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的举证

听到福山的名字，总以为是日本的一个历史人物（如明治时的），也没读过他的书。刚刚看到FT中文网刊登的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的一篇访谈《与弗朗西斯·福山共进午餐》，才知道他是当代人，比我还小着几岁呢。当然他早已名满天下，粉丝一大堆了。

据作者说，福山最有名的一本书是《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他在书中指出，自由主义民主是治理现代国家的唯一方式。我有一种感觉，现在他对民主的支持，有着比以往严苛得多的前提条件。

——佚史氏曰：可见，“民主”并不是那么简单，不能像“白开水口号”那样喊上一喊，就完事了的。

他说：“我现在的感觉是，下一段时期哪种制度会运行得更好——是高质量的威权制度，还是一个陷入僵局的、瘫痪的、有许多制约与平衡的民主制度，这是个有待讨论的问题。”

——佚史氏曰：如他所说，世上并不是只有“民主”与“专制”，这两种政治制度的。

“从长期来看，有许多制约与平衡的制度更容易维持，这恰恰是因为制约与平衡允许（制度）调整。你可以摆脱一个不好的领袖。”

——佚史氏曰：不过，一心为了摆脱坏的领袖，那已是“剑走偏锋”了（尽管它有成千上万个“理由”）；注意，他在下面还说到西方并不应视为典型。

话题转到中国，福山说：“中国威权制度的优势之一，在于他们在毛泽东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即绝不再允许任何个人对制度握有如此的主宰权，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了任期限制。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决策都必须是集体决策。但是，最终，那种制度也会失去效率。”

然而很快我就发现，他也并不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很好。“只要看一看美国那些利益集团对哪怕程度最低的一点改革都予以否决的情形就知道了。”

——佚史氏曰：各位注意，他是怎样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而进入对具体事物的分析的。

他在新书中提出的问题是，现代国家是怎样产生的。福山用三个特征来定义现代国家：正式的官僚制度、法治和问责制。他忽略了西方古典主义的古代时期，转而从中国官僚国家的产生说起？理由何在？

——佚史氏曰：各位注意啊，“问责制”，这跟我说的“负责任”是不是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其下一段议及董事会方式即无需对下负责云云）？而且，这三个特征，“官僚制度”、“法治”和“问责制”，在传统中国是不是都具有啊？所以他跟着要说，中国在公元前就已经是“现代国家”了！

“传统的欧洲中心论的切入点存在一个问题，即我们一直在采用的范型——英国历史，是一段奇怪的经历。我认为它不应当被视为典型。”

那么中国历史的独特之处从何而来呢？“它不独特，”福山回答说。“每个国家都会逐渐到达这种现代官僚国家形式。但中国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发明了官员选拔考试。”他们率先进入了现代国家。

——佚史氏曰：如此看来，说福山是在给高老头作证，也不为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