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慢慢发觉自己身处一个狭小封闭的空间。 这个空间里只有萝切和我两人，边际是桌上橙黄色的灯光所笼住的范围。再往外一点，黑暗则将另一个空间与此彻底分开。在这个空间的桌子上，我还发现了一只蚂蚁。它沿直线朝-一个方向爬，之后停下弓起身子，在做某种探测或挣扎。它折回来，中途拐去另一边，做了几次类似动作后又随机改变方向再爬。它步履零乱、全无章法。若把它爬过的轨迹用线描出，视觉上一定与一团乱麻无异，我猜它迷路了，而由于某种原因，寻常管用的方法眼下都不管用。它困在这个空间里，无计脱身，走不出去。
我很想问问它，再帮帮它。我知道这样的想法很荒谬，起因是人常言道的恻隐之心。我并不了解它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虽然显而易见的，它确实遇到了问题。问它它也未必听得到，我想——不知蚂蚁有没有听觉， 我忽然又想。如果没有的话，而我能找到一个方法与之沟通，告诉它们关于听觉这回事，不晓得蚂蚁会不会困惑——就像我对自身所处世界之外的事物感到无法理解时所产生的那种困惑。
也许我也是谁桌子上的一只蚂蚁——我继续联想，在另一个空间里被注视着思索另一层困惑。这有可能是真的，它解释了为什么我总感觉自己是一只被盯视的蚂蚁。我无法对蚂蚁的困惑——或对注视着我之物的困惑——做进一步探索， 转而想到自己的困惑。在我眉间牵动神经的那个被我称为“它”的东西，是我的意识敌人。“它”是一种心理障碍，是抽象的——我确认了这一点。“它”不是个孤立的障碍，而是作为症状代表了背后的某个现实原因——这是能够确认的第二点。我的人生中一定有什么错了。要解决那些现实原因，就像把倒了的柱子一个一个扶起来。可都是些什么呢?我隐隐有些感觉，但不能将之清晰化为线索。换句话说，我确认不出第三点。这让我觉得面前5厘米远有一堵墙。我开始感到愤怒。“它”为什么不能具体起来，成为某种有形而非抽象的物体，从我的眉心出来出现在桌子上，让我一掌将“它”拍死。
我慢慢平复情绪。我没有举起手掌，也没有任何物体破碎在我的桌子上。我很清楚，世上并没有这般简单易行的解脱之道。
接下来两天，萝切彻底痊愈了。她开始去游泳、晒太阳，开给喝斯通尼，吃得也越来越多。她脸上红润起来，与我所熟悉的萝切一样健康活跃。
一天下午， 我们去镇子里卖酒的商店买了两瓶葡萄酒。一瓶干红产自南非，一 瓶干白产自乌干达。还买了几样零食，比如我们常吃的盐花生和薯片。晚餐在旅馆餐厅吃，两人分食了一整只蜂蜜烤鸡和一大盘蔬菜沙拉。 我们开始筹划明天划独木舟去湖深处看几个小岛。
由于周末的缘故，旅馆餐厅里的人比平时多。到了八点多，我们嫌吵，便回去房门口露台上喝酒。我问餐厅服务员借两个红酒杯，他没听懂。于是我用两根食指对称着划出一个红酒杯形状，用手指捏住不存在的杯腿，举高对着灯光摇，最后倾杯饮酒。服务员立即明白了，去吧台拿了两个红酒杯给我。
晚上冷。我穿着被重庆女孩叫的素色豹纹的抓皱外套，在海拔近两千米的高原上看不远处如布平铺的湖，这个画面与人们通常对非洲的印象不符。我们先打开一瓶南非干红。南非红酒闻名世界，三四十块人民币一瓶的，就比中国产一二百元一瓶的好得多。不用懂葡萄种类，不用记酒庄名字。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想买瓶地道的葡萄酒，只要在酒瓶标签上看到产地为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阿根廷、美国加利福尼亚，酒精度为12.5%-14.5%之间，类别为干而非甜，只管放心买下，不管有多便宜。这是个简便方法。不过，由于中国所具有的特别缘故，这个方法在中国常常并不管用。
萝切平时很少喝酒，今天心情好，也喝了两杯。我问她跟多少男人接过吻。她咯咯笑，眼珠转了一一圈，告诉我12个。看来她数过。
“你呢?”她说。
“我没数过。”我
“很多?”
“比你多。”
萝切对这话题产生兴致:“你来非洲大半年，跟姑娘上过床吗?在我之前——我的意思是。”
“你觉得我找不到女人?”
“当然不是。你是中国的卡萨诺瓦。”萝切揶揄我，“是吗?”
“也许是，很有可能不，”我说，“但你不知道。”
“你也不打算说。”她说，“所以——你在非洲有女人， 还是没有?”每次岔开话题后，她都不忘问回去。
“有。”我开始讲。第一个是我在纳米比亚遇到的爱尔兰女人。我们租了一辆汽车， 在沙漠里驱车三百公里直到海岸，又沿海岸向北开了十天。第二个是个以色列女人，她在马拉维恩卡塔湾一家为当地孩子开办的学校里做志愿者，免费教英语。我在那住了两个月。
“没有黑姑娘?”萝切笑完说。
“没有黑姑娘。”我说， “马拉维之后，我就在坦桑尼亚遇到了你最好的朋友和你。”
“为什么没黑姑娘?”她追问。
“我挺想交个黑人女朋友，来非洲前就这么想。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遇到。”
“我知道为什么。”萝切说，“因为你在忙着跟白姑娘周旋。‘给拉奇德护士看看你的大家伙，她的门就为你开了。’”
“《飞越疯人院》。”我说。两人大笑。
“你呢，在非洲有什么艳遇，”我说，“试过黑人男朋友?”
“没有。”她又咯咯笑，双手捂住脸。她放开手:“我没专门想过找个黑人男朋友——或 者不。”
“别的呢。”
萝切开始讲她的故事。她来非洲是因为在比哈拉穆洛的镇医院实习。在那之前两个月，她先去了南非，遇到一个意大利男人。“意大利男人通常都过分浮夸，”萝切说，“还有法国男人。他们总以为自己在表演，以为靠几招老套的手段就能让女人倾心——也许有的女人吃这套，但不是所有女人。生活也不是表演。”她看我的眼睛。“当然，不是所有意大利男人都是那样。我遇到的这个就不是。”她与那个不在生活里表演的意大利男人一起过了几天，分开后去莱索托，又遇到一个荷兰男人。他是荷兰与柬埔寨的混血。再后来她飞去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与她最好的朋友按约结伴，绕坦桑尼亚旅行。
本文摘自：《白尼罗河 青尼罗河》 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