帕特里克·博尔顿（Patrick Bolton）教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向我们介绍他的最新研究工作。今天讨论的这个研究和20多年前博尔顿教授和其他的同事来北京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互相呼应的。20多年前，我们在北京召开了现代企业制度的研讨会，讨论现代企业治理。当时的背景是中国改革进入了重要的阶段，在那个阶段，一个关键问题是试图在中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那次会议之前的1994年，还召开过著名的“京伦会议”。
20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国际上有重大的金融危机发生，直接和现代企业制度有关。在中国，我们有很大的进步，但...
创新对长期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举世公认。但创新从来不单纯是技术的创新，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转轨国家、历经改革的国家，最重要的创新是制度创新。中国改革的前30年里，在从计划模式转轨到市场模式方面，在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其中最大的部分是制度改革，或制度创新。其核心是废弃过去约束经济发展的制度，代之以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
用市场制度代替计划经济，解散人民公社，开放吸引外资，扩大贸易，允许民营经济大发展，取代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等等。这些“创新”的制度使资源得以大规模地优化重组，大大地减少了落后制度带来的浪费和低效。从制度层面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