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著《新时代公立医院改革路径选择研究》
序言
今天赵云教授送来书稿，邀请我为书写序。为赵云教授的学术专著写序，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因为他写的专著都是医改领域的扛鼎之作。但是，说句实话，我重任在肩，实在没有时间细看；在抗疫期间，更缺精力写序。于是，我看了看题目、读了读目录、翻了翻内容，准备写一个序言提纲，让作者补充内容。然而，就是这一看、这一读、这一翻，我如获至宝，稿爱不释手了。本书如此吸引我，不仅是因为作者雅俗化的语言、思辨性的逻辑和故事般的叙述，更重要的是其宏大的视野、深刻的思想和系统的论述：首先将非常复杂的公立医院改革按精密的逻辑归纳出十个方面，其次深刻地揭示出每个方面的一对本质关系，最后对每种关系的选择和均衡提出了富有智慧的建议。更令人叹服的是，作者对公立医院改革趋势的研判高瞻远瞩，对公立医院改革问题的分析抽丝剥茧，对公立医院改革战略的设计丝丝入扣，让人读来如沐春风和含精咀华。可以肯定的说，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完成这样一部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曾经看过一篇清华大学年轻学者刘瑜写的文章《为什么我不喜欢学术圈？》，尖锐地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通病：精致地平庸。所谓精致地平庸，是指社会科学研究及其成果关注形式而忽视内容，即实证化研究和定量化分析的光环下隐藏着理论的缺乏和和思想的浅薄。这个评价显然是以偏概全的，是对社会科学研究的“一棒子打死”，但是其反映了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部分事实：重形式而轻内容。结果是，研究成果在内容上“华而不实”，在本质上是“舍本逐末”，在策略上“买椟还珠”，在结果上“得不偿失”。精致地平庸的判断，点中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穴道，戳中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痛点，说中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病根。大家看看期刊，在核心期刊甚至在权威期刊上发表的社会科学论文，大多要数据有数据、要图表有图表、要路线要路线、要公式有公式、要模型有模型，可以说是“形式精致极了”。但是，你再品品内容，有些论文要温度没温度、要深度没深度、要高度没高度、要广度没广度、要效度没效度，可以说是“内容平庸极了”。
那么，社会科学研究为何如此形式主义呢？这不能简单地归因为学者的急功近利，也不能粗暴地归因为学者的崇洋媚外。我认为，主要还是科研导向有问题。很多高校、导师和期刊是社会科学研者走向“精致的平庸”的引导者和推动者，对社会科学研究形式主义难辞其咎。例如，有些著名高校的研究生导师只教学生解释问题和表述问题的技术和方法，而不教学生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思想和理论。结果是学生所写的学术论文在问题解释和表述上极其精致，几乎以英文代替中文、以数字代替文字、以模型代替逻辑；但是在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上平庸极了，其发现的问题及其分析出来的原因和设计出来的对策，几乎是妇孺皆知的常识，有些根本不用严密的定量分析和模型论证就能不假思索地得出结论。
在“形式主义”的科研导向下，社会科学研究难免出现三个倾向。一是崇尚应用研究而轻视基础研究，认为基础研究是亏本生意，而应用研究是赚钱生意。由于不能平衡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的关系，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虽能立地却不能顶天”，看似切实可行的建议背后是战略思维的贫乏和长远格局的缺乏。二是崇尚实证研究而轻视规范研究，认为实证研究是真科学，而规范研究是不科学。由于不能平衡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关系，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虽阐述了“现实怎么样”却忽略了“应该怎么样”，没有“应该怎么样”的“现实怎么样”是没有意义的。三是崇尚定量研究而轻视定性研究，认为定量研究是“先进”的研究方法，而定性研究是“落后”的研究方法。由于不能平衡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关系，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虽有准确的事实判断却缺乏正确的价值判断。因此，为让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既能顶天又能立地、既知实然又知应然、既有事实又有价值，应该平衡各种研究方法的关系，不能在思想上厚此薄彼，更不能在行为上顾此失彼。
然而，让人欣慰的是，赵云教授的学术专著《公立医院改革路径选择研究》从根本上打破了“精致地平庸”。全书不仅在形式上要图表有图表、要数据有数据、要模型有模型，而且在内容上充满人文的温度、理论的深度、战略的高度、格局的宽度、实践的效度，既像是一个初生牛犊的青年学者在激扬文字，又像是一个久经世事的智慧老者在谆谆教诲。专著之所以“两全其美”，是因为作者努力平衡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上达成和谐、在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上达成协同、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上达成融合，结果产出“内在美”和“外在美”兼备的学术精品。这用武汉大学哲学家邓晓芒的话说，就是“思想中的学术与学术性的思想”。因此，《公立医院改革路径选择研究》是一部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质量、非常有分量、非常有品位的学术专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理论创新是科学研究的使命，思想创新是科学研究的境界。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既是对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研判（理论创新和思想创新不足），也是对未来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期待（加强理论创新和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和思想创新关系“国运兴衰”：中国的强大，绝不仅仅是“硬实力”的强大，也是“软实力”的强大；中国的崛起，绝不仅仅是经济和技术的崛起，也是理论和思想的崛起。理论创新和思想创新关系“科学荣辱”：新时代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唯有理论创新和思想创新，才能立于世界社会科学研究的潮头，实现世界社会科学的突破、引领世界社会科学的发展，不至于沦落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跟屁虫”；新时代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唯有理论创新和思想创新，才能争得国际社会科学的话语权，形成解释国际社会发展的范式、提供推动国际社会发展的方法，不至于沦落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打工仔”。理论创新和思想关系“医改成败”：中国的医改不应该是英国国家医改的照搬，也不应该是德国社会医改的照抄，更不应该是美国市场化医改的翻版。为了中国的人民，基于中国的土地，依据中国的理论，遵循中国的模式，才能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医药卫生制度，不至于步西方国家私有化的后尘，最终陷入“市场失灵”的困境，也不至于蹈西方国家行政化的覆辙，最终陷入“政府失灵”的困境。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宏大的民生工程，也是伟大的民心工程。医改研究者为这项民生工程献智，为这项民心工程献策。医改研究者应该以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为精神动力，以《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发﹝2017﹞8号）为指导思想，在理论创新上投“大功夫”，在思想创新上花“大力气”。不能局限于用西方国家的理论分析中国的医改问题，也不能止步于用西方国家的方法解决中国的医改问题。我国的医改研究者要有一种骨气，创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理论，让西方国家争相运用以分析自己国家的医疗问题；中国的医改研究者要有一种志气，创造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方法，让世界各国争相运用以解决自己国家的医疗问题。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中国的医改研究者决不能只满足于知识的运用和问题的解决，应该立足中国、展望世界、面向未来，不仅为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健康事业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也为世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健康事业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以此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