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的30年，荒唐的30年！人家已知天命了笔者这才明白：做学术而不得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那是万万不行的！——也许是因为所选的课题太大？太难？所以那成果到现在还是半生不熟？唉！我也得打工，我也得挣钱，我该死，我混蛋！但是我不能死，因为家里还有两个女儿要求我必需活着！事到如今，境况已不许我继续荒唐下去了！唉，半生不熟就半生不熟吧！或许遇上哪位高人，他接手就会让这半生不熟，长成丰硕的果实，并且彻底香甜熟透？拜托了，拜托了! 你的成功就是我的满足，拜托了！
——题记
一．发展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首先是一部生产力的发展史；那么，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在生产力里面，工具是由人创制并逐步推广使用与改进的，对象是由人开发并渐次拓展利用与深入的，工具离开了人不成其为工具，对象离开了人也不成其为对象，劳动者不发展，工具与对象就不可能凭空得到任何的“发展”；于此，已经可以得出，生产力的发展史，归根结底又是一部劳动者的发展史。那么，劳动者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依着时下“辩证法”的观点：“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质变巩固量变的成果，并为新的量变开拓道路”。然而，作为“量变必然结果”的质变，它却又有截然相反的两种形态，一种是向上的，进步的，跨越式的“变”——所谓发展；另一种则是向下的，落后的，垮塌式的“变”——实即倒退。倒退性的质变并不能“巩固”量变的成果，相反它更“破坏”量变的成果，因为起先引起了它那种质变的量变，根本就是一种量的粗放堆积；而要形成一种发展式的，得“巩固量变成果”的质变，其前提则是，过程中促成了它那种质变的量变，本身就是一种凝结着必要质变内涵的量变。
从土木结构到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质变，使高层建筑成为可能，否则若一味支柱架梁，加厚添高，最终超出了土木可承受的极限，那房子就必定要垮塌了；而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逐层攀升，其实也始终离不了新材料技术，新结构工艺的必要注入；当然，尽管钢混结构比土木结构可承载的压力高得多，但它毕竟也还有极限，而再要突破这个极限，那人们就只能寄希望于其对“结构”本身的理念跨越了。
劳动者的发展也包括着质的提高与量的增长这两方面内容，并且在世界上任一地方，其可养活人口的阶段性极限，都是伴着该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的逐次升级而渐次追加的，从捕猎到畜牧，再从畜牧到种植，然后种植又从农家粪肥到农药化肥——渐次追加，各有极限；否则，若人口素质不提，开发水平不动，而人口数量猛长，那后果就必然是灾异，饥荒与动乱，直至数量回头再急剧缩减！
“提高出于增长”的一厢情愿，起码在劳动者发展这一块上是不能成立的，否则若真“九狗出一獒”，那么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就当然应该首先在中国，印度那样的人口大国，穿衣大国开始了；故此说，生产力的发展史，首先是劳动者的发展史，而劳动者的发展，根本又在劳动者素质的提升上。可是，又是什么力量得以推动社会劳动者其劳动素质逐步提升的呢？
人是在物质上高于动物的肢体活动，进而能够使用工具劳动，在精神上高于动物的追求有限生命，进而追求无限幸福的高等级动物。会劳动是人的本能，而求幸福则为人的本性——幸福个个追求，本性没有例外，不求之于本人，也必求之于子孙，不求之于今生，也必求之于“来世”——毫无疑问，人类其自身求幸福的本性实即推动其劳动素质提升的最为普遍与永志不渝的确定性内因。
同时，人又具有社会性，人是不能离开群体而独自生存发展的；故此对于社会上的每一个成员而言，其所预期可能得到的与事实上最终能够得到的幸福，都属社会幸福，都是社会总体幸福中的一分子，一部分。然而，人又是由兽类演化而来的，这“社会总体幸福中的一分子，一部分”，既可以是劳动服务而致的，也可能是暴力欺骗而来的；于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下，劳动者所处社会环境的高下优劣，亦即是支撑它的社会体制，社会文化的高下优劣，其对劳动与掠夺的定义，其对正义与罪恶的界定；其对劳动与正义的态度，到底是冷漠，糊弄，还是坚定支持？其对掠夺与罪恶的立场，究竟是维护，纵容，还是严厉打击？乃至其最终在发展大方向上引领社会成员，为适应社会，求得幸福，到底是奔向劳动拼搏，开拓创新，还是堕于暴力欺骗，攀附炒作？又必然成为推进或者阻滞劳动者其劳动素质社会性提升的特定地域与特定时代的选择性外因。
内因与外因的辩证推动了人的劳动素质提升，而内因是客观确定的，并不因人而异；外因则是主观能动的，允许随时代地域而变；于是可以得出：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下，得主导社会环境的社会体制，社会文化，它们的演变进程，实为影响社会劳动者，最终更推进或者阻滞社会生产力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最为强劲与最为深远的能动力量！
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首先是一部生产力的发展史”，又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仅仅是指明了一个方向，一个人类历史的几个必要发展阶段的大方向；而至于具体阶段之内的发展快慢，以及前后阶段之间的交替缓急，则只能依靠上层建筑之于经济基础的“能动性”，依靠生产关系之于生产力的“反作用”。如果说历史早经被客观规律自始至终，整齐划一地“决定”了，于人已无可奈何，于是共产主义也只能埋倒头死等，那人们研究历史又有什么用？领导干部是良是莠，路线政策是对是错又有什么分别？
然而，人类的社会体制与社会文化又是如何升级演进的呢？
二．从捕猎到畜牧
地球上最初的人类应该是捕猎的，而不可能是采集的，否则吃草营养远远不够，采籽收获又必定不足，不捕猎而既要营养够又想收获足，那他们就只能再返回到树上去摘果，更何况成天地蹲在地上采集也必然对其直立行走的养成不利。故此说，得支持原始人类生存与进化的，只能是捕猎，其所谓的“采集”，顶多是偶然补充，闲来消遣，就如同期他们的“打磨工具”与“琢磨知识”一样。当然，猎人在猎物的成长过程中，并不曾付出过任何的“劳动”，他们为了生存，追逐的倒是杀戮与悍勇，而这与兽类的捕食活动在本质上也没有什么不同；故此说，人类漫长而遥远的捕猎时代，其实还只是一种从兽群到人群的原始过渡时代。
然而在毒牙利爪，强手林立，攻防趋避，各有绝活的动物圈中，体单力弱的人类要想克敌制胜，又只能依靠其精明发达的脑与灵巧解放的手，斗智不斗力。当然凭着躯体以外的东西，仰仗于制造与使用工具而遂其志，在铁血蛮力的眼里那只能算奇技淫巧，在“霸道”的面前则永远属于“诡道”；可是，在客观上动物躯体发展本身有其极限，而人类为满足一颗“贪婪”的心，竟独辟蹊径，引入工具以延伸躯体，那就恰恰在不知不觉之中，开拓了自己的发展空间而至于无限。
其实，动物世界，掠食者与掠食者之间的冲突，首先往往是地盘上的争执，而并不是一方刻意就要掠食另一方；因为两强相争，若不留有余地，最终势必是败者立死，胜者亦伤，而伤者过后更还是得饿死！又何况，肉食动物的肉，吃起来也大多并不可口。于是，随着捕猎工具与捕猎技能的漫漫进步，作为掠食者的猎人，他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了，可能捕获的野兽也越来越多了。
那么，猎获物多了怎么办？依着兽类的心理，当然是先放血，统统杀死，然后能吃掉的吃，吃不掉的丢；但猎人决不畅一时之快，猎人会将它们先绑着，绊着，进而养着，等以后缺食时再现宰现吃——这是人类意识的高明者之一。再进一步，养育物也越来越多了，缺食的时候，先吃哪一个，留养哪一个？以前的兽类与猎人，当其掠食的时候都是哪个易捕捕哪个，捕到哪个吃哪个，故此最先受攻与惯常遭殃的，也正是弱小与在孕的；而现在猎人养育猎获物尽管最终还是为了吃它们的肉，但优先宰杀的却是肥壮已然长成的，对于弱小与在孕的，给予更多的倒是关怀与照顾——这又是人类意识的高明者之二。于此基于这两大发展意识，再加上人兽所共有的“护食”天性，猎人终于从机警而“改不了吃屎”的猎犬开始，逐步驯出了羊马牛猪，进而演成了牧人，并且也就此而由大自然一个根本破坏的掠食者，变成了一个有所建设的生产者。
就同一地方，畜之以牧吃独食要比纵之自然而与猛兽争食，可养活的人多得多，收获也安全稳定得多。当然，畜牧不可能一蹴而就，每一只牲畜从出生到成熟，从弱小到肥壮，都需牧人给予旷日持久的悉心照料；并且，畜牧还是一种“人不结伙疲于奔命，畜不合群有放无拢”的协作性产业，故此它对人类的语言交流能力，抽象思维能力，以至族群之中成员间的交往方式，交往秩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然，与狩猎相比，畜牧之于远古人类尽管实确是一种更为安全，更为稳定的生产事业；然而“有所建设”毕竟仅仅是人类生产发展步履蹒跚的第一步，人类的牧养牲畜其实只是给牲畜起到了有限的“守护”与“引导”的作用，而并不能改变其生长发育的固有方式，畜牧可能得到的收获，最终也还得托庇于“大自然的恩赐”：一群活蹦乱跳的牛羊，培殖起来千辛万苦，成年累月，而一但遇上了暴风雪，遇上了瘟疫，或许一夜之间，就可以给你统统归零——“家有千万，血口袋不算”啊！
早在捕猎时代，猎人当其在恶劣环境中求生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给一些经常致人灾异恐慌，于人又无可奈何的自然物，自然现象以灵性化，人格化，希望能够通过崇拜供奉而感化之，满足之，使不至轻易动怒发威，殃及亲人。而进入牧业时代，依旧处于蒙昧状态的牧人，面对依旧反复无常，依然无所适从的大自然，其于神灵的信仰就不可能是渐趋没落，而是只能是越发的繁复深入，进而组织化，仪式化了——如此他们反倒是以为自己终于悟得了真谛，寻得了出路！为了自己，更为了群落。
于是随着牧业的繁荣，人口的增殖，随着远方的族群逐步变成近邻，随着邻近族群的长期冲突，不断兼并与最终融合，随着族群之中成员间血缘关系的逐代疏远，原始人群的那种各尽所能，不分高下的亲情的家庭体制终于不得不瓦解了，代之而立的则势必是某种进退有序，取舍有道的阶级的社会体制。
那么，当此牧业时代，既然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样样离不开畜牧，那么阶级秩序即依其成员的畜牧劳动能力来差别，如何呢？——不行。因为同样是生长发育，趋利避害，动物要比植物对环境的选择余地广阔得多，规避手段自由得多，所以人类之于牲畜的生长发育可能介入的劳动也低级容易的多，简单轻松的多；而既然畜牧仅仅是远古人类一种最为低级简单，可能优先掌握的劳动技能，那么社会要依这种低级而容易，简单而轻松，无所谓后天壮弱愚智的“畜牧劳动能力”去构建阶级秩序，那是不可能的。
当此牧业繁荣，人口增殖，族群扩张的时代，既然族群的兼并与融合都是经由其间的冲突与战争而实现的，那么阶级秩序即依其成员的战斗拼杀能力来划定，又如何呢？——也不行。因为依着当时人们的普遍理解，族群间每一次冲突与战争的成败，根本也不是出于具体成员“战斗拼杀能力”的强弱，而是基于族群“守护神灵”的法力高下，支持力度！于是这种为“神灵”所主导的冲突与战争的结局，最终也只能是决定某一族群整体地作为胜利者而贵族，或者作为失败者而贱族的社会地位，却不能差别出某一成员其在所处阶级中的具体地位。
于此，既然畜牧产出的多寡源自于上天神灵的“恩赐”，冲突与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上天神灵的“意旨”；既然上天神灵不仅主宰着日月星辰，风云变幻，而且操控着人间祸福，旦夕来去；既然母羊下不出婴孩，草木长不出骨肉，石头发不出枝芽；那么阶级秩序也当然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只能服从于这种最为直观，最为明确，最为根本，同时更照拂了原始人群所固有的那种亲情传统的奴隶制的“血统传承”标准，而定夺嫡庶亲疏进退，尊卑阶级取舍了：如此帝王统领诸侯，诸侯支配贵族，贵族监管贱族，贱族牧养牲畜，牲畜啃食牧草，牧草吸纳大地，且各当其位，各领其事，定纷而止争，长治而久安，何乐而不为呢？
人类乃是一种幸福无止境，欲望无尽头的动物，所以其才最终超越动物，进化而成了高级的人，然而正因如此，古来的每一个人，必始终生活于不满足之中；同时，人类又是一种有思维有意志的动物，所以世上的每一个人，又必在不停地为其所经所历的不满足而找答案，寻慰藉；于是在群体生活中，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实成人之所必需。然而置身牧业时代，人的认知水平却实在太低，所以在愚昧，恐慌，失落与迷茫之际，盲从盲信就成了人之常情；于是进入奴隶社会，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亦即是远古的知识分子——巫婆神汉的设计中，在一众希望其子子孙孙，世代高贵的帝王贵族的驱动下，神灵之说，宿命之论，宗教信仰，就自然畅行天下。
奴隶社会的宿命迷信文化，靠着其地狱或者来世转畜的恶毒讹诈，凭着其天堂或者来世转贵的荒谬诱导，以子虚充实空虚，以乌有灌注人欲，致使世人普遍地把希望寄托在了“美好的来世”，而于今生却逆来顺受，任人宰割，成了只知认命的“会说话的工具”——一个个的活死人，从而在根本上满足了奴隶制血统传承体制的裹胁要求；而神的所有子民，不分高下，他们对来世的共同寄托，共同追求，更使得奴隶社会监管与劳动的血统分工，尊贵与卑贱的对立协作，得以开展，得以延续，省却了暴力监管“打残了活没人干，打死了肉不能吃”的许多麻烦。
奴隶主义的贵族占有体制，宿命迷信文化，所造就的是一种惯性不变的社会环境，其于社会成员劳动素质提升的影响是极其微弱的，甚而是抵触性的；当然，相较于原始社会的与猛兽为伍，觅洞穴而居，早出不测晚归，小群零散活动，无所谓高下，更谈不上分工，奴隶社会毕竟还是一种进步。
三．种植时代
其实植物的籽实要比其枝叶的营养价值高得多也更可口，可是由于籽实的数量有限却使得枝叶成了牲畜的口粮，于此在一些地势气候本身允许，土壤水源相对适宜的地方，为着支持牲畜的繁殖与生长，牧人在割草备料的过程中又开始培植庄稼，后来，更随着野菜的采摘，料种的选优，当种植品最终也成为贵族的纯酿，贱族的糟糠的时候，牧人就又演成了种植业人。
动物应该是一种比植物更为高级的生物，因为它们能够自由活动且得经由植物而轻松地获取大自然的养料；如此则种植业也应该说是一型比牧业更为高级的产业，因为它使得人类获取养料的途径跨过了动物的消耗环节进而直接探到了植物；然而正是由于这个“直接”，种植对人的劳动技能也要求更高更繁，对其劳动的投入也要求更重更多，于此种植业的单位面积产出也比牧业更高，可养活的人也更多，相比于懒散的牧人，种植业人则必需得更为勤劳。
当然早期的种植还只是一种以伐木烧荒，排涝引水为主体的“垦”的生产，此种生产尽管已经对个人劳动提出了较高要求，但其在总体上毕竟还是仰仗于人员协调，集体配合的地方更多；于此，随着垦田的拓展，人口的增殖，一种继续服从于牧业结群原则，同时又收缩了结群规模，因而也强化了劳动监管力度的小集体生产首先形成了。
垦殖小集体最初是由作为支系的下层贵族为开发边远荒地而监管几家贱族组合形成的。在垦殖小集体之内，贱族劳动受所属贵族监管，收获归所属贵族掌控，生活由所属贵族支配，而其所垦的田也自然成了小集体的口粮田；同时村落周边业经大集体开发的田，就成了众下层贵族监管所属贱族服劳役而无偿供养上层贵族的责任田。
然而垦殖生产尽管粗放，但它毕竟也需要挖掘，也需要收割，同时人们还得应对涝旱，不误农时；故其不仅对贱族体力付出的要求要比纵马扬鞭，人犬配合的放牧繁重的多，而且对贵族的监管力度，监管水平，要求也苛刻得多；于是随着垦田的拓展，技术的深入，在垦殖小集体中，贱族体质的壮弱，人性的勤惰，贵族监管的手段，权力的运用，就渐渐的分出了高下，而血统的贵贱则隐隐受到了冲击。
特别是随着工具的进步与畜力的使用，随着种植技术的不断完善与提高，随着种植本身由刀耕火种的“垦”走向精耕细作的“耕”，在生产中人的作用就越来越突出了：同样规模的小集体，这一队产量高还能多种田，而那一队种田少却产量低，这一队越种越肥，那一队却越种越贫；可以说，到了耕植时代，庄稼就不是自己“长”起来的，而是人们挥汗卖力“种”出来的！于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把前途命运完全付之上天神灵的宿命迷信自然动摇，而人的主观能动性则相应提升。
渐渐的，这种本属于牧业的奴隶制的结群监管模式，更与种植本身形成了种种冲突，反而成了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无奈阻隔：贱族下地说起来倒是“一出勤，两送饭，坚持两个六点半”，但实际上勤是出了，活却并不干到位；收获听起来倒是全归贵族了，但产量太少，除去最低生活标准养活贱族，所剩势必不多，有时弄不好还得挖老本，吃救济！口粮田是如此，责任田则更是如此，因为种植又有季节性，要忙都忙，能闲统闲，于是在下层贵族与上层贵族之间，就渐渐的也形成了勾心斗角，势不两立。
于此打乱大锅饭，调动积极性！经过长期的纠结，经由彼此的平衡，一种既成功迫使贱族勤耕苦作，又根本保证了贵族收获利益的“租”的种植方式，终于由责任田而口粮田，由上层贵族与下层贵族之间，而下层贵族与贱族之间，逐步摸索定型了：贵族允许贱族自主使用耕地，但那只是出于耕作的便利，因而也只能是暂时的，到期则势需无条件交还，继续归贵族掌控处置；贵族也允许贱族得到部分收获，但那仅仅是耕地定额产出之外的溢余，要想得到只能凭额外劳动去拼，去换，多劳多溢，多溢多得，而其基本产出则需足额上交贵族。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上层贵族的不论是责任田，还是口粮田，统统交由下层管理，普遍收租，就是封建国家最初的农业税；这下层贵族对所领耕地的掌控出让，定额收租，就是强权阶级最初的土地所有权；而这贱族对所租耕地的勤耕苦作，增产创收，就是弱权阶级最初的土地使用权。“租”的种植方式相较于过去的小集体垦殖，由监管劳役转而坐享地租，由被动出勤转而主动出力，不论是就耕地所有权者的收获利益来讲，还是就耕地使用权者的劳动前景来说，它都是一大进步，这一进步，已经根本地满足了种植生产分散经营，精耕细作的发展要求，因而也成功地支撑了后世种植生产的全面发展，长期繁荣。
人的体力是有限的，假使一个普通劳力能种二十亩田的话，那么一个顶级壮汉最多也就翻上一两番；故此对于社会上的每一个耕植者来讲，其发展的最终方向就不可能是耕更多的田，打更多的粮，而是只能是置更多的地，收更多的租；并且也只有这样，耕作才有长远的动力，收获才有无限的前景。
在“租”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权力占据着驾御劳动与支配收获的双重地位，社会并由此而把种植业人一体分成了掌控耕地所有权的强权阶级与租赁耕地使用权的弱权阶级。封建制的权力是可以流动转让的，而奴隶制的血统则是只能永世传承的，流动性的权力既使弱权阶级得到了通过勤劳节俭而升入强权的可能，也致强权阶级由于种种懈怠而产生了降于弱权的顾虑，开放的“权力”代替封闭的“血统”而上升到决定社会生产生活的主宰，就首先在经济上引领人类步入了封建社会。
奴隶社会是先保证了贱族的生存，有结余才轮到贵族添补幸福，而封建社会则要先满足强权的贪欲，剩下的才留给弱权活命，且剩得多那是你勤劳本分，剩得少就是你懒惰活该，而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允许社会这样做。
四．封建社会
人类的牧养牲畜最初都是为了吃肉，可是到了种植时代，牲畜之于人的意义却竟转到了役力；然而，拖犁拉车到底不是牲畜的天性，于此人类就又发明了鼻环，发明了缰绳；而只要牵住了鼻子，勒住了缰绳，那牲畜就只有任人摆布，咬牙卖力了。所谓“人信制，马信拴，骆驼信得鼻子穿”，什么是权力？权力就是能牵住你鼻子，勒住你缰绳，因而能制住你，致你尽管在名义上有选择的自由，但是在现实中却别无选择，只能顺其意图为其效劳的那么一种力！
权力本是在下层劳动监管，长期博弈中滋长，随着封建制“租”的种植方式的确立，而上升为影响社会关系的新兴一极的；故此下层贵族深入基层，监管生产，对权力的运用自然司空见惯，对权力的好处也已体会颇深，再加上血统本身不高，所以其对权力的崛起，普遍并不反感，有的甚至还积极倡导；而上层贵族养尊处优，占惯了血统的风光，往往还自命清高，对权力的手段嘴脸则深恶痛绝。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权力惯能培植势力，积蓄实力，于是在社会上，下层肆无忌惮，架空上层，甚至取而代之的事件常有发生，而上层窝囊糊涂，失其社稷，甚至灭族灭种的结局确也悲惨！于此，有的人大惊失色，激呼“礼崩乐坏”！而有的人则蠢蠢欲动，暗道“咎由自取”。
同时，以前吃大锅饭由于大家都是混着干，所以老年人尽管体衰，但其在生产中却并不特别显眼，有时田间地头摆摆生产生活经验还会令人油然起敬。然而自从家庭成了基本种植单位，劳动与收获直接挂钩，老年人就开始成了生产的多余，生活的累赘，有的更长年卧病，怨天尤人，就越发牵制劳动，破坏情绪。于是老年人——他们本是现时的长辈，未来的祖先——晚景却大多凄凉，社会上虐老事件也频频发生，于此有的人又呼：“礼崩乐坏”！但这一回没人再说“咎由自取”了。
特别是随着“租”的种植方式的社会确立，随着种植业的兴起，作为耕植政权的根本也随之由奴隶制的“天命所归”，而转到了封建制的“地权掌控”，于此，新的一轮志在开疆拓土与争权夺利的国土兼并战争与政权争夺战争又开始了。并且，由于耕植所致的社会劳力剩余，由于耕植劳力本身就有季节性剩余，由于粮食代替肉奶所形成的可长贮远输的后勤支持与前后方分工，战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拼杀更愈拖愈久了。于是此时的战争，就不再是上天帮不帮的问题，将士勇不勇的问题了，而最主要的则是：拼军队规模，拼将帅指挥，拼承受力，拼生产力，拼庞大人力庞大物力的组织调度，拼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
于是面对此种新兴权力横冲直撞，此消彼长，没落血统江河日下，全面崩溃的历史新局面，如何顺天应人，推陈出新，构建一种既有利于安定家庭，增殖人口，发展生产，又有利于稳定内部，汇集国力，整体对外的权力的社会新信仰，家国新秩序？——又成了新的一代强权阶级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并且，此前在总结种植经验，传承种植技术的过程中，文字也历史地完备成熟了起来，此则不仅为思想的记录与交流提供了物质的支持，而且对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也提出了时代的要求。
于此，一种或则借助宗教，重整旗鼓，或则撇开鬼神，另起炉灶，主要讨论与设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的伦理道德思想终于理论形成，系统确立了，随之则开始曼延传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伦理道德思想承认权力的价值，但是为着安定家庭，稳定政权，却将权力凝固于权位，主张通过压制下级及新晋权位者的锋芒与潜在权位者的意志，以维护上级及既占权位者的权威与曾经权位者的影响；从而着重提出了晚辈对长辈的孝道与臣民对君主的忠道，希望从家庭到国家，从精神到行为，构建一套上级仁爱与管教下级，下级礼敬与顺从上级的封建制的社会新信仰与家国新秩序。
渐渐的，在这种翻云覆雨，瞬息万变，上上下下，没完没了的开疆拓土与争权夺利的国土兼并战争与政权争夺战争中，一种集权官僚的封建国家制度也博弈形成了，并为争战各国所推行。其主要法则为，把地方政权的臣民分封制改成区域郡县制，把地方诸侯的血统代代传承改成地方官僚的中央随时任免，这样就在组织结构上首先使地方由中央的兄弟子侄，变成了国家的肢体手足，从而在源头上阻断了地方的自立门户，预防了国家的分崩离析；同时，确立了一种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整体，地方服从中央的政权运作机制，这样又在组织原则上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控，使各自为政的封国，变成了立政为国的地方，进而保证了中央的方针政策可以逐级下达基层，地方的人力物力能够层层汇集中央。
伦理道德思想“安定家庭，稳定社会”的意图，与集权官僚制度“长治久安，汇集国力”的宗旨根本一致，其为上级设定的管教权利与对下级要求的顺从义务，也完全符合集权官僚制度的需要，于此，伦理道德思想自然成了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而过后更在强权阶级不厌其烦的长期颂扬与不择手段的全力守护下，忠孝之道更渐渐的上升而成了一种权力的封建国家信仰，恭顺的奴才民族文化。
耕植必需得按部就班，日复一日，到了春耕的时节急耕，到了秋收的时节抢收，而决不允许别出心裁，拔苗助长；所以“天下太平，不误农时”，实成为种植业人对社会的最为根本也最为殷切的期盼！而集权官僚体制与忠孝顺从文化全力维护中央，上级与长辈的既成权威，着重强调事物发展的整体性，持续性与稳定性，就在客观上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稳定，因而也根本地满足了耕植生产“求稳”的发展需要。
然而，种植业人的这点可怜的“太平求稳”需求，却是以其自身遭人绑架的命运而换得的！相对于牧业的“听天由命”，种植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人定胜天”，然而单靠拼体力受笨苦，人与人能有多大差距？而拼创造搞建设又受着时代的局限，在事实上几乎成为不可能；于是在种植时代，一个人要想证明本事能耐，要能成就丰功伟业，那就只剩下撕裂道义，抹杀良心，掠夺他人，成就自我这一途了。
封建道德是什么？封建道德本是强权首先要在意志上把弱权折磨成任劳任怨的奴才，委曲求全的病夫的阴损奸谋！就是要叫你忠孝仁义，缚手缚脚，就是要叫你瞻前顾后，无所作为！然而反观强权呢？他们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可以肆无忌惮的下黑手，随心所欲的搞阴谋——才不受天理良知的任何限制呢！并且此等作为，轮到他们，那就成了王道威仪，韬略智慧，理所当然！
天灾是无可奈何的，但人祸则允许讨要公道，然而面对强权掠夺，人们却根本讨不了公道，此所谓人祸而天灾者。
封建社会的集权官僚体制与忠孝顺从文化，所打造的是一种兽性掠夺的社会环境，人吃人的社会环境，它于社会劳动者劳动素质的影响是掠者愈掠，劳者愈劳，你不给他压力，他还形不成动力！当然兽性毕竟已经是一种活性，故此相较于奴隶社会的惯性不变，富贵天成，全面占有，麻木愚昧，封建社会到底也算一种进步。
五．商业与强权
随着种植业的繁荣，人们逐步由逐草游牧而变成了定居耕作，牧业也逐步由放牧打草而变成了家畜喂料，并作为一种副业而随种植共同汇于农业；于是，农用具的打造，农产品的加工，农住所的建筑，家居生活用品的制作，等等这一干为农村，农业，农人服务的产业——手工业随之兴起。以前牧人都是生活在马背上又需经常迁徙，所以吃肉靠烧烤，装奶用皮袋，东西越少越利索；而现在农人过上了定居生活，锅碗瓢盆，坛罐箱柜，东西反倒越全越便利；于此随着农业的发展，随着农业对手工业的服务水平要求越来越高，一部分农人终于脱离农业，成了专事手工生产的人。
手工业从农畜产品的加工出发，更使人类的生产活动跨过了动植物的消耗环节，进而直接探到了矿物，因而具有完整生产意义；然而正是由于其中少了动植物生长活动的现成可图，手工业对人的劳动水平则要求更高更繁，相比于傻大笨粗的农人，手工业人更依重的是手艺，更得意的是头脑。当然，手工业为人类解决的并不主要是食物的问题；可是，如果说人类生产的发展就始终只能专注于“吃”，那其“无限的幸福生活”又与动物“有限的生存活动”有的什么分别？人本来就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手工业为人类解决的首先正是“工具”的问题；而所谓“发展”，说到底也只能是向“根本”进一步挖掘，劳动的工具进步了，生产也就进步了，生活的用具进步了，幸福也得进步了。
然而由于手工业本就不是专门为人类解决其赖以生存的“口粮”问题的，并且匠分百工，各有专攻，所以其产品自投入生产开始，实际上就已经有了商品的属性——只能换饭吃，不能当饭吃，只能提供单一用途，不能覆盖所有用途——而又由于手工业的这个与生俱来的商品生产的属性，所以它甫从农闲时的家庭手工独立而出，随之就又投入了商业的怀抱，甘心做了商业的附属。
于是，从此以后，手工业生产的繁荣就不得不托庇于商业的繁荣，凡商品交易旺盛的地方，必是手工业生产聚集的地方，凡商品交易萧条的社会，必是手工业迟滞落后的社会；于此人类社会生产力自牧业，种植业之后，更高一级的工业的必然上升，就只能寄希望于商业的社会繁荣了。
然而封建社会却是一种强权狂征暴敛，弱权水深火热的社会，普通百姓长期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又怎么可能贪图享受，妄谈消费，繁荣商业？
在奴隶社会，贵族的身份都是一代一代论资排辈，由“上天”经由血脉投胎而确定的，即便是某一贵族有多个子嗣，其身份又只能传给一人，那也尽有“立男不立女”，“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的确则，可以最终导出一个不二人选，并且这一人选，除非上天“收回成命”，否则人间谁都动不了。
可是封建社会的官僚却是由上级任命的，选拔标准也变成了“德才兼备”。然而，且不说标准上升成两个，甚而三个，四个，听起来倒是两全其美，面面俱到，极尽完美，但行起来却势必弄成相互牵制，无所适从，进退失据，结果反而使标准变成空谈，秩序形成混乱！而更为难堪的则是，封建官僚所推许的“德”，其实也远不是百姓下级所期盼的“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天理良知”之类，而首先是官僚上级所注重的“忠心耿耿”，“指挥如意”，“放心可靠”之属；“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子又岂能脱俗？墙上芦苇，人云亦云，不能独立思考，没有胆识主见的人，岂能担当大任！又怎配得称“人才”？所以说，封建官僚的“德”，与“才”实为势不两立的一对矛盾，有德的就必定不才，有才的则势必失德！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社会治理中，政治的作用，始终是一个团结引领多数人，使其有出路，有前途，有奔头，从而激励多数人向好的方面发展，向好的方向进步的主导作用；而法制所能起到的，则只能是一个孤立惩罚少数人，致其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进而警戒少数人向坏的方面堕落，向坏的方向退步的补充作用。然而封建官僚自命不凡的“德才”标准，却陷多数官僚于狂贪滥贿，争先恐后而不自知，竟又风风火火，自鸣得意，把维持官员素质，保证政府效率的期望，寄托在了本来只能起到“警戒少数人”退步作用的其内部的法制监察机制！——既然所托非人，勉为其难，那结果也只能流于逢场作戏，自欺欺人，抓死放乱，越反越腐！
贪污腐败实为封建社会的附骨之疽，只要集权官僚体制跋扈一日，贪官污吏就势必猖獗一时。奴隶社会没有腐败，那是因其家就是国，国就是家，私即是公，公即是私，从上到下，压根就不存在腐败的必要；而封建社会既将权力差别了家国，利益划分了私公，可人民竟无权过问政府，政府却有权处置人民！于是权力淹没了制度，政府凌驾于国家，官僚则何得而不腐？国家又何能而不败！
然而上有狂征暴敛，下有吃拿卡要，周围不时还有防不胜防，警匪一家的盗贼匪寇，百姓的日子可怎么过？——“太平盛世”还能拼苦力，做牲口，兵荒马乱更得填沟壑，做炮灰！
故此说，封建社会的城市集镇，实为权力的辐射城镇，封建社会的工商业，首先是满足黑白两道，各路强权挥霍享乐的工商业，而与百姓普遍的生产生活无关；但依靠此种社会，此种市场，手工业永远也不可能完成其集中生产，粗放复制的升级！
天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矣。
六．商业与运输
地球是一个地型、地貌、水文、气候，环境各不相同的地球，因而世界也成为一个生产、生活、制度、文化，发展并不均衡的世界：有的地方适宜耕植，于是老早结束游牧，率先进入了耕植时代；有的地方不宜耕植，于是只能永久停滞于牧业时代；而有的地方尽管宜耕，但却必需得深耕，于是只好长期游移于半牧半耕的时代。
半牧半耕的生产，决定了半奴隶半封建的社会。其主要表现为，由于耕地贫瘠，生产落后，贱族依旧聚拢庄园，秉承贵族，或牧或耕或手工，成了半自由的农奴；而贵族则据有领地，构筑城堡，统领骑士，役使农奴，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国家”。然而“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由于组织松散，聚敛不足，所以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各自为政，谁都“统一”不了谁。同时，在这种半牧半耕的地方，宗教不仅应时代的要求，率先囊括道德，在思想上成就了理论化，系统化；而且裹胁权力，在行为上达成了组织化，制度化；于是更利用其社会影响，干预地方，制衡诸国，得以部分地参与政权的事务，有限地发挥中央的作用。
于此，在这种血统承历史惯性，宗教挟道德权力，双方势均力敌，各不相让，而道德只能寄人篱下，权力被迫惨淡经营的社会形态下，普通百姓的理想前程，就既不是勤耕苦作，置地收租；又不是做官入仕，弄权敛财；也不是皈依教门，禁欲苦修；更不是投胎贵族，福荫子孙；而是只能是，由付出苦力，转而开动脑筋，掌握技艺，做工经商，这样既名正言顺，又高人一等，何乐而不为呢？
商业的辐射能力，首先决定于交通条件，受制于运输手段；故此自古商业城镇，私家店辅，都选交通便利的地方，人流密集的处所。然而陆上运输，从肩扛人抬，到车载马拉，由于运量既少，成本又高，却不能及远，除非是丝绸瓷器之类，尊贵暴利之物；而水上运输，由于借助水的浮力，风的推力，则运量既大，成本又低，故其日用百货，原料成品，都能胜任，天南海北，跨国出洋，统统满足。交通运输与商业辐射的关系，实为半径翻一番，面积就翻两番的关系，所以商业的繁荣，若得依托于浩瀚的水运，那就足以使本身并不景气的市场因范围的扩大而相对地景气起来，致原本并不兴旺的生产因地域的集中而相对地兴旺起来。
于此，在那种隔山夹水，贵族统治相对薄弱，宗教势力又难渗透的地方，也就鱼龙混杂，有了形成异端的可能。那么一些希望出人头地，改变自己前途命运的人，若得挣脱庄园的束缚，就自然会闯到这河汊港湾之地，千帆云集之所，来打拼一番事业：凡既没拖累又肯冒险的，先做水手，再成船长；凡口齿灵便待人和气的，先做伙计，再开店铺；凡心灵手巧能下苦功的，先做学徒，再熬师傅；于是，最初的手工业城市就这样由小而大，由贼窝而商港，渐渐地成了气候。
随着商业的拓展，货物的流通，市场端的商品出现了差异，形成了比较，生产端的产品也判别了高下，引起了竞争；于此城市手工挟工匠聚集之利，争相提高技艺，而庄园手工则承眼界狭窄之弊，渐渐萎缩消退；结果城市手工就在彼此的竞争中，渐渐兴旺发达了起来，长期则不仅成功地淘汰了庄园手工，更且进一步完善了耕植工具，促成了社会生产与市场的全面升级。
随着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的进一步提升，水上运输越运越多，越输越远，飞速发展，直至勾通全球各大洋，辐射世界各大洲；于是市场需求持续高涨，商业竞争也由城市与城市之间，渐渐的扩展到了国家与国家之间，而一些水运条件，地理位置特别优越的国家，更整体地发展而成了一种工商业的国家。
然而，随着市场的扩张，手工作坊为维持高利，奴役学徒，而论资排辈，限定门槛，生产却渐渐的跟不上市场的需求，长期则更严重地束缚了商品生产，成了手工业自身发展的顽固阻隔。有见于此，一些资本雄厚的商人，在囤积货源，争夺原料的过程中，就开始利用其既了解商品生产，又熟悉原料市场的优势，开始在农村收购原料，雇佣农妇，简单加工，然后再运到城市，购置设备，雇佣工人，进而开办工厂，自行生产，直接出售。这样既有利于把握市场动态，又方便于调节产品结构，既操控了商品销售，又囊括了商品生产，自然不但实现了一条龙经营，而且赚得了一锅端利润！于是诸商争相仿效转型，方式逐步社会确立。
工厂雇佣方式代替作坊学徒方式，成功地打破了手工作坊对手工生产的垄断状况，进而确立了厂房施备，亦即是资本投入在生产中的优势地位；这样不仅突出了机器设备的价值，有利于生产技术的进一步提升，而且使原本并不属于工匠的人，稍加培训就得加入到机器操作行列中来，从而有利于扩大生产规模。而过后随着工厂生产的规模发展，设备技术的不断进步，当蒸汽机发明，机器动力普遍运用之后，手工业更最终完成了其向机器大工业的革命性升级。
由作坊学徒方式转到工厂雇佣方式，实际上也使得长期地从属于种植生产“精耕细作，分散经营”性质的工艺手工业，变成了“集中生产，粗放复制”的机器大工业，由于其属性不同，转变自然经历了一番周折；但劳动由奴隶主义的学徒身份终生制，转到资本主义的工人雇佣工时制，由于其属性相同，过程就容易得多。
人类社会主导生产力的升级更替，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主要体现为生产方式的升级更替，亦即是统治阶级掌控生产，驾驭分配的手段的升级更替；所以，生产率提高了，生产力发展了，首先是统治者的掠夺罪恶更为疯狂了，而并不是被统治者的生活水平相应提升了。牧区的人喝奶吃肉，却形成了不吃牲畜内脏的习俗，但耕区的人平时不仅内脏血液照吃，灾荒时甚至连草根树皮一并吃尽！而工业时代资产阶级依托其机器复制效力，工厂雇佣方式，严酷压榨无产阶级，疯狂积累原始资本，至使社会生产在短短一百年的产值，甚至比人类自演成以来，几百万年的产值还要多。
七．资本主义社会
商品交易首先要求相互平等，当然于卖家“顾客就是上帝”，但那只是一种尊重的态度，却不是什么供养的责任；当然于买家也有“刻意照顾”的卖场，但那只是一种人缘喜好，却不是什么扶持的义务；否则一但构成了责任义务，那就是馈赠，就是依附，而不成为一种交易。
商品交易其次要求彼此自由，你愿买那是出于你的选择，我愿卖又是因为我的需要，你不买有不买的自由，我不卖也有不卖的自由；所以讨价还价可以，但若一方出于他人强迫，被逼无奈，那就是强买强卖，就是掠夺，也不成为一种交易。
然而封建强权本来就是建立在不平等，不自由的基础之上的！资本的代替权力，这是历史的必然，可问题是在封建社会，强权一但发现自由苗头，不稳隐患，立马把商业贸易都给你在源头上干脆轻了贬了，闭了锁了，你资本还如何萌发？当然“民以食为天”，然而人民就真的是那种只知吃喝拉撒，无关幸福喜乐的牲口？后来，面对列强蚕食，赔款割地，强权万般无奈，倒是也提出了“工业化”，可是却又只准国营官办，不许民间私开，这样你资本又谈何发展？当然为此强权一定会打出“公有”的旗号，然而“公有”就是“权有”，任何东西一但姓了“公”，那就任凭强权挥霍，百姓还能沾得上半点边？而即便是最后皇恩浩荡，资本总算开放了，可强权还是要硬插一手，从中作梗，职责的一概不管，功利的统统全揽，致使竞争依旧是依附的竞争，发展永远是权力的发展——资本都给打上了权力的烙印，从来就没有自我，又何谈文化，何谈代替？
所以说，发展大势哪都一样，但具体到先后快慢，却不同地方，各有各的不同。于是在那种土壤气候环境优异，水上运输环境闭塞，掠夺体制根深蒂固，忠孝道德积重难返，强权功利严防死守的地方，资本主义就很难萌发枝芽，平等自由也永远不可能扬眉吐气；而在哪种尽管土壤气候环境欠缺，但却水上运输环境优异，地方又各自为政，宗教与贵族还相互扯皮，工商业得以竞争发展的地方，资本主义却勃然兴起了。
在资产阶级看来，他们的钱，那可是生产劳动改造自然的钱，那可是拼搏竞争服务社会的钱，那可是公平自愿心安理得的钱，他们问心无愧，他们理直气壮，他们哪能受得了权力的那份窝囊气，又哪能看得上血统的那点本事？于是面对宿命迷信的麻木愚昧，资产阶级首先对宗教信仰发动了一场文化的解放运动，从而在精神上成功地确立了人的劳动尊严，拼搏价值，进而唤醒了社会的幸福热情，激发了民众的反抗意志。然而在社会上层，长期与宗教神权争夺因而形成了对垒的，却是世俗王权，所以资产阶级的抑神立人，其实却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反倒是成全了血统贵族。于是当贵族接手权力之后，脚跟尚未站稳，心肝尚未全黑，资产阶级随之就利用其各自为政，群龙无首的先天不足，又对他们发动了一场场各个击破的武装革命，结果权力的统治就随着清高贵族的倒台，而摧枯拉朽，争相垮塌了。
那么，接下来又该如何构建一种平等自由，竞争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国家与社会体制呢？
在商业社会，商品的价值，最终都是由市场说了算，由商品的千千万万消费者说了算，所以国家的重大决策，政府的领袖任职，依着商业人的思路，也理应由社会说了算，由构成了国家的千千万万公民说了算，这就叫“民主”。在商业社会，交易成立，责任确认的依据在于契约，权力因契约而生，义务随契约而止，所以社会交往秩序，依着商业人的逻辑，也理应以诚信为根本，法律为依据，这又叫“法制”。
当然，国家不可能经常“全民公决”，于是民意又需要一个日常机关——议会；但政府作为一个执行机关，其行为是否违宪，却不能由议会说了算，否则那就背离了双方契约平等的精神；于是在议会与政府之外，又需一个见证人，裁判人——法院；如此三权分立，各领一方，民主监督，法制裁决，就可以有效地扼制权力的泛滥，成功地阻止暴力的猖獗。
资本主义的“合众联邦，民主共和”与奴隶主义的“各自为政，部落联盟”性质相同，但却与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天下一统”性质相反；故此，从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必当深入革命，势成曲折反复，而从半奴隶半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只需适当改革，即可轻松达成。
资本主义民主，法制，人权，博爱的“普世价值”，乃是基于市场经济平等自由的竞争理念推导而来的，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的商品交换，买方与卖方之间，就真的是建立在平等与自由的基础之上的吗？
所谓“无商不奸”，就卖方来说，一件商品，进价10元，他家有，别家也有，别家都卖12元，但是他家却非要10元平出，甚至9元5角倒挂！顾客不明就里，一去“货比三家”，自然得出结论：“呀！这家才9元5角！内中难道就没赚头？别家要卖12元！得赚多少？黑！以后别家哪都不再去，只到这家！”但是另一商品，进价1元，只他家有，别家都没，他却再不平出倒挂了，价格敢订10元！并且下一步更将鼓其三寸不乱之舌，极力忽悠误导顾客：“这件质量好，效用高，品牌硬！那件不好，你看，才贵5角，值！”顾客出于其头脑中业已形成了的“这家比别家便宜”的故识惯性，又没处比较，自然上当！
同一商品，卖给谁都一个价，那叫童叟无欺，但低进高出，劣币驱良，那就是童叟兼欺！普通日用百货，卖家利用其掌控信息的不平等，忽悠误导顾客，顾客尽管花了冤枉钱，但毕竟被冤的还仅仅是个钱。到底一帮丧尽天良的医生，顶着个专家帽子，十几岁的小姑娘胸疼，本是炎症，他却装模作样一摸，大惊失色认定癌症！——摸胸得躺着摸才成，站着摸谁没小疙瘩？——然而小姑娘懂个啥？家长又能懂个啥？生命攸关呀！不听专家听谁？只能开刀！——到头来花钱挨刀买了个终身残疾不说，还得感谢仇人“治病救人，妙手仁心”！
市场经济之下的商品交换，卖方与买方之间，尽管不存在权力上的不平等，暴力上的不自由，但其在掌控信息上却是不平等的，并且基于这个掌控信息的不平等，购买的一方更势必成为被忽悠遭绑架的一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其实也是这个理，在市场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诸多弊端，归根结底都是其金钱主导社会，人力受制于资本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并不是某一届政府，某一位领导人，靠短期政府行为可能解决。而资本主义的民主竞选，其实拼的就是金钱，就是包装表演，就是空头支票，与奸商忽悠顾客一模一样；并且谁当选都不可能改变其为资本服务的本质，否则精神病杀手就会跟他过不去。所以民众眼花缭乱之际，其实不论是选择哪一个骗子上台，选择哪一个骗子集团执政，于国于民最终都一样——谁都不至于大坏，谁也不可能太好，走走过场而已，笼络人心而已。
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既源于自由市场，其所标榜的多数就决不是正义的多数，而是只能成为利益的多数，盲目的多数；其所得意的制衡，也不单是正义之于罪恶的制衡，而是往往容忍着罪恶之于正义的制衡；其所造就的妥协，更不仅是罪恶之于正义的妥协，经常倒是正义之于罪恶的妥协！因而其所走过的道路，也只能是在争吵，暧昧，扭曲与徘徊之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道路。
资本主义的代替封建主义，实际上是骗子革了强盗的命，是统治阶级由凭蛮力靠棍棒豪夺，上升而成了凭头脑下说辞巧取！平等是只许来文的，不准动武的的平等，自由更是包装表演的自由，欺骗忽悠的自由。当然与兽类相比，人类的高明之处首先也就在脑，而不是爪牙，所以资本的代替强权，说到底也确有其进步的一面，人性化的一面，因为精明的人毕竟上当也少，而社会能够促使人们由向暴力发展，转而向精明发展，本身也算进步。
八．科学技术
人类的使用工具最初是从掷石头，抡木棍开始的，可是就打磨石器这一方向，投枪、弓箭实已到了捕猎技能的极限，于是猎人又开始驯犬，驯犬的目的在于提高捕猎效率，然而如此却首开驯养牲畜之先河，开创了牧业这一人类生产的历史纪元。牧业的发展在于牲畜繁殖率与下奶量的提升，而要提升牲畜的繁殖率与下奶量，又只有加料这一途可循，于是基于畜料的培植，人类又进入了种植时代。可是，如果继续依着牧人的方式生活，粮食就没法变成人的口粮，棉麻更难以制衣御寒，于是酿造，碾榨，纺织等等手工逐步成熟，制陶则越发趋于精致，而随着农具的进步与渠坝的挖掘，工业更从地上深入到了地下，形成了采矿、冶金、机械、化工等等产业，这样不仅丰富了人类生活，更且提升了种植业与牧业生产。然而至此若单靠手工技艺，精雕细刻，工业的发展则又走到了尽头，于是，从此以后，工业要再进一步发展，又不得不一步步仰仗于科学技术的开拓与应用。
从牧业到种植业，再到工业，随着产业的逐步升级，人们为生产同样消费或使用价值的产品，所需要投入的人力越来越多，所需要参与的自然资源（包括动植物生长消耗的部分）却越来越少了，现在一项科技成果的发现或发明，更往往需要无数人的失败，无数人的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一定的时候，才能集中到某一人身上归结出来，其所耗的自然资源却为零。这就如现在我们若把一片牧场改作猎场，猎人对猎物生长发育的人力投入为零，猎场可自然生成的野兽也比原把它用作牧场可放养的牲畜少得多一样。再从用的角度上讲，农产品只能一次性消费，其中的畜产品更必需得现产鲜消；工业品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供若干人使用若干次，但最终总要破损报费；而科学技术的产品——知识，则不仅用途广泛，而且可以供无限多的人同时使用，并能反复地使用无限次。
牧业活动于地面，支撑了人的体能，维持了人类生存；种植业劳作于地表，它不仅支撑了人的体能，而且为牲畜提供了养料，推动了牧业的进一步发展；工业则发掘于地下，它不仅制作了生活用具，拓展了人类幸福，而且制造了生产工具，推动了种植业与牧业的进一步发展；而科学技术更探究到了事物内在规律，它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知识，拓展了人的智能，而且推动着工业，种植业与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升了人类整个改造自然的能力。
当然，科学技术的产品——知识，它一不能张口吃，二不能伸手用，它于人类只能提供一种“精神的食粮”，给人以一种生产的导向，智能的充实；然而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的需求也逐步变化，以前都以衣食温饱为主，现在则重在生活享受了，而未来当重复劳动逐步为机器所代替，幸福生活已普遍平常，子孙后代更无需生存牵挂之后，人的最大需求就只能是掌握知识，提升自我，进而创新知识，成就人生了——否则则平淡乏味，就等于白到人世走了一遭。
动物世界，有的会飞，有的能游，有的善跑；有的发展了肢体，有的发展了爪牙，有的发展了眼鼻；而只有人类则特别发展了大脑，且在脑力的支配下，通过制作与使用工具，延伸躯体，而最终超越兽类，做到了地球的主人。所以说，知识之于人类，实有引领其认真自然，改造自然，进而成就幸福，支撑其所以成为人类的最根本意义。
完全可以得出，科学技术不仅是一型生产力，一型比工业更为高级的生产力，而且依着历史的发展大势，未来它更将继牧业，种植业与工业之后，而上升为一型主导社会生产，确立制度文化，改变社会生活的人类最终的生产力！
然而作为一型全新的，更为高级的生产力，科学技术的生产方式则势必又与工业不同。工业的效率出自大规模程序化的“复制”，故其成就源自机器，利润也理应归于资本，而不是操作机器的工人；但科学技术却必需得奇思妙想，标新立异的“创造”，所以其生产的主体也只能是操作设备仪器的科学家与工程师，而不是受人摆弄的设备仪器。可是，知识的生产，特别是内中的技术创新，当其发展的前期，却是应工业的需要，依靠工业的投入，才得孵化成长的；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把科学发现归功于人，允许社会共享，但是却把工程师混同于工人，把技术创新归功于设备仪器，使从属于资本，归属于企业，置以机密了。
在生产上，科学的意义在于为技术指引突破方向，提供理论依据，它就相当于工业生产中为轻工业提供设备材料的重工业；而技术的作用则在支撑产品提升知识内涵，物化经济效益，又相当于工业生产中直接为消费者制作生活用品的轻工业；这也就是说，同样属于知识生产的技术创新，乃是因其与工业生产中“经济效益”的直接关系而被资本主义社会归功于设备，划属于企业，进而形成机密专享的，于是，这“产权保护”，也自然成了工业时代技术开发的“原动力”。
然而，在历史上，牧业，种植业与工业，当其发展的前期，都曾有过从属于其上一级生产力，并托庇于其上一级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方式，而孵化成长的经历；可是，当这一新型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规模的时候，其原本赖以成长的那种本属于其上一级生产力的陈旧方式，却势必会渐渐地变成束缚其进一步发展的强大阻隔；而该新型生产力要蓬勃发展，它就必需得突破这层阻隔，进而确立一种属于自己的生产方式；而当其最终必然地突破了这层阻隔，并成功地确立了属于自己的生产方式之后，就将打造一种远远超越以往历型生产力的全新效率，进而返回头更扭转，提升乃至改变以往历型生产力的生产面貌，引领社会生产整体地登上一个繁荣发展的历史新台阶，确立一种更为高级的人类新型文明！
鸡蛋没有蛋壳，不可能孵化小鸡，但既已孵成小鸡，那蛋壳就必需得给啄破顶乱，否则，继续憋在蛋壳中的小鸡就不能算作小鸡，也永远长不成大鸡。
九．市场经济
在商品的消费端，技术知识更有提供切实评判依据，支持理性定夺取舍的作用，因而其于社会市场，就有了淘汰落后产能，拥戴高新产品的功能。可是资本主义社会既把产权划归于资本，技术保密于企业，那却使得消费者当其选择商品的时候，就只能听凭广告，跟风品牌，做出一种感性的选择，如此则势必会迟滞新技术商品的脱颖而出与旧技术商品的功成身退；致使市场无能消化不力，生产盲目泡沫扩张，最终矛盾激化，链条断绝，整个社会经济都会形成一波销售停滞，信用破坏，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不分优劣，家家遭殃的大衰退，大重建，社会极度恐慌，民众饱受摧残。
生态竞争是狼既追羊，羊也逃狼，跑快的存，跑慢的亡，于是双方精壮的都跑得快，谁都灭不了谁，老病的都跑得慢，该淘汰的及时淘汰；而市场竞争却置消费者于盲牛瞎马，任凭虎狼争食，使竞争变成了虎口与狼牙之间单方面的竞争；结果面对盲牛瞎马，衰狼病虎也照能狼吞虎咽，直至最终吃成了狼多肉少，血尽毛干，整个系统当然就只能一拍两散，洗牌重建了。
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它对大距离差别商品的比较，能够轻松胜任，但是对小距离差别商品的鉴别，却根本力不从心。比如在十九世纪以前，让它在近代工业与作坊手工业之间选择，它就做得四平八稳；但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开始有了近代工业与近代工业之间的较量，危机就来了，好在此时工业化国家正在大规模地向外殖民扩张，有殖民地手工业的淘汰给充数，衰退还并不特别严重；然而进入二十世纪，殖民地已瓜分完毕，殖民地手工业也已淘汰殆尽，工业更从“近代”升到了“现代”，史无前例的大崩溃当然就无可避免了。
现在我若问你，“拖拉机与耕牛谁的力量大？”，你凭着感觉一定会脱口而出“拖拉机”，并且这回答也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我若再问你：“这一块手表与那一块手表，哪一块走得准？”，那你就一定会迟疑了：当下要弄清得仪器测，走几天比一比等不及了，不测不等看包装又怕上当——用比较机器动力与畜力的方法去比较手表哪一块走得准，那结果也只能归于无效。
为了避免经济崩溃，维持生产增长，历史上工业强国多曾积极发动或者相机参与国际战争，希望靠战火既消化本国生产，又毁灭他国产能，既开拓他国市场，又激活本国消费。然而经济危机是全球性的危机，技术停滞的危机，于是战争也容易演成世界性的战争，势均力敌的战争，故其两败俱伤，得不偿失的结局确也令人心寒；再者说，技术代谢问题不能解决，那经济危机就会形成“周期性”，难道战争也要打成“周期性”？
而有的资源大国又凭着其上下一体，说一不二的强权，搞起了“计划经济”。可是既靠强权手段，那计划就只能局限于一种数量的计划，其所能达成的平衡，也只能满足于一种低技术高消耗与低消费高产值的平衡；而要提高，那就只能继续依靠强权手段，集中力量选几个重点搞突破了。然而分散兵力打游击战，夯实根基，与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成就辉煌，那是事物发展不可或缺的前后两个过程，因果两个阶段；故此靠集中计划而搞国民经济，那就势必搞成：短期内拼资源消耗，吃历史老本，剽窃抄袭，后进赶先进可以，长期要培养科技人才，成生产底蕴，开拓创新，先进更先进不行。
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出现以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又通过政府的手段，增加企业税收，强化社会福利，制约生产增长，扩容市场消费，以期缓和经济危机；然而生产依然是全球性的生产，市场照旧是全球性的市场，你仗义，他不仗义，你慷慨让出，他照单全收，到头来为人作嫁不说，人家得了便宜还要卖乖：发展啦，贡献了，能耐啦……反正危机是世界的，资源是祖宗的，污染是后代的，苦力是百姓的，但功利却是当前的！
其实，生产盲目扩张，市场代谢不力，致使社会经济供大于求，引发整体崩溃，那仅仅是经济危机的一个表面现象，触发因素，其更深层次的矛盾却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其保护企业技术产权，阻挠知识社会共享，给技木开发设置了人为障碍，阻断了平等参与。
人类社会的每一项知识，都是其生产者“站在巨人的肩上”，一步一个台阶地不断深入的结果，而这“巨人的肩上”之于技术开发，不仅仰仗于科学知识的指引与诠释，而且依托于技术知识的参照与领悟，假使没有知识的传播与传承，人类将永远停滞于捕猎时代！可是资本主义为着保证其先发国家的一枝独秀，维护其先发企业的竞争优势，却刻意强调了知识技术之于工业效益的一面，而故意抹杀了技术知识之于技术开发的另一面；既将技术置于企业机密，那就势必会把社会上其余所有的，绝大多数的知识后进拒于技术大门之外，致其成了技术开发的无知古人，井底之蛙；而这些“井底之蛙”要想有所创造，那他们就得先挣扎着爬出井来，然后再上层楼，再上层楼，直至爬上了技术的历史制高点，这才有了开发新技术的资格；否则，他们有生之年千辛万苦可能开发出来的“新技术”，就将永远属于低起点的旧技术！
同时，技术保密又使得商品的消费者在挑选商品的过程中普遍地失去了一次了解技术知识的机会。然而知识的生产，虽则都需“站在巨人的肩上”，但却决不是顺着前人的方向弯下腰钦佩倾倒，埋倒头精益求精，而是必需得另换一个角度，在批判前人，指责失败的过程中可能完成的一次认知的升华！所以说，在专业之内固步自封，实为知识生产的大忌，科学技术要大发展，大繁荣，必需得允许不同专业领域，不同社会层面的最为广泛的人，最为自由，极其方便地参与进来。
十．知识经济
一件食品，这一人吃了，他人就不可能再吃，一件用品，这一人在用，他人也不可能同时还用；吃的过程，是一个消耗消费的过程，用的过程，也是一个磨损折旧的过程。所以说，物品都有私有专享的价值取向，如若公有共享，反而作践消费，糟蹋使用，有损效率。当然，当生产落后，物品稀缺的时候，出于维系共同生存的目的，公有共享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但如此这消费也就有了福利的性质。
福利的产生，就是当物品稀缺，生存紧张的时候，富人从自己的收入中拿一部分出来，用以接济穷人，否则穷人都死了，富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人类本就是结伙群居，互为依托的动物。于此进一步延伸推广，即便并无灾异，社会依旧要从人们的收入中普遍地抽一部分出来，用以公共事业：维护正义啦，修路补桥啦，保家卫国啦，培养后代啦，等等，不论贫富，都能沾光，于此就有了福利，也有了政府。
然而政府一但占据了主动，公权力一但失去了制约，其福利的初衷就容易渐作摆设，变成打着公益旗号的侵夺私权，甚至不分贫富，干脆连骨头带肉的统统公有权享，但权力之外，却只能平均分配，维系生存。如此作为物品，该私有的却公有了，该生产者享的却掠夺者享了，发展也就失去了方向，失去了动力，更失去了效率。
于是，发扬物品效率，保护私权专享，又成为新时代社会进步的必然方向。然而在此大潮中，作为精神的产品——技术知识，因其势单力弱，却也受控于投资，混迹于物品，而给企业保密专享了。知识与物品乃是性质截然相反，势当区别对待的不同两种事物，知识随时可以为无限多的人同时使用，并且相隔万里，了无妨碍，跨越千年，永不磨损。所以说，知识本身就有公有共享的价值取向，社会福利的属性，公有才能成就知识的使用效率，共享才得证明知识的应用价值。
技术开发尽管实确离不开设备仪器，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则始终是人，靠的是人的顽强意志，凭的是人的偶然灵感；然而一个工程师到底要被失败折磨多久才能得获一星“灵感”？——却依然是一个未知数；所以搞技术开发，成就与投入精力不成比例，与投入资本也不成比例，否则若种瓜得瓜，计件计时，那就成了复制，而不是创造。
开发应用最新知识技术，无疑能给企业带来最为可靠的高额利润，然而面对茫茫前景，投资风险，业主却往往望而却步，许多企业破产，死就死在了技术开发上！这就好比作画，一幅画作一年，预期或许能卖一百万，但不到半年，画没作成，人先饿死了，那一百万还不是一个梦？
当然有的业主本就是工程师出身，他们找准方向，专心致志，不到黄河心不死！但如此既顾了开发，必误了经营，最终即便有了成果，却已无力投入生产，难以覆盖市场，于是多少心血，还得另找婆家，眼睁睁为人作嫁。
在工业成长前期，多数企业并不是靠技术开发发家的，而是引进收购现成技术，靠整合资源，兼并企业发家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靠倾轧争夺，营销手段发家的！工业生产，技术就是实力，而靠实力上位，那应该叫做竞赛，竞争斗的是手段，斗的是资本，竞赛拼的实力，拼的是技术。
而当工业成熟以后，新生的中小企业既居开发低位，又难承开发风险，但人家有所沉淀的老大企业却恰恰相反，于是高者愈高，低者愈低，技术开发继续为少数老大企业把持着不说，更为难堪的是，即便开发的投入相当，中小企业由于项目单一，其实设备仪器往往处于闲置浪费状态，而即便有了成果，生产也不一定就能用得上——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开发效率本身。
可人家老大企业凭着其联合生产，株式会社的项目覆盖，同一套设备仪器，可多方利用；一旦有了成果，这一产品用不上，那一产品用不上，但最终必定总有产品能够用得上，甚而经常还是多项产品都能一并用得上；于是设备利用充分，成果转化及时，人员活跃稳定，事业自然蒸蒸日上！然而就此在这种联合企业，株式会社的有限范围，设备仪器，知识技术，也就有了风险同担，知识共享的福利实际。
在历史上每一级新兴生产力的繁荣升级，都是基于一型属于自己的先进生产方式的确立，与一型本不属于自己的落后生产方式的挣脱；该独享的就理应私有，当共享的也势需公有；不属于社会公益的政府不应逞强硬揽，本属于职责本分的政府又需勇于担当。而技术开发依着其本质属性，发展困局，则必需得政府福利运作，社会公有共享。
在技术开发中，设备仪器的作用说到底就是个演示操作，重复证明的过程，其实放到政府层面，只要做好分工协作，用好视频网络，开发投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开支；而有了成果，研究者也没有必要“凭论文办工厂”，哪些工厂要用，利润分红就成，直至有更新的技术超越他；而作为研究者，还是坚守属于自己的创新事业要紧。知识的消费基于“过时”，出于“换代”，争的是先机，而物品的消费则基于“破损”，出于“折旧”，图的是时效。
当然被公开了的技术，社会应确保其只限于被用作进一步开发的参照，市场代谢的依据——只要推动社会生产由从属于商业，以市场为导向，转变为从属于技术，为知识所导向的即可——若非允许，不得投入到商品生产，赚取工业利润。或者说，技术交给社会是产品进入市场的贡献，专利得到保护又是技术交给社会的回报，否则技术既不能为社会共享，那社会还有什么理由放其产品进入市场并给予专利保护呢？而如果说专利保护是以纳税为前提的，那侵权产品岂不是纳了税就可以进入市场了？
所谓生产资料公有制，决不是物品资源的公有权享，而是只能是信息资源的社会共享。当然就当今世界，多国分立，技术摩擦，贸易纷争的格局看来，那“若非允许，不得投入到商品生产，赚取工业利润”，又谈何容易？于是知识共享又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世界大同。
十一．真理
自然规律乃是宇宙间万事万物赖以运动与存在的固有法则，它亘古不变，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然，人类尽管不能改变这种法则，但却可以认识这种法则，进而利用这种法则，借以影响自然，改造自然，为自己造福。同时，又由于人类的认识自然普遍地需要经历一个从无知到有知的极其艰难与极为漫长的过程，所以，人类所能认识的自然规律，亦即是在其心目中的“客观真理”，也就有了历史，有了一个发展的进程。
特别是作为宇宙中的一分子，人类自身社会的运动与存在，由于其演化所至的高于物质，高于植物，更且高于动物的普遍需求与能力，由于具体到每一群体所处自然环境的差异以及不同群体对自然环境的不同应对，其发展的历史就越发显得的“千变万化”，“反复无常”，所以人类要认识与掌握自身社会发展所必然遵循的固有法则，借以改造社会，提升自我，那就越发显得艰难反复，也似乎更需漫长。
在捕猎时代，人类由于终日与野兽为伍，长期为生存拼搏，所以存在即是真理，发展实成虚无，自然谁都没有精力，也没有心情去争什么真理假理，他们处事往往不由自主，只能随遇而安。
而进入牧业时代，人类尽管已经有了自己的生产事业，也有了生存的闲暇与幸福的期盼，但却由于认知水平实在太低，他们所能掌握的那点散碎肤浅知识，与宇宙间包罗万象而又美妙绝伦的自然法则相比，简直就是沧海一粟，只能自惭形秽！于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社会上刻意编造天意，得邀神灵照拂的贵族就成了天之骄子，为所欲为的人，而为上天冷落，只能领命盲从的贱族则成了行尸走肉，任人宰割的人；结果祭神问天，占星解梦，这种为贵族所把持专享的感悟天意与解释神谕的“智慧”，反倒代替了人类学术，成了人世界的真理。
到了种植时代，随着对作物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人类的思维活动渐渐开始活跃，而天意的鬼话则相应有所收敛，然而人类的认知水平依旧远远不足，首先是用以推理的手段并不可靠，其次是资以推理的“原理”更不确切，所以与其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倒不如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到底谁有理？——争执不下最终当然是拳头即公理！强权即公理！于是掌控权力，或者得权力守护的人就成了掌控社会资源，靠掠夺而享受幸福生活的人，而没权没势，胆小实诚的人则只能成为靠出卖苦力而挣扎于生存与死亡之间的人；结果攀附冷漠，讹诈推诿，这种为社会上下所普遍推崇的“处世哲学”，又排挤了人类学术，成了人世界的真理。
进入工业时代，随着生产得以摆脱生物生理的局限，人类的认知水平进一步攀升，然而资本主义的民主法制，那是出于对腐败黑暗的封建专制的批判与规避，基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竞争理念推导而来的，却与学术进步本身无关。于是社会上不论是靠金钱也好，凭心计也罢，只要能博得他人乃至社会最大限度认可的人就成了业界大咖，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投入不足或者手段欠缺因而不能得到社会与他人认可的人则只能孤芳自赏，颓废空虚；结果包装表演，做戏炒作，社会上这种骗子赌徒的自我推销伎俩又混淆了人类学术，成了人世界的真理。
而到了科技时代，随着生产注重事物本质，执着于知识内涵，产品成了知识的载体，生活成了知识的消费，人类的真理思维也自成冲破迷雾，脱颖而出之势；而随着知识的日新月异，重复劳动逐步为机器动力所取代，体力劳动逐步为体育运动所代替，体育运动的竞赛法则更必将适时激活社会的真理思维：谁跑得最快？谁跳得最高？谁举得最重？有的是不偏心的秒表，不任性的尺子，不会说话的秤，完全可以做出最为客观，最为真实，也最能令人信服的公正裁决！——无关乎嘴脸，无关乎权力，更无关乎血统！真理的发展既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人类的真理思维最终也只能是奔向竞赛！
民主只能制衡利益，却不能裁定真理。多数人相信大铁球首先落地，并不能改变落体自由运动的事实，多数人反对日心说，也不能阻止地球绕着太阳公转。真理的确立，一靠推理证明，二靠实践检验，与信得人多人少没有关系，并且当人类的认知水平普遍低下的情况下，真理还往往只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当然这里的“少数人”，决不是少数飞扬跋扈，翻云覆雨的强权政客，也不是少数歌功颂德，附庸风雅的御用文人，而是只能是少数的实诚人，劳动人，为真理而献身的人，因而才有可能形成创造力的少数的科学家，工程师与艺术家，并且，只有他们，才是国家大政方针最为合理合格的裁定者。
当然，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艺术一类不能竞赛，所以艺术体操也只能靠内行打平均分；但政府的职责，知识的应用，一个人的作为，特别是一个领袖的作为，根本在技术之列，完全属于可以竞赛的范围。马克思主义既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社会主义的干部选拔，就只能依靠政绩：一个市所属哪个县的政绩最为突出，县长就有资格升任下一届市长，然后市长之间再竞赛省长，一级一级向上推，直至中央。
“政绩竞赛”在历史上确曾适得其返，搞出过许多闹剧。然而那是你“只看面子，不看里子”的问题，是“人有多大产，地有多大产”的问题，是法制严重滞后，远远跟不上时代的问题，而决不是“政绩竞赛”本身有毛病，与“民主”相比，“政绩竞赛”绝对更客观，更理性，因而也更为可靠，更有效率，只要你所竞赛的具体内容，各内容所占份额是趋于建设，而不是破坏就成。
所谓社会主义，必定是执着于社会建设的主义，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才的发展，而人才的产生又必需得仰仗于理性的社会，健康的文化。于是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又必然是当社会生产力由工业时代向科技时代升级的过程中，或者说已经进入科技时代的前期，新的知识创新阶级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中分化而出，并上升到社会主导地位的社会；但决不是旧的工人阶级由被统治阶级一跃“翻身”而成为新的统治阶级的社会，因为一定的阶级系统，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而历史上，旧的被统治阶级，不论是贱族，还是弱权，当社会升级换代的时候，都不曾有过如此的“翻身”。
体育竞赛的意义，其一是为枯燥的体育活动制造了趣味性；其二是增进了人类的交往与认同；而以上两点又共同在督促人类打破种族歧视与国家壁垒，构筑进步友谊与发展团结，向共同的更快，更高，更强的目标去奋斗，去拼搏！人类的未来，人类生产的未来，人类社会的未来，只有转向理性，奔向真理，才是其认识自然，影响自然，改造自然的必然未来！
人类为什么高于兽类？从生理的角度上来讲，就是因为兽类的繁殖固执于纯种，局限于遗传，而人类的婚配忌讳于近亲，发展于变异；同时兽类的两性交往建立于一种生存与繁殖的本能，而人类则更追求一种幸福与趣味的满足；所以说人类实际上是从其演化的初始就已经为自己指明了社会交往与世界大同的必然方向。
从惯性到兽性，到人性，再到理性，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属。世界是否真有“末日”，这谁都不能逆料，但恐龙的灭绝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人类要成功地应对大自然某种不知什么时候可能发生的毁灭性灾难，其最为可靠的手段就只能是在真理的指引下，放弃民族偏见，打破国家壁垒，跨入大同世界，知识共享，使自己发展得更快，更高，更强！
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靠得是先进的体制与先进的文化，宁要本族本国的腐朽病变，却不要它族它国的文明康健，那实际上是一种弱智狭隘，而不是什么爱族爱国！
十二．幸福
人活着就是为了幸福，为了自己的幸福。然而由于兽性的遗存，这幸福就某一社会成员而言，却既可以是劳动而至的，也可能是掠夺而来的，于是所谓人间幸福就又分成了两种：一种是基于劳动而正义的，另一种则是源自掠夺而罪恶的。当然，如果说社会上的每一成员，其所有的收获，都是一部分基于劳动，一部分源自掠夺，一部分丧于被掠，并且掠与被掠又都相抵，那么这样的格局就也算公平，但其间的掠夺却无疑成了多此一举。
可问题是人各有长，也各有短：暴发力强的耐力必短，耐力长的则暴发力必弱；精明而圆滑的善于利用他人，实诚而呆板的则只能依靠自己；凡执着于硕博记忆的，必笨拙于精深创造；思想的巨人，恰正是行动的矮子！于是社会就容易演成各取一端的两类人：掠夺的尽凭掠夺，轻松博取罪恶幸福；而劳动的则只知劳动，永远维持非人生存。
在奴隶社会，贵族对贱族的占有，不仅是对其劳动成果的占有，更且是对其肉体生命的占有；然而由于有宗教这一麻醉工具，贵族却不是在为自己而占有贱族，而是在代“神灵”而占有贱族；因为凡置身于奴隶社会的人，他们压根就不是在为自己活着，在为自己的幸福活着，而是普遍地在为“神灵”活着，在为自己的“下一世幸福”活着。当然同样是在为“神灵”活看，在为自己的“下一世幸福”活着，贵族的活法却与贱族有所不同，但那是神灵的安排，那是宿命，谁都不能更改，否则这一世又有谁肯赎罪苦修呢？
进入封建社会，宗教尽管不兴了，但强权却又给世人设置了一道新的道德的枷锁！并且为了推定“忠”的理所当然，更刻意打造了“孝”的天经地义：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是的，但凡动物都爱它们的儿女，可是人类既高于动物，那么所谓进步，他们就只能是比动物更加关爱自己的儿女，更加注重自己儿女的幸福未来，何以竟反其道而行之，却给弄出了个子女对父母的“孝”？为人父母却把儿女养成了自己补救缺憾的寄托，延续荣耀的期盼，养老送终的投资，权力往来的棋子，甚而泄愤撒气的碗盆，诿过替罪的羔羊，那这儿女养的，又与当年贵族的蓄奴，谁家养群鸡有什么分别？然而，“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天下父母为了自己个人的那点小荣小耀，为了自己家庭的那点小权小威，却给社会大功大利张目，做了人间大奸大恶的帮凶，竟争相把自己的下一代，普遍地给驯成了软弱依赖，恭顺骑墙，不能自立自强，狗一样的奴才！
即便是养老送终，有培育责任之外，额外给子女盖房子，跑工作，办婚事的再投入，难道还不够？——要说不够，永远没够，要说够，却也早够。可是，在这种凡事都讲关系，都论背景，人情永远大于制度的社会，相对子女来说，试图摆脱家庭而靠自己打拼的人，必定处处红灯，不唯起步艰难，过后也势必走一步差一步！这就叫先天不足，这就叫自甘下流——没骨头难长肉啊！所以说只要国家人治的毒瘤尚存，那么社会奴才的文化就将阴魂不散，永世缠身——这是现实的需要！
结果，在道德的愚弄下，置身封建社会的人，他们普遍地也不是在为自己活着，在为自己的幸福活着，而是在家则为长辈活着，为长辈的荣耀权威活着；出身社会又为上级活着，为上级的功利罪恶活着；而自己的幸福，则永远笼罩于尊长幸福的阴影之下。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有商品市场，投资有股票市场，打工有劳务市场，政府首脑要民主竞选，干部任职有民主评议，判决罪案还有公民陪审，所以说资本主义社会，其方方面面，都是一个大市场；而在这个大市场中，其所有成员的人生价值都是靠舆论的评价，社会的认可而确立的。假如说某一人很有钱，但是他既少消费，也不投资，还不做慈善，当然更没有必要表演炒作，那么社会就将不会认可他有钱，也不会给他以一个富翁的尊重；又假如说某一人其实并没有多少钱，但是他善能表演，专会炒作，于是有钱人看出前景，愿出投资，借以获利，那么这个人就有可能成为明星名人，成为企业家慈善家，最顶级的甚至能当上总统！所以说凡置身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他们也不是在为自己活着，在为自己的幸福活着，而是说话只是为了给人听，做事那是为了给人看，都是在为他人活着，在给社会舆论牵着鼻子走。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吧！”，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当然都是在为自己活着，为自己的幸福活着；因为只要其幸福是基于自己的劳动而不是源自对他人的掠夺，那么这“自己的幸福”本身就是在支撑人类的发展，维护社会的进步，属于正当的幸福。科学家凭什么就需无私奉献？工程师凭什么就只许做个白领，挣几个工资？强权与资本既要鼓动忽悠一部分人无私奉献，那么社会就必定在姑息放纵另一部人无耻掠夺！——创新的人难道就不是爹娘养的？
创新知识相对于复制产品来说，从来都属于更为高级的劳动，所以创新知识的人也理应比复制产品的人享受更加充分更为高级的幸福！创新知识决不是在走“幸福的捷经”，因为创新永远比复制繁复得多，艰难得多，付出得更多，相对于创新知识，复制产品那才叫“图现成”。
所谓共产主义，即是社会根本摒弃掠夺，其成员完全是基于自己劳动的高下，而收获个人幸福的社会。当然，当社会生产力尚未发展到科学技术时代，重复劳动依旧普遍存在的时候，创造性劳动者为高，重复性劳动者为低，是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而当重复劳动基本为机器动力所代替，社会生产根本为创造性劳动者所承担，社会生产力最终完全进入科学技术时代之后，原重复性劳动者将仅仅是作为为创新提供服务，或者培养与影响潜在的创造性劳动者的社会成员而存在的时候，他们就只能成为依靠其服务性劳动，依靠创造性劳动者的幸福结余，而得获必要幸福的人。
十三．阶级
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具体地讲，就是特定的生产力发展类型决定了特定的生产方式；而这特定的生产方式，又决定了特定的阶级系统；最终这特定的阶级系统，更决定了特定的社会运转与文化体系。
在历史上，牧业对人的劳动水平要求并不高，但是它却是一种只有建立在彼此认同，相互配合的前提之下，方得成功开展的生产类型；于是在人类最初的族群融合过程中，就确立了一种以血统为标准，传承贵贱的奴隶制的阶级系统；进而更构建了一种贵族占有与宿命迷信的社会运转与文化体系。然而血统传承与后天努力根本对立，所以其于社会成员劳动素质的影响，势必微乎其微。
种植业尽管要求人们精耕细作，分散经营，但单就苦力，成员之间毕竟拉不开差距，形不成系统；于是其“租”的生产方式，就又确立了一种以权力为标准，差别强弱的封建制的阶级系统；进而更构建了一种集权官僚与忠孝顺从的社会运转与文化体系。结果社会成员高下流动的机遇倒是有了，但流动的方向却被引向了攀附讹诈与委曲求全，于是其于社会成员劳动素质的影响就成了：掠夺的越发霸道，劳动的更趋无助。
工业生产尽管也要求熟练工人，但人员培训毕竟容易，相对更难的倒是投资办厂，生产经营；于是其“集中生产，粗放复制”的生产方式，就又确立了一种以投资为标准而差别贫富的资本制的阶级系统；进而更构建了一种民主法制与表演炒作的社会运转与文化体系。当然表演也需要知识，炒作更需要付出，但那与正经劳动，知识创新相比，毕竟差距太远，所以其于社会成员劳动素质的影响，实际上却是推向歪门邪道。
而知识的生产则直指人的知识把握，劳动创造；所以其最终也只能确立一种直接以劳动创造为标准，差别高下的社会主义的阶级系统；进而更确立一种真理竞赛与正义选择的社会运转与文化体系。所以其于社会成员劳动素质提升的影响也必定是最直接，最利索，也最有成效的。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事物的发展都是其内部对立而统一的两面，彼此联系，矛盾运动的结果；所以社会成员其劳动能力，劳动素养的提升，也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运转与文化体系中，人们为着追求更加充分的个人幸福，为了适应社会，而在摆脱阶级低位，争取阶级高位的过程中，矛盾运动，发展自我促成的。
当然，在一定的阶级系统之内，始终也有阶级高位以野蛮手段压制低位，阻其高升，以及阶级低位也以邪恶手段残害高位，取而代之的现象存在，因而也形成了“阶级斗争”。然而此种斗争，在高位阶级内部存在，在低位阶级内部也存在，它并不是高位阶级与低位阶级之间专有的斗争，而是整个阶级系统之内，文明与野蛮的斗争，正义与罪恶的斗争，是落后的上层建筑不能满足先进的阶级系统，不能适应先进的生产力，因而形成的体制性斗争，而并不是所谓两大对立阶级之间专有的“阶级斗争”。
特定的社会运转与文化体系，归根结底是由特定的生产力发展类型所决定的，而人类社会生产力又只能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一级一级地发展而来，所以在客观上社会没有选择自己阶级系统的自觉，社会成员也没有选择社会运转与文化体系的自由，置身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时代，人们只能尽力地改变自己，由愚昧而暴力，而欺骗，而创造，以适应特定的社会运转与文化体系。
当然，当两级生产力已经开始交接社会主导地位，于是相应地，由此两级生产力所决定的两级阶级系统也必需交接社会主导地位，进而引领整个上层建筑，更最终完成一次具体的革命性升级的时候，斗争关系可能暂时超越促进关系而上升到该时段阶级关系的主流；但此种斗争关系，应为一个新兴的阶级系统与另一个没落的阶级系统之间的整体的系统斗争关系，也不是系统之内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关系。
故此说，一定阶级系统内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关系，“促进”是根本，是本质，起无时不在，无所不有的作用，而“斗争”最多只能算作“促进”之下的一个分支，或者说它本来只是“促进”的一种表象，一种补充；因为只有“促进”才能支撑一个划分标准得以在一定的阶级系统之内保持相对稳定，进而支撑一个阶级系统得以主导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代。否则若“斗争”成了主流，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在总体上就将不成一部发展史，而是只能成为一部动乱史，伤残史，甚而至于趁早灭绝以至不成史。
人类社会的发展升级，在本质上是阶级系统的发展升级，它是社会主导生产力发展升级的必然结果，而其具体的表现，则又是上层建筑的发展升级，同时更是社会打击罪恶，伸张正义，治理功能的发展升级，文明进步的发展升级，是特定的阶级系统之内，高下流动秩序，流动效率的发展升级。
从奴隶主义，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随着生产力的逐级上升，人类的生产方式也由集中转而分散，然后再集中，再分散；社会的治理方式则因之相反，由分散转而集中，然后再分散，再集中。然而，后一次集中相对于前一次集中，以及后一次分散相对于前一次分散，那可都是经过了两次否定，所能达成的一次更高境界的肯定！否则，若始终在同一层面之内抓死放乱，来回折腾，那就永远不可能形成发展升级。当然，不论是生产方式也好，治理方式也罢，其每一次的“猛回头”，都是基于一型新的生产力的成长需要；因为旧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自身精华已然耗尽，要再进一步上升，那就只能托庇于一型更为高级的生产力的繁荣，一型更为高级的生产方式的确立，回头去带动。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就好比人的直立行走，左脚向前迈，则右手往后甩，右脚向前迈，则左手往后甩，不能甩成一顺，否则就不能协调；同时一脚登，一脚跨，后脚登必需得用力，前脚跨方才能得力，并且后脚登还不能失了弹性，前脚跨又不许举步犹豫，否则就步履蹒跚，形不成节奏。
知识的创新，应该也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