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抗击中的海外华侨华人——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
邢菁华 龙登高 张洵君
原稿发表于：《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
摘要：面对新冠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并日渐蔓延，海外华侨华人积极投身于抗疫行动之中。本文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巴西、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四个国家华侨华人的抗疫行动开展在线调研与跟踪访谈，呈现其跨国性、能动性和创新性特征，诠释并重构海外华侨华人在抗击疫情中作为关键行动者的主体价值。
关键词：海外华侨华人 关键行动者 新冠疫情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海外移民在移入国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海外华人族群。在一些被称作“大熔炉”的移民国家里，海外华侨华人属于少数族裔，独有的中华文化情结彰显于海外华侨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海外华侨华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逐渐蔓延全球，给世界经济、社会、文化带来严重冲击和挑战。抗击疫情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任务和使命。在这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海外华侨华人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积极投身于抗疫行动之中，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也称为异质建构论，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约翰·劳（John Law）等学者提出的社会学分析方法。该理论尝试探究行动者之间相互建构、共同演进的异质性网络。在拉图尔看来，社会其实是“一种特殊的重新联结和重新组合的运动”。在由行动构建起来的社会网络中，“网络（network）”、“行动者（actor）”、“转译（translation）”和“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oints of passage，OPP）”是最为核心的概念。目前，学者们对于“行动者”的界定比较宽泛。科学实践中的一切参与要素，包括人类的、非人类的、宏观的、微观的等，凡能对事物状态改变起到作用的，都被纳入行动者行列。行动者不仅包括人，还包括制度、观念、技术、生物、信息等。行动者分为关键行动者和一般行动者，其中关键行动者在整个网络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转译”解释了行动者网络是如何彼此作用和连接成网络的过程。“转译”是关键行动者用自己的语言努力将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和兴趣表达出来，由此获得其他行动者的认可，共同参与到行动者网络中来。转译是一种角色的界定，行动者之间彼此理解和相互作用是依靠“转译”链接来完成的。“转译”主要包括了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利益相关化（Interestement）、招募（Enrollment）和动员（Mobilization)四个环节。问题化是“转译”的第一步，关键行动者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问题，确立这个网络的特定知识主张和目标，并使其他行动者接受这个问题的界定。关键行动者必须设置“强制通行点”。“强制通行点”的概念由米歇尔·卡龙提出。“强制通行点”也称作“必经之点”，这是行动者的必然选择，也就是说，要想获得“转译”的目标，关键行动者必须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和技术路径，排除困难和障碍，吸引其他行动者参与到行动者网络中来，并且保持网络的稳定、高效和活力。“利益相关化”阶段主要是由关键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在网络创建过程中的获益情况进行分析，激发他们的兴趣所在，进而说服其他行动者相信，由关键行动者定义的利益与他们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从而提升其他行动者参与网络的动力。“招募”的过程就是各个行动者加入网络的过程。在这一环节，关键行动者通过各种手段，吸引其他行动者参与到网络之中，并给每个行动者分配相应的任务，控制他们的行为，使他们的行为可以预测。“动员”是关键行动者采取各种措施将网络中的所有行动者高效地组织起来，在即将创建的网络中按照既定安排发挥各自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异议”虽然不是转译的具体环节，但它常常渗透在网络创建与运行过程中且随时发生。“异议”包括对关键行动者的质疑、讨论、协商、拒绝等各种表现形式。 “异议”产生时，其他行动者拒绝跟随关键行动者，不接受方案中的角色定位和行动承诺，表现出对网络的“背叛”。因此，无论“异议”发生在哪个环节，都需要第一时间得到处理，否则就会影响到合作网络的创建与稳定运行。总之，行动者网络是将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全部纳入其中，并置于相对平等的位置，通过“转译”来实现利益一致的过程。行动者网络就是通过行动者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作用和影响，以揭示“黑箱”中事物的本质及其建构过程。
本研究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分析工具，围绕海外华侨华人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社会实践和商业活动展开研究。在抗疫合作行动中，海外华侨华人如何组织与分工？如何有组织地面对“污名化”的偏见与歧视？华商和其经营的企业如何抉择以化解困境？这是本文要关注和分析的重点内容。因为疫情缘故，笔者不能亲历受访者现场。通过视频会议、微信和电话等通信网络方式，笔者能够充分感受到华侨华人疫情抗击中的生活状况。这种方式甚至超过以往的采访效率，也是对田野调查方法的新探索和新尝试。采访通过结构式与半结构式的访谈设计，汲取受访者的不同信息。这些信息经过整理与解读，成为从整体上把握行动者网络中各节点的利益相关性与互动关系的材料基础。
自2020年3月至6月，由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和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共同举办了“海外华商谈抗疫”在线观察十二个专场，笔者作为活动的策划人和主持人，先后连线了五大洲近二十个不同国家的华侨华人群体进行调研。之后笔者又多次回访了其中的部分受访者，采访一直持续到2020年10月底。同时，笔者还加入海外华侨华人组建的多个微信救助群进行考察，结合中外媒体对相关事件跟踪报道的非参与式观察，对其行为和意义获得解释性理解。在此基础上，通过行动者网络理论“链接”的方法挖掘研究对象更深层次的异质要素，揭示行动者如何实现自我定义和转型。
抗疫过程具有地域跨度大，参与范围广等情景依赖性特点。本文选取了巴西、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四个国家的受访者作为研究的参照样本。这四个国家的华侨华人以新移民为主，社团组织完善，侨领有相当强的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侨胞的社会服务意识和现代公民意识水平较高，慈善意识较强，侨界的社会慈善救助已经形成常态化机制。他们的抗疫行为在本区域的华侨华人社会中，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海外疫情最先开始在欧洲爆发，而意大利和法国都是当时疫情非常严重的国家。而后在拉丁美洲的巴西，感染人数开始大幅增加，澳大利亚的疫情相对并不严重。澳大利亚作为多元文化的新移民国家，海外华侨华人一直与国内联系非常紧密，对疫情的了解和共生性更加直接，而调研期间非洲等国家的疫情当时还没有如此严重。能够提供相对更为直接的疫情材料。海外华侨华人常常处于错综复杂的多重情境中，在移出地和移入地之间打造了一条“通道”，构建了“通道-生境”模式。与之相辅相成的则是移出地和移入地之间的人员、资金和信息的双向流通，以及情感、文化的相互交织。作为外来者，海外华人还需要认识了解“他者”并与之共生共存。这里的“他者”从广义上讲不仅仅指移入地的本地人，还包括那里的地域环境、文化、经济和社会等诸多因素。在此次疫情防控与抗击中，海外华侨华人既支持祖籍国抗击疫情，又参与了住在国的疫情防控。他们虽然在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但其固有的族裔身份也使他们成为此次疫情中被“污名化”的对象。以往华商所具有的跨越国界、制度与文化的独特优势，在疫情期间受到所在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冲击。在不同情境下的关键行动者中，侨领、华商、专业人士、有志青年都可能成为海外华侨华人行动网络的重要建构者。
二、 关键行动者抗击疫情的主动作为：组织与协作
巴西华侨华人的居住地主要集中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等大城市。巴西华侨华人来自中国各地，以新移民为主，比较活跃。新移民中，以乡缘为代表的华人社团（同乡会）较为健全，有一个统一的得到各地同乡会支持的“全侨性组织”——巴西华人协会。巴西华侨华人新移民有着良好的慈善救助传统。武汉发生新冠疫情后，巴西华人协会第一时间组织华侨华人捐款捐物支持武汉抗疫。面对新冠病毒这一共同的敌人，华侨华人空前团结，侨领在抗疫中的组织、协作与创新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巴西华人协会的JYY先生，作为全程抗疫的参与者和侨领，在接受采访中首先表达出华侨华人对武汉抗疫大力支持的心声。在抗疫初期，通过微信和新闻报道，他们得悉武汉疫情非常严重，这牵动着海外华侨华人的心。出于对祖籍国的热爱，很多得知消息的海外游子都想为家乡出一份力，帮助家乡度过难关。对身在异国他乡的华侨华人来说，此时最行之有效的方法莫过于为家乡筹集善款和抗疫物资，这也是华侨华人跨国抗疫行动者网络的“强制通行点”。通过该网络节点，行动者们才能真正实现对家乡的帮扶。
作为在当地掌握广泛人脉资源，并与国内保持紧密关系的侨领成为这场跨国救助的主要发起人与号召人，也是跨国救助网络的关键行动者。JYY所在的巴西华人协会，由几位侨领带头组建救援团队，通过原有的会员关系网络，呼吁下设的50多个侨团捐款捐物，巴西各地侨团立即组织了募款、采购、接收华人捐赠物资等一系列活动。每个侨团会长又以微信群和电话等方式，动员更多的会员加入进来，一些非会员的华侨华人得知情况，也陆续参与到捐赠队伍之中。最后大部分侨团物资汇集到巴西华人协会这个龙头侨团。接下来，关键行动者们必须考虑用哪些途径将货物安全快捷送达国内。经过不同异质行动者的组合，形成以下四种可选方案：巴西华人协会-圣保罗总领馆-国航；巴西华人协会-圣保罗总领馆-巴西外交部-DHL；其他商业航班；侨胞个人亲自带货。但考虑其他行动者所能承受的风险性和安全性，最终选择第一种方案作为大多数物资运输的主要途径。此后，侨领决定招募和动员更多利益相关性群体加入网络并执行相关任务。抗疫救助网络中的使领馆作为其他行动者，在参与抗疫过程中为关键行动者提供了有力的国际物流帮助。使领馆先是与国航协商确定了为侨界免费运输抗疫物资的政策，同时，使领馆联系巴西圣保罗机场海关，希望他们提供报关方面的协助，之后侨领团队中负责物资的成员到海关与负责出口报关的联邦税警总负责人协商具体流程，最终为华人协会物资出口打开了一条快速报关通道。华人协会出口的抗疫物资无需进行繁琐的在线申报流程，只需提供简单的手写申报单和使领馆照会即可顺利通关。报关流程完成后，华人协会物资组再发物资清单给领馆，由领馆再发公函给国航，让国航提供免费物流的配合，最后飞机经停马德里抵达北京和中国其他省份。各行动者之间的协作关系参见图1。
图1：各行动者之间的协作关系
概括地说，这个阶段侨领和成立的侨团救援队是负责侨社动员、物资组织、物资集散和发送工作的关键行动者，领馆则提供了侨团与本地相关部门以及侨团与航空、铁路等物流间的连接、协助和支持工作。侨领将任务层层分解，给每个行动者分配任务，通过高效的组织与号召力，以及对原有人脉资源的整合和行动者彼此间的信任，吸引更多华人群体参与到救助中。可见，抗疫救助网络是在原有的人际关系网络基础上的延伸和创新。巴西后来成为疫情重灾区，侨领开始组织救援团队向当地侨界和巴西政府、医院、特殊人群提供物资援助，同时首次尝试邀请中巴两国医生间的视频交流会，以及医生与侨胞的视频交流会，答疑解惑，帮助当地民众消除恐慌心理，科学面对病毒。2020年5月8日，巴西华人协会与本地教会合作，向巴西穷人分发1000份“基本食物篮”，应对疫情对巴西弱势群体带来的冲击。巴西的救援行动网络中的“异议”常常伴随着“转译”过程。由于疫情期间使领馆不能对外办公，如果“异议”不能及时解决，会导致行动者网络的稳定性遇到障碍。此时，关键行动者要在各方行动者之间协调，消除“异议”，达成和解。此外，巴西华人协会的侨领再次组织侨团负责起部分侨胞身份的临时认证工作，如为华侨子女考试加分提供华侨身份临时认证工作（待领馆恢复办公后进行文件补办）。温州同乡联谊会还在疫情期间开通了为侨服务“全球通”办公室，结合人脸识别、远程签字等高科技手段，与温州市民中心、各政府有关部门、公证处连线，免费为侨胞办理公证、翻译、房产、社保、旅行、户籍、车驾、民事仲裁等服务，除温州地区外，其他地区若承认此服务合法性的，也可办理。在领馆暂停对外业务，侨胞回国昂贵且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这些举措为侨社服务开辟了另一条道路。通过采访巴西华人JYY，可以了解到巴西抗疫行动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彼此的互动过程（见图2），其中，非人类行动者包括对微信、视频会议、人脸识别、远程签字等新科技手段的应用，以及各种救援物资和物流运输工具等，而人类行动者则是捐赠方侨领、社团、华商等与祖籍国和住在国各方的联结。为筹措救援物资早日实现战胜病毒的共同目标，侨领和侨团作为关键行动者，通过明确其他行动者的利益相关性，招募和动员更多社会力量纳入到网络中来，并持续跟进网络的“转译”过程。一旦出现“异议”，为了保持网络的稳定性，关键行动者会重新调整任务给相关利益群体，因此在动态的网络行动中，侨领和侨团灵活创新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分配其他行动者任务，激发他们在网络中的能动性。巴西华侨华人抗疫行动网络的形成和演化，体现了人与非人、内部与外部行动者之间有机构成性的相互交织，从而最终建构并实现了异质性的跨国抗疫行动者网络。
图2：海外华侨华人跨国救助抗疫行动者网络模型
三、关键行动者面对疫情中的偏见与歧视：反“污名化”抗争
偏见态度与歧视行为是由“历史因素”、“认知偏差”、“经济利益”、“文化差异”等诸多因素互相叠加的结果，往往代表着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排斥和限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社会场域中显示出不同的具体特征。偏见和歧视是存在于头脑中形成的关于某个群体或阶层的固定印象，往往“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就将其应用于该阶级或群体的所有成员”。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通过“污名化”这一词汇的建构，将偏见、歧视、诽谤、排斥等社会现象归因于身体畸形或残障、人格或性格缺陷，以及种族、民族和宗教信仰差异三个层面。虽然海外华侨华人在近现代移民发展史的形象早已发生蜕变，但长期以来仍受困于当地人的固有刻板印象。无论心理层面，还是社会实践层面，海外华侨华人一直挣扎在“他者”与“我者”的认知与话语体系中。海外华侨华人在抗击疫情过程中，积极支持和参加中国与当地的抗疫，成为联结海内外共同抗疫的纽带。但是，他们的抗疫努力有时不仅没有得到当地社会的尊重，反而遭到了更多的社会偏见与种族歧视，包括隐性的异样目光、媒体的显性语言污蔑与污名报道，甚至人身攻击。
这些偏见与歧视，与华侨华人抗疫实践的初衷严重不符，成为影响抗疫行动者网络的“异议”因素。这些“异议”因素，应该在抗疫行动者网络中立即解决，否则会影响网络的执行效果和最终目标。为了消除“异议”因素，给华侨华人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和真实的社会评价，不少华人主动参与到反歧视、反排斥和反“污名化”的抗争之中。
法国是西方移民大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亚洲人特别是华人移入法国。从中国大陆移居法国的大多数华侨华人属于经济移民,在经济领域他们比同期进入法国，并同法国有着亲近的社会政治文化关系的其他移民有着更为突出的表现。笔者在调研中感受到法国华侨华人很在意自身在当地社会中的表现。笔者访谈的YR女士是法国巴黎的一位驻外华人记者，也是法国疫情中反歧视的行动者之一。她回忆了在疫情之初，不少同胞在法国受到不同程度的言语和动作歧视的困扰。在社交网络Facebook聊天群中，YR偶然看到一位生活在巴黎超过10年的华人提出制作一个反歧视纪录片的倡议。这位华人在聊天群中写到，希望通过这个纪录片，能够让所有人知道病毒并不是“中国病毒”，反对这些因为病毒而产生对中国和亚洲人的歧视行为，并提出想要招募有着同样想法的人参与到这场行动中来。关键行动者将自己的目标通过“转译”其他行动者使之成为大家共同的目标，行动者在相互结成的网络中成为具有能动性的网络节点。
因为有着共同目标和利益相关性，YR便主动报名加入其中，之后有更多的华人和留学生群体看到了这条信息也加入进来。他们之前彼此互不相识。他们从事的行业不同，有在巴黎做导演的，有从事记者工作的。他们中有人具有摄影经验，有人可以提供采访场地。其中，还有两位居住巴黎外省的成员。大家自发成立了50人左右的反歧视抗疫行动剧组，并组建了新的微信互动群。
行动者招募工作完成后，关键行动者开始赋予每一位行动者角色定位和具体任务。他们首先制定了一周的拍摄计划。根据成员的特点，抗疫网络一共分为三个小组，其中包括前期策划组、拍摄组、后期宣发组。前期策划组的任务是拍摄脚本，确定采访内容；拍摄组的任务是找到有被歧视经历的华人和随机采访路上的法国市民；宣发组的任务是将制作好的纪录片进行宣传发布出去，这也是网络的重点环节。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纪录片，行动者们分别通过Facebook、YouTube、法国知名的华人媒体、网红微信号、抖音，以及其他媒体合作方等多渠道发送。关键行动者通过对其他行动者的动员，激发他们的兴趣和潜能；同时，越来越多的受众成为新的行动者。除了视频传播者以外，还包括对视频点赞和以文字方式记录内心感受的留言者。行动者不仅仅传递意义，他们还是“转译”者，在行动中不断改变、“转译”、修饰其所承载的意义。根据拉图尔的广义对称性原则，网络建构中，除了人类行动者以外，各种新媒体技术和平台也扮演了重要的非人类行动者角色。
参与纪录片录制的受访者也是本次反歧视网络的行动者，他们当中有中国留学生、中餐厅店主、华裔小学生、华人医生、公益社团负责人等。经过不同异质行动者之间的交互和“转译”，以及行动者目标的高度一致性，让纪录片在不到一个月的传播时间里，获得了2200多万播放量，实现并突破了预定目标。YR在接受采访中说道：“团队的一些成员到现在也没有见过面，很多任务都是大家隔空合作完成”。
行动者网络从无到有的“转译”过程，带给行动者获得感、幸福感和责任感，组织分工提高了网络的工作效率，激发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和创新性。人类行动者不停地将非人类行动者用自己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转译出来，人类行动者（导演、策划人、摄影师团队、受访者、宣发人、传播者）和非人类行动者（Facebook、微信、策划书、摄影器材、采访场地、自媒体、其他媒体）彼此联结交互中有机整合，构建起一个动态的、不可分割、持续演化的反“污名化”行动者网络体系（见图3）。
图3：海外华侨华人反污名化行动者网络模型
另一位华人受访者YZW先生，是一位在澳大利亚很有影响力的侨领和企业家，此次疫情他一直担负着抗疫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角色，组织和号召身边的侨胞践行社会责任。
2020年4月8日，他以个人成立的慈善机构名义安排了首架商业货运航班。航班满载急用医疗物资送达悉尼，以帮助缓解当地物资短缺的压力。但行动遭到了当地两家主流媒体的歪曲报道，将此次捐赠行为描绘成牟取暴利事件，造成了负面社会影响。YZW作为被抹黑的当事人，聘请了多位知名律师，最终通过法律手段讨回公道。
YZW反抹黑行动的成功给每位海外华侨华人带来极大的鼓舞和信心。加拿大某社团迅速组织跨国反歧视视频会议，邀请YZW分享他的个人经验。YZW在接受访谈中表示，越来越多的华人向他咨询有关反歧视的法律问题，目前已有18位受歧视困扰的华人正在与他密切联系。他最近将出版一本新书与更多的同胞分享经验与感受。同时，YZW还借助网络发起了一份中英文双语请愿书，斥责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针对特定族群的攻击和抹黑。该请愿书发出后，短时间内便引起了大量关注和转发，并吸引了1万多人签名支持。支持者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的人们，纷纷要求媒体停止传播充满偏见的报道，停止误导社会民众。
案例中YZW从个体行动者“转译”为海外华人反歧视行动网络的关键行动者，将众多海外华侨华人共同的利益诉求通过自己的想法成功实践出来。YZW不仅代表个人和内部行动者，还代表无数的外部行动者说话，即成为社会的代言人。行动者网络通过对受歧视群体代言，强化了其他行动者对知识社会的认知，人类维护尊严、追求平等的能动性也由此被激发了出来。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逐步融入当地社会的海外华人不再是边缘群体。面对歧视和偏见，社会地位不断改善的海外华人不再沉默，积极主动成为反歧视抗疫网络中的行动者。他们通过互联网发声、法律援助与追责、艺术形式发声(纪录片)、与当地政府官方机构直接合作等多种方式维护自身的权益。
四、关键行动者在疫情商业逆境中的突围：转变与渐进创新
海外华商一直是华人社会网络的关键行动者，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华人经济正面临资金链紧张、商品供应链断裂、市场萎缩乃至消失的困境。他们从逆境中寻求新渠道，开辟新商机，不断探索与“渐进性”创新，以适应企业未来发展的各种挑战。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精髓在于企业家总是寻求变化, 对变化作出反响, 并尝试将变化转化成机会。
意大利的华商起步于小商贩，后涉足外贸、服装、皮革、中餐等行业，成为欧洲各国华商中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自身特色的一个群体。在疫情调研中，笔者持续跟踪多家华商企业的发展变化，LYC就是其中一位移居意大利米兰，有着二十多年商业经验的温州华商。2005年，他在意大利的第一家门店正式开业。到2011年，他创办了位于意大利米兰4000多平米的大型超市。LYC的生意越做越大，如今他在意大利已经拥有20家大规模零售连锁商超，主要分布在米兰、都灵、罗马地区，拥有300多名中国和意大利员工。当意大利疫情正值严重的时候，LYC说：本来今年还将继续扩增7到8家商超，但受疫情的影响暂时中断了。3月初意大利颁布了商业停止法令后，除了食品日用超市、银行、香烟店、药店等民生用品外，其他商业场所全部关门，华人商店也不例外。资金链和用工荒都是企业发展比较棘手的问题。新冠疫情对贸易行业雪上加霜，由于企业大量产品来自于意大利之外，如中国、土耳其、越南、孟加拉等，所以还要担心供货方所在地的生产能力是否会受到影响。与LYC访谈中可以感受到，疫情对当地商业环境和他的企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了能够继续经营下去，LYC始终在思考如何突破现状，他开始根据意大利复工复产后的零售市场变化做出新的调整。五个月过后，LYC再次接受了采访：以前企业产品主要是以服装鞋帽为主，大多数产品依靠进口，档次比较低端，服装鞋帽在疫情期间的销售额直线下滑，而百货类产品影响不大。考虑到疫情期间转型升级成本相对较低，同时减少对贸易的依赖性，我与另外几位股东开始商议重新调整经营模式，大幅减少原有依靠贸易为主的低端服装鞋帽，进而代理意大利本地的百货类中高端品牌。经过近五个月的调整，现在商超的形象有了很大的改观，产品档次整体提升，顾客的满意度增加了。通过这次转型调整，不仅抵消了部分损失，而且部分品类的商品甚至超过疫情前的销售额。另外，LYC也提到，之前企业资金链曾出现了断裂风险。他一边按时支付员工工资和店面租金，一边也积极争取当地政府各种政策的支持。因为企业账目一直良好，以往也没有任何坏账，最终LYC的企业获得了当地的银行贷款。针对用工荒的难题，LYC选择了利用短期合同的方式招聘意大利本地员工度过这个特殊时期。他的企业在艰难时期坚持不拖欠货款，与供货方保持了比以往更加相互信任的关系。对于LYC来说，在疫情的特殊时期，他的企业最大的动作和变化是收购意大利曾经排名前三位的家居零售连锁店Mercatone Uno的部分业务。由于原管理者的战略错误和新兴竞争对手的崛起，这家家居企业最终因资金链断裂宣告破产。LYC说道：他们组建了破产委员会来处理收购事宜。因为考虑到企业有近4000名员工，很多员工已经在企业有20多年的工龄，为防止产生社会问题，意大利的三大工会要求我们接收100%的员工，经过双方协商，最终确定破产企业75%的员工进入我们的企业，他们会根据公司员工的家庭情况和困难程度来确定哪些人能进入，而不是由我们来选择员工。LYC认为此次收购的价格非常满意，但后续人员安置问题和企业管理会迎来新的挑战。不过，他对未来市场充满信心，正在组建专业团队管理被收购的企业，因为被收购的企业员工来自不同的国家，意大利当地人居多，所以他会首选意大利的职业经理人按照全新的模式负责管理，他认为新的团队用新的模式，才能更好地融入本地市场。LYC表示，以前一些供货商经常会邀请客户到工厂看货，但现在视频会议、微信等方式在工作中应用非常普遍，无论是看货，还是开会，这些方式都已经成为大家通用的工具。接下来LYC准备将经营模式转成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LYC认为疫情更考验企业的适应性，只有更加“健康”的企业才能做得更好。虽然我们比不上那些大企业的技术创新，但其实我们小的创新一直在做，比如产品升级、商超摆放模式、沟通方式、人员转变等，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转型，能够更加本地化，不但在产品上融入，人员上也要融入。无论是疫情下主动的选择，或是被动的选择，LYC都在不停地建构属于他的商业网络。企业家精神嵌入在行动者网络中并赋予企业家能动性，这种能动性通过“转译”，经过改良式的“渐进性”创新，作用于员工、产品、供货方、顾客等其他行动者并产生共鸣，最终达到市场对LYC企业新的价值认知和消费欲望。LYC的商业网络通过连续的、渐进的方式向网络新节点延伸，从量变到质变的动态转化，最终实现共同利益下新的华商创新网络。
五、结语
无论是跨国救助，还是反歧视、反“污名化”运动，或是商业转型，行动者中人与技术、媒介、医疗、慈善组织、国家之间联结成社会统一的行动者。海外华侨华人一直在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构建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者网络。在海外华侨华人所建构的行动者网络中，侨领作为抗疫的关键行动者的作用非常显著。他们是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组织者、领导者，在这次抗疫过程当中，侨领的领导力得到了提升，而华侨社团的组织力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成长。在抗疫实践中，侨领、社团、华商、使领馆、民间组织、医院、企业等人类行动者，与微信、视频会议、人脸识别技术、飞机、DHL、口罩、防护服等非人类行动者有机组合在一起，各个行动者彼此相互作用形成利益联盟共同体。无论是救援行动者网络，反歧视行动者网络，还是华商行动者网络，非人类行动者在整个事态发展过程中，同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科技、媒介等行动者的参与，行动者网络彼此的合作和获得信息的时效将会明显滞后，甚至无法达成既定的目标。关键行动者通过设计共同目标和“强制通行点”方案，将其他行动者的诉求紧紧捆绑在一起。经过招募，对其他行动者进行组织分工，动员异质行动者的能动性。行动者各自发挥其所长，并不断消除网络中的“异议”障碍。行动者网络通过不停地“转译”获得新的发展，反歧视行动者网络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通过关键行动者的倡议，一些利益相关群体卷入其中，通过纪录片呈现出的反“污名化”内容构建了人们的认知和行动框架，更多场外的行动者转入场内，力量汇集为现实的社会行动，反歧视网络在一次次“转译”中扩大其社会影响力，与周围场域形成共性，从而修正了海外华侨华人的国际形象。华商是海外华人经济行动网络的主体，面对疫情对商业环境的冲击，他们经过不断创新与磨练，激发了企业家精神，并与其他行动者建立动态关系联结，以顺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其中，创新的实现本质是行动者网络的成功构建和演化过程，创新的网络边界是在不停的变化，行动者网络在不断变化中寻求最大的发展。总之，海外华侨华人在抗击疫情中透过层层问题设定和“转译”进程，其跨国性、能动性和创新性逐步彰显体现出来，突出了其在行动者网络中作为关键行动者的主体价值，为全球抗疫的合作与共赢起到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作者简介：
邢菁华，女，山东龙口籍，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副主任，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致公党北京市委侨海委副主任，致公党北京市委理论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理事，中国商业史学会理事/副秘书长暨中国商业史学会企业史专委会秘书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华商史专委会秘书长，《华人研究国际学报》执行编辑。首都统一战线同心服务团专家，北京市侨联智库首批专家。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和北京大学医学部从事科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史（医学史）博士后研究。曾获北京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与调查研究优秀成果奖，致公党北京市委参政议政先进个人等荣誉。因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表现突出获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委员会表扬。
龙登高，男，湖南安化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8）；兼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CCTV百家讲坛演讲嘉宾。曾任哈佛燕京学者、剑桥桑坦德学者、耶鲁大学访问教授。
张洵君，男，福建泉州籍，新加坡侨眷，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研究员，贵州财经大学贵州省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贵州财经大学兼职教授，贵州省创业股权投资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全国金融系统青联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理事，贵州省海外青年创新创业顾问，苏州市侨联高级顾问。曾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从事经济史博士后研究，曾任基石资本副总裁，中国保险学会理事，中国侨联青年委员会委员，获中国侨界贡献奖，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福建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