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参加了若干学术活动，包括在几个大学讲学，见到许多学界的朋友。其间也不免“臧否人物”，一次对几位老同学提出批评：一，没有把自己的研究与“当下”打通(包括缺乏问题意识、题目似新而旧);二，在研究方法上，没有什么创新，不足以代表新的一代。

说起来“大言不惭”，好像自己倒有几把刷子似的。于是不免扪心自问：小老高，你到底有什么“自己”的方法可吹?

为梳理自己的想法，我想，也许可以从“法国人与中国学术”这一段逸闻说起。

2010年，我曾访问位于巴黎的法国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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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要不要“私有化”成为了一个很大的争论点。

　　我要说的是，所谓“私有化”、“私人财产权”问题，是一道分水岭，是我们“再建道统”必须面对的问题，不能因为那些人“老根儿上”错了，我们也就一直错下去。

　　我还要说，在众人信奉的“原教旨”那里，对“私有财产”的指控乃是一个“跳跃式”的思维，本身即不无问题。

　　老友台大社会学教授孙中兴写了一本关于“异化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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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世界史、现代史会怎么说”，这一句问话也可以换成：究竟“中国现代史始于何时”？

　　按照一向的说法，中国现代史，是始于二十世纪（比如1919年）。在一般学子看来，这好像没什么可争议的。

　　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国人一般的认识，则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有两部代表作，《中国的命运》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分别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人所作。战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把它前推了40年，不是拿1840，而是以1800年划界，其代表作为《剑桥中国史》。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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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乾隆十三年，是为公元1748年。如果我们能以1750年为界，“契入历史”，不但中国的康熙皇帝成为西方崇拜的楷模，乾隆朝的所作所为，也可圈可点。中国传统与所谓现代化之间，似乎存在一种“共融”与“同步”的关系，而并未完全“决裂”。

　　但是在“文化”的层面上，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二者的“不相容性”。于是“有人”（或谓“历史老人”）不答应了。而且其目标，这一回是不灭中国传统文化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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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十二年，乾隆朝第一次“教案”方兴未艾。据一批档案史料《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记载，这天，从湖广江陵县来了一伙差拨，带着一个犯人，正是一个老外。据说是在湖北经商，现因患病，要递解回澳门的。经过最后一站广东香山县时，却引起了当地官府的怀疑。经过盘问，这才发现，他并非什么商人，而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多年在江宁、汉口、武昌、荆州等地，非法秘密传教的法兰西传教士。

但是，这一切都被遮盖了。原来该人“黄明凤，实系在江陵地方行教被拿，起出天主经一卷，本官禀明上台，从宽办理，故此文书说是买卖”。黄明凤则自称：因患病在一商家住下，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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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先生在《文化的三阶层》里写道：马克思所看重的经济（物质）人生，只尚在文化第一阶层中。此下第二（社会的政治的）、第三（精神的心灵的）人生，固然建立在第一阶层上，固然将为第一阶层所限制，但亦决非为第一阶层所决定。如果把人类文化演进，永远钉住在物质人生之最低阶层上，这是唯物辩证法所犯最大的错误，也就不免以斗争精神为历史演进之主要特征。

　　这大约就是为人们所诟病的只讲“生存权”的“养猪主义”，在几十年前，为多打一点粮食的“疯狂”和不择手段（“一切为了亩产万斤”，参见东夫关于四川大跃进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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