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有20多年了。8月29日，詹姆斯撒手人寰，噩耗传来，我深感震惊，那种沉重的感觉一时难以用笔墨来表达。我知道他久卧病榻、重病缠身，但是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有所好转，而我忙于工作和教学，奔波在世界各地，多次说过要去看他，没想到从此天人永隔，此时此刻只能用“追悔莫及”这四个字来形容。

　　詹姆斯是一个特别平和、温和、随和的天才，讲话不多，身材很高，腰板笔直，永远面带微笑地对待所有人。两眼放光，像是能穿透你的灵魂。我最后一次与詹姆斯见面是去年夏天，那时他同时是香港中文大学和澳门大学的特别教授（Professor at-large）。春天的时候我去他家里，他说快要离开澳门大学了，他的最后一个博士研究生要答辩，希望我做答辩委员会的成员，我慨然应诺。夏天的时候，他作为博士生的导师，我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一起在澳门大学出席答辩活动。

　　通常的答辩，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挑毛病。作为答辩委员会的成员，我按照学术惯例挑了些毛病。在答辩现场，詹姆斯一点不做声。答辩结束了，那位博士生只需要对论文做小的修改即可通过。我们接受通过的结论都已经写好，字也签了，我以为万事大吉了，没想到还有个小小的余波在等着我。

　　和詹姆斯一起在回香港的路上，他用绅士风度最温和地暗示说，在若干地方上，他觉得我太苛刻了（这是我对他的表达的直白概要）。这件事让我感到，他对自己的学生，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内心里有一种保护的情怀。他还告诉我，他很快要去中亚国家访问。我们相约在那之后，在香港再聚。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别。

　　我和詹姆斯的友谊，既有学术上的切磋，也有个人的交往。他在信息不对称方面建立的模型，是影响经济学几乎所有领域的基础。因此，在读书时，他的工作就是我们学习的经典。他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他的研究领域和我的导师之一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2007年诺奖得主），高度重合。这并不是偶合，因为，他们实际上都是阿罗（Kenneth Arrow）的学生。据阿罗自己说，虽然在詹姆斯的学位上正式签字的是别人，但学术上是阿罗在剑桥访问时，指导了他的论文，使他进入了信息不对称领域（Arrow， On ethics and economics： conversations with Kenneth J. Arrow， Routledge， 2017）。因此，虽然他比马斯金年长，他们是共同导师指导的，相当于同学，早在1970年代末就成为朋友。当时马斯金刚获得博士学位，在剑桥访问。自从詹姆斯获得诺贝尔奖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多次颁给信息不对称、激励机制、合同理论、机制设计领域的学者。几乎所有人都是阿罗的学生。

　　1991年哈佛大学博士毕业之后，我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就职。从距离上说，离当时在牛津大学执教的詹姆斯很近了。在精神上，离他就更近了。因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很多资深同事是他过去的同事和学生。我跟詹姆斯的第一次直接的比较亲近的个人来往，是1995年在东京的计量经济学年会。计量经济学学会是经济学界中最重要的国际组织，每四年开一次世界大会，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轮流举办。

　　那天晚上，我们参加完一个重要仪式之后，一伙儿欧洲大学的年轻经济学者（多数现在都是经济学各领域的领军人物），去外面找地方吃饭，其中只有他一个是我们的长辈。他和我们混在一起，大家不分长幼、嘻嘻哈哈地一起开玩笑，逗乐，吃饭。那个场面一直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每次想起来，都被他的和蔼可亲所打动。在这十几个月之后，他获得了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詹姆斯的获奖，在经济学的几乎所有领域，在英国，都是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因为无论是他的理论的影响，以及他个人在学术界的直接巨大影响，都超出多数其他的诺奖。伦敦经济学院为此举办庆祝活动，在场几乎所有的发言人都号称自己是詹姆斯的学生，包括间接的，和间接又间接的，就像大家庭里讲家庭树的关系一样。为什么大家都说自己是詹姆斯的学生呢？经济学有很多的领域和分支，怎么可能这么多领域里的学者都是他的学生呢？因为他的理论和个人的影响，不仅深刻，而且普遍。

　　当时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里，直接是他的学生的有好几个（更早时期，人数更多），而且每一位都是学术领袖，例如公共财政领域的、后来因重大学术贡献而被封爵的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研究劳动经济学的艾伦ˑ曼宁（Alan Manning），研究国际贸易的托尼•温纳博斯（Tony Venables），研究博弈论和金融的申鉉松（Hyun-Song Shin），研究经济理论的凯文ˑ罗伯兹（Kevin Roberts）等等。我的导师马斯金的主要合作者帕萨•达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因重大学术贡献后被封爵）， 彼得ˑ哈蒙德（Peter Hammond）都是他直接的学生。金融领域的领军人物富兰克林•艾伦（Franklin Allen），研究私有化方面的领军人物约翰•维克斯（John Vickers），转轨经济学方面的领军人物保罗•西布莱特（Paul Seabright）等等，都是他直接的学生。他的学生，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不需要我在此介绍。从他的直接学生的成就之大和领域之广，即可知道，詹姆斯对经济学的影响之普遍、之深刻。

　　詹姆斯获得诺贝尔奖的具体成就，是讨论最优税收的激励机制问题。最重要的是，他的工作，首次为社会科学面对的最基本问题，即信息不对称问题，建立了模型，而且解出了其中的核心问题，从而为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信息不对称，作为社会科学面对的基本问题，最早是哈耶克在批评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时提出来的。但詹姆斯是第一个通过严格分析，破解这个重大问题的人。在此基础上，经过许多杰出学者的努力，当年哈耶克的哲学论断成为今天坚实的社会科学理论。当然，直接启发詹姆斯的并不是哈耶克，而是与他共享诺奖的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rey）。他们研究的问题也不是市场社会主义，而是最优税收。但是，从理论上，这两个问题的基础都是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不对称高度相关的其他经济学领域包括契约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这些又经常被归到博弈论里。而且，信息不对称在博弈论的文献中，占了非常大的比重。因此，博弈论的发展、机制设计理论的发展，合同理论的发展都和早期詹姆斯奠定的基础紧密相关。

　　詹姆斯长期在牛津，后来离开前往剑桥，再后来又离开剑桥来到香港，而且与中国经济走得非常近。这涉及一个始于伤感，终于幸福的故事，这个故事和他的两任太太有关。1993年，詹姆斯相濡以沫的妻子因癌症过世，詹姆斯备受打击。睹物思人，詹姆斯一直沉浸在巨大的悲哀之中。见此，剑桥大学的同事，希望能帮助他走出丧妻之痛，邀请他前往剑桥。

　　詹姆斯的第二任太太派翠莎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派翠莎本人曾经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文革之前与之后，与许多重要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密切的交往。派翠莎的前夫，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不幸过世之后，2001年，派翠莎与詹姆斯再结良缘。结婚之后，在派翠莎的影响之下，詹姆斯，这位纯理论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同乡，被带到了研究中国问题的圈子里。2004年，在剑桥召开的中国经济学大会上，詹姆斯也破天荒地来参会，这是我第一次在讨论中国问题的大会上见到他，而且他是会议的主角。

　　我相信至少部分因为派翠莎的缘故，从剑桥退休之后，詹姆斯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理论经济学家之一，不远万里，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同时接任了澳门大学的聘书。

　　詹姆斯到香港的时间比我要早。当我决定要到香港去的时候，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们纷纷说：“成钢，你快去找詹姆斯吧，他在那儿一定很寂寞！”果然，我在香港第一次邂逅詹姆斯既不是在家里也不是在研讨会，而是在一场音乐会上。他定期去听音乐会，我也是相对有规律地去听音乐会，一见面我们彼此都非常兴奋。他滔滔不绝地讲述香港的趣闻，我说，你对香港比我熟悉多了。他说，只限于香港的山道野径（他热爱攀爬香港的山道）。

　　2007年，我的导师马斯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不久，我和詹姆斯在一个场合相遇，他笑眯眯地跟我说：“哦，那个年轻小伙子（that young chap）得奖了。”他开玩笑地称当时50多岁的马斯金为小伙子，其实他自己得诺奖的时候正好60岁。

　　很多诺奖得主的工作都是以詹姆斯ˑ莫里斯的工作为基础的，或者直接相关。2016年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家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om） 说，“詹姆斯的工作，是巨大量研究工作的起点。”而2016年诺奖另一位得主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其著名工作之一是和桑福德•格罗斯曼（Sanford Grossman）合著的论文，解决了莫里斯的道德风险模型中没能解决的基本技术问题。从此，在激励机制理论、契约理论中，经典的模型，起于莫里斯模型，但普遍的解要依赖格罗斯曼-哈特解。这是莫里斯开创领导契约理论的一个重要例子。

　　虽然取得了这样万众瞩目的成就，但是詹姆斯本人永远特别平和，这种平和不是表面上的，不是某个场合的，而是贯穿他的所有方面、贯穿他的一生。在学术上他是一位伟大的奠基人，在常人眼中他是领袖，但是他从来也不表现为权威，他跟年轻人永远是讨论的关系。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1999年柏林的欧洲经济学会年会，我去听了他的演讲，感到受到重要启发。当时，哈特提出来的不完备合同理论在学术界正在经历一场大辩论，辩论的中心是试图寻找不完备合同理论的理论基础，辩论很激烈但是没有答案。我朦胧中觉得詹姆斯给出了一个讨论的新思路。演讲结束之后，我上去跟詹姆斯说：“你的演讲给我了一个重要的启发。”听我说完之后，他说：“我对奥利弗ˑ哈特的这个工作不了解，你讲给我听吧！”这番话让我非常吃惊，因为我只是一个无名年轻小辈，随口一说，而他是这么了不起的权威，竟然在我面前承认自己“不懂”。见我愣着，他说：“走，咱们俩找一个咖啡馆去。”我们俩找了一家咖啡馆，在桌子旁边坐下，他拿起桌子上的餐巾纸递给我说：“你就在这上面写，给我说说，我愿意知道这事儿。”

　　学术界还有一个重要故事值得记录下来，从中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詹姆斯的为人。1996年，詹姆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有趣的是，和他的成就直接相关的一篇论文，关于道德风险，在他获奖的时候并没有发表，一直拖到1999年才得以发表，而且是被邀请发表的。

　　学术界所谓的顶尖杂志都是投稿、同行评议制，没有邀请的。匿名同行的几轮评审非常挑剔。那个时期，博尔顿（Patrick Bolton）做《经济研究评论》（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的主编，博尔顿说：“咱们这行里有这么多经典的论文，被广泛引用，影响力特别大，但都没有发表，我想改变这个情况。”于是，他就写邀请信给几位最有名的经济学家，包括詹姆斯和马斯金，邀请他们把从来没有发表，但是在学术界早就产生重大影响的工作论文，送到他的杂志来。当然，博尔顿也在信中声明说“还是要通过评审的过程，不保证能发表。”

　　在这样的背景下，詹姆斯把这篇论文投给了《经济研究评论》，经过常规的评审流程之后，这篇论文终于得见天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篇论文之所以没有发表，是因为詹姆斯曾经投给了经济计量学会的会刊Econometrica。第一轮的评审已经通过，论文发表已经几乎是板上钉钉，但是詹姆斯自己把论文从编辑那里要了回来。这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因为在顶级期刊上发文章，对绝大多数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而詹姆斯发表文章的数量并不多。詹姆斯之所以这样做，原因是他发现论文里有漏洞，希望修改，后来就放在那儿了。可见，詹姆斯不仅是天才，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而且还有着无可挑剔的道德、人品、学风。

　　非常杰出的理论经济学家凯文ˑ罗伯兹是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资深同事。有一次我问凯文：“詹姆斯这么重要，为什么最近很长一段时间里，发表文章很少？”凯文回答说：“因为他不做容易（trivial）的工作。而碰上不容易，同时还做得出的工作，机遇很小。”

　　经济学界广泛流传着很多詹姆斯的美好故事，我匆匆的追忆往事，点点滴滴中都是詹姆斯温暖的笑容，我的心境也愈发因为他的突然离世而悲怆。詹姆斯就是这样一个人，永远保持平和，在我们眼中他是学术权威、泰斗，但是他自己的内心里，他完全是个普通人，年轻人。詹姆斯永远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