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党性——谈一谈认识人性、提升人性，坚持党性、纯洁党性
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强调指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是指导党的建设和事业发展的战略举措。保持党的纯洁性，归根结底，要靠全体党员自觉保持党性纯洁。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作为个体存在，既有其自然属性、人文属性，也有其社会属性、政治属性。自然属性、人文属性就是人性，社会属性、政治属性就是党性。党员干部也是人，不能脱离人性谈党性。党的纯洁性主要来源于党员个体的纯洁性；党员的纯洁性，离不开人性的纯洁性。人性是党性的基础，党性是人性的升华。人性与党性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本质区别。我们必须正确认识人性、自觉提升人性，始终坚持党性、不断纯洁党性。人性和党性的问题，涉及的范畴很宽泛，这里，主要从人性的四个范畴，做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引导本能本能，也就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和能力。生物学的条件反射，自然界的天敌相克，以及诸如“猫吃老鼠”、“蜜蜂采蜜”，等等这些，都是一种动物本能。人作为生物存在、万物之灵，同样具有其生物本能、人性本能，本能是人性中内隐的、根深蒂固存在的东西。我们经常讲，“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但并不是天生就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作为一名党员，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党员。我们讲人性也好，党性也好，必须认知和了解人性中内在本能的东西，正视本能，承认本能，尊重和引导好本能。对于本能的范畴，哲学上、人文研究上的论述很多。归结起来，我想主要是这么三个方面：
第一，生存的本能。这是人性本能中自发的需求。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有5个层次的本能和需求，其中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都可以看作是基本的生存需求。从生理上的需求来讲，人生于世，要繁衍生息，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累了要休息，这都是最底层、最基本的生理本能，如果这些得不到满足，人的生存也就成了问题。从安全上的需求来讲，人都希望得到安宁和保障，会本能地逃离困境、躲避危险、寻求安全。比如游泳溺水的人，会无意识地想抓住哪怕是一丝“救命稻草”；行车驾驶的时候，会自然地对意外情况作出躲避和反应。这种本能，在灾难和意外发生时往往会暴露出其人性弱点的一面。如汶川大地震发生的“范跑跑事件”，有人说出于求生的本能，但更多的人认为，“范跑跑”在自己逃跑的时候，更不应该忘记教师的责任。同样地，汶川地震中也出现了英雄教师谭千秋等诸多感人的事迹。克服了人性本能的弱点，人性就会散发出光辉。人存在于群体和社会，除了自身的生存，还应该更多地考虑他人的生存，在互助共进中更好地融入群体和社会。我们作为党员干部，是更多地为自己着想，还是更多地为他人考虑，是敢于直面困难、积极应对危险和挑战，还是回避困难、惧怕风险、不敢担当，既是检验我们的人性，也是考量我们的党性。
第二，善恶的本能。这是人性本能中本质的属性。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千百年来的争论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大多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强调通过修身养性来提高人性。孔子有句话讲，“性相近，习相远”。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认为人的本质特征在于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西方文化大多认为“人性本恶”，强调依靠法律的约束来提高人性。按照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人在自身进化的过程中，与其他物种一样遵循“适者生存”的竞争规律，这种生存竞争实际上是“自私基因”之间的竞争，凡是从生存竞争中生存下来并获得发展的基因，总是“自私的基因”，人的行为也是受着这种自私基因的操纵和指挥，并在人类的遗传基因DNA中表现明显。当然，人的本能并不仅仅只是善与恶的概念，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也有不同，有的善、有的恶，但无论善恶，人是有其天性和本能的。古人讲：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一个人首先要坚守自己善良的本性，这是做人最基本的要求。作为党员，我们要自觉摈弃人性中恶的陋性，弘扬人性中善的因子，使自己的人性不断升华，党性不断提高，保持纯真的本色。
第三，自我实现的本能。这是人性本能中较高的层次。也是人追求自由和发展的本能。一只小鸟被关在笼子里，有吃的，有喝的，却拚命扑腾翅膀，想要飞出去，为什么？因为它向往自由，是其作为飞鸟的自我本能。人作为群体存在，在群体和社会中希望找到自身的位置、发挥自己的能力、得到他人的尊重，追求个人的自由感、存在感和价值感，是“物尽天择、适者生存”规律下演进发展的一种本能，是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天性。人人都向往自由、向往实现自我，这无可厚非。当然，自由是相对的，实现自我也不是放任自我。我们经常讲，办公室工作是“5+2”、“白加黑”，大家都觉得不自由，但这种相对的不自由，也是为了更好的自我发展。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有一首诗：“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真理去，两者皆可抛”。这里的“真理”，实际上是一种实现自我的最高层次。应该说，人与人之间天性差异的大小、外部条件的好坏，也导致这种自我实现本能的强弱。有的认为平淡是真，有的只图日子安稳，也有的想成就一番大事，渴望实现更大的抱负和追求。但不管怎么样，都是不同程度上的一种自我实现。我们党员干部也是人，求成长、求进步是正当的需求，但我们也应该在这方面有更高的要求，多想一想入党为什么，应该干些什么，身后留下些什么，在实现自我中体现党性的光辉。
二、端正情感情感高于本能。人性与动物性的一大区别，就是人有比较复杂的情感。当然，动物也可能会有感情，比如狗看到主人会摇头摆尾表示亲昵。但这种感情在某种程度上是动物的本能反应，相对于人类的情感是不可比拟的。哲学的观点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情感是个人与社会的联结纽带。美国有个著名的心理学家诺尔曼·丹森，写了一本影响很大的《情感论》，认为“情感过程是人与社会的交叉点，因为所有人都必须通过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和体验到的情感，加入到他们自己的社会。”古人也讲，“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有“七情六欲”，实际上都是讲的情感问题。应该说，人的情感是比较复杂的，这里，我想着重讲一讲对人、对物、对事业的情感。
第一，对人的情感。人与人之间要沟通、要交往，要共同参与社会关系，必然会产生情感的联系，寻求情感的慰藉。无论是朝夕相处、点头之交，还是与陌生人打交道，都会产生情感的交集。比如亲情、友情、爱情，同学之情、师生之情、同事之情等等。当然，这种情感，掺杂有个人主观看法和外部环境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李白杜甫并不朝夕相处却友情深厚，宝玉黛玉一经相见就心有灵犀；有人年龄悬殊却成忘年至交，有人身份悬殊却有爱情发生；有人冷漠拒人于千里之外；有人热情让人如沐春风。但不管怎么样，与他人建立起积极的情感联系，是人生存于社会的客观需要。中国传统伦理强调“推己及人”，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提出“仁爱”思想，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都是讲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情感。人是讲感情的动物，作为社会的细胞，人不可能孤立地脱离他人而存在，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对他人要多一点仁爱和尊重，多一点真诚和宽容，多一点感恩和回报。周总理曾经讲，“共产党员也是讲感情的。”作为党员干部，对群众、对亲人、对同事和朋友，都要做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当然，对党员干部来讲，重感情也要把握界限。这个“界”就是既要讲感情，也要讲原则，做到不为亲情所累，不为友情所惑，不为私情所困，讲感情不能错位，重感情不能变味。
第二，对物的情感。这种情感，实质上是对物质的一种欲望和态度。从生理需求的层面来讲，人都有七情六欲，都要养家糊口，必然有物质上的渴求，基本的生活需求得到解决后，还要追求更高层面的物质享受。用发展史的观点来看，渴望攫取更多的物质和生产资料，这也是人在长期进化和自然竞争中出现的生物特性。当然，有的人物质上的追求并不高，认为知足常乐、甘于淡泊。实事求是地讲，社会发展到今天，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面。大家都想过上幸福美好的日子，都想追求必要的物质条件改善，这无可厚非，也应该得到满足。但如果过度的注重物质追求、贪图物质享受，往往会给自己套上贪婪与毁灭的桎梏。西方有个寓言讲，一个农场主临终前，想给跟了自己一辈子的农民一些实惠，就对他说：给你一块土地，你早上出发，在经过的地方作上标记，太阳下山之前必须回到我跟前，你能圈多大就给你多大。农场主没想到的是，直到太阳沉入西山，这个人也没能赶回来。可以想象，当农民出发时，他奔跑如飞，想要跑到贪婪的终点，结果却得不偿失，一无所有。厦门远华案中，原厦门海关副关长接培勇，赖昌星多次用金钱拉拢都不为所动，但却拒绝不了赖所送的名贵字画，最终与赖同流合污。我们党员干部，要自觉抛开物欲的枷锁，抵制非分的物质追求，避免成为金钱和物质的奴隶。
第三、对事业的情感。对人的情感、对物的情感，是立足人的生物性而言；对事业的情感，是立足于人的社会性而言。我们每一个人要融入社会，必然要参与社会分工协作，从事必要的生产和劳动，获取合理的报酬，满足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求。人是感性的动物，在社会中分工的不同、所处位置的不同，对工作、对事业的喜好和看法也各不相同。同样是一项工作，有的人干的很起劲，有的人做的很厌烦；同样是一件事情，有的人认为好，有的人认为不行，实际上这都是个人情感的一种体现。这种情感，直接影响人生的态度、事业的成败。人都是有惰性的，对工作、对事业难免会产生消极的情感，关键在与能不能克服这种情感，努力保持向上进取的态度。正如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所说：“如果你视工作为一种乐趣，人生就是天堂；如果你视工作为一种义务，人生就是地狱”。牛玉儒则用生命的激情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对事业的炙热情感。当他处于生命弥留的昏迷状态时，妻子不甘心丈夫就这样走了，于是深知丈夫为人的她靠在床边轻声呼唤：“玉儒， 8点半了，要开会了。”牛玉儒竟然睁开了眼睛，眼皮在颤动。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要学习牛玉儒一息尚存、渴望工作的人生信条，始终保持对事业的热情，投入感情，用心工作，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成就人生的价值。
三、保持理智理智，从字面的理解，就是理性的智慧。词典的解释是，一个人用以认识、理解、思考和决断的能力，或辨别是非、利害关系以及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当然，理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从哲学的范畴来讲，理智要高于本能和情感。打个比方，两个人因为矛盾发生争辩，这属于情感的宣泄；其中一个人忍不住先动手打人，这属于不理智的行为；被打的人可能下意识地闪避，这属于本能的反应。当然，理智并不能这样简单的描述。一个人有不有理智，怎么来体现和衡量，我觉得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反映：
第一，明是非。这是一个主观认识的范畴。社会的发展永远伴随复杂的矛盾，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始终推动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生活在社会上，如果缺少正确的是非观，做事就会丧失正义感和责任感。孟子说，“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在是非面前，关键在于我们辨别是非的道德标准。大到爱党爱国，具体到个人的言行举止，一个理性的人，都应该具有正确的是非观念，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失去了基本的是非观，比如近年来各种层出不穷的“诈捐门”、“食品安全门”事件，等等。对此，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和抵制。当然，也有很多时候，是非评价的标准往往难以把握，用科学的观点看，“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有句话讲：“此人之肉，彼人之毒。”一件对此人有利的事，有时可能会伤害到别人。这就需要每一个人不断的学习提高，做一个能够理性思考、明辨是非的人。我们党员干部，更要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坚定的立场，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贯彻落实上级的决策部署，该做的事情就要做好，不该做的事情坚决不做。
第二，戒浮躁。这是一个行为态度的范畴。古人讲，“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论语》中说，“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都是说，什么事情都有一个过程，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书要一句一句的读，个人的成长、事业的发展要一步一步的上台阶，心态浮躁、急于求成往往达不到预期目标。抱着这样的心思，往往读书静不下心，干事沉不住气，工作抓不落脚。这些年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蓬勃向上的社会氛围中也出现了某种浮躁情绪。比如，学术研究上的剽窃造假、市场活动中的招摇撞骗、经济发展中的短期行为，有的人对生活改善、事业发展、求名求利期望值过高，总想一炮打响，一夜致富，一举成功。当然，看到有人出了名，有人富起来，有人得到成长进步，难免会有羡慕。但羡慕别人取得成就、获得回报的同时，还应当看到人家在成功背后付出的辛劳和汗水。演员在舞台上的拿手绝技，运动员在赛场上的瞬间冲刺，书画家的一挥而就，文学家的洋洋洒洒，都是多年奋斗、长期积累的结果。没有付出，就想得到回报；或者刚有一点付出，就急于得到大的回报，这样的预期是不现实的。诚然，我们不否认在有的时候、有的情况下，急于求成甚至投机取巧能够得到某些名誉、地位和利益，但长远来看，这种短期行为，终究是站不住脚的。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要自觉地多一点理性、少一点浮躁，脚踏实地干工作，老老实实干事业，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
第三，守约束。这是一个自我控制的范畴。理智的根本体现，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有句话讲，冲动是魔鬼。哲学的观点认为，好人和坏人没有绝对的界限，一念之差，失去自我控制，往往会铸下大错。中华民族是一个高度注重克己修身的民族，在这方面我们的祖先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思想遗产。比如，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孟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等等。这些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人进入社会，必然要遵守社会规则。理智就是要为自身的行为设置一些具体的界限，包括法律的界限、道德的界限，并自觉地加以约束和遵守，不逾越道德和法律的底线。特别是当前，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纷繁复杂，人处于社会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诱惑的考验，经受各种利益的冲击，在诱惑和利益面前，偶尔表露一点“好感”，出现一时的“动心”，有过一丝的“犹豫”，也是人性本能使然，关键是如何把这种“好感”、“动心”和“犹豫”及时予以消除。泰戈尔曾说过：“顶不住眼前的诱惑，便失掉了未来的幸福”。这就需要用理智来加以控制，及时防止和纠正过失，避免作出错误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党员干部除了道德的要求、法律的要求，还有党纪政纪方面的要求，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严格个人自律，加强自我约束，用理智来驾驭感情，用道德、法律和党性来规范言行。
四、坚定信仰什么是信仰？简单地讲，信仰就是人对自己生命的看法，人有了信仰才能确知自己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哲学上的定义是，“对某种理论、思想、学说的心悦诚服，并从内心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信仰是人性的更高层次，她超出了本能、情感和理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雨果讲，“信仰是人们所必须的，什么也不信的人不会有幸福。”从一定层面来说，信仰实际上是一种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从广义而言，每个人都有信仰，不论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区别仅在于信仰对象的不同、目标的高低、离现实的远近而已；从狭义而言，真正的信仰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是对社会的观察、人生的感悟、问题的思索的积淀结果。当然，人活着各有各的目的和归宿，思想的多样性和价值观的多元化，也决定了人对信仰的各有不同。有人信仰上帝和真主，有人信仰佛教和神灵，有人信仰“拜金主义”，我们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这都是一种信仰。不一定每个人都要有崇高的信仰，但至少应该具有积极的信仰。在此基础上，我们看待信仰还应该有一些重要的标志：
第一，看有不有执着的意识。信仰是一种执着和坚定的信念。信仰事业的人时刻为理想而奋斗，为梦想而拼搏；信仰自己的人在每一次挫折面前都绝不放弃，在任何情况下都执着于自己的力量；信仰真理的人至死也不改变自己的思想和对真理的追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不信神和腐蚀雅典青年思想的罪名，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当时，他可以选择逃亡，但是他仍然选择饮毒而死。他说：我像一只猎犬一样追寻真理的足迹。而他认为的真理，就是他的信仰，是他宁死也不能屈服的。苏格拉底死了，但他的思想却影响深远，可以这样说，苏格拉底对西方哲学的影响，就像孔子对中国文化的渗透。客观地讲，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信仰缺失上的问题，及时行乐、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的思想开始冒头，社会认同感、荣辱观和向心力出现不同程度的滑坡。人存在于社会，应该树立和坚定正确的人生信仰，努力克服错误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坚定和执着于自己的信仰，并为之浴血奋斗，最终实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邓小平曾说过：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这是我们的真正优势。党员干部一旦动摇和丧失了正确的理想信念，就会导致政治上的变质、经济上的贪婪、道德上的堕落、生活上的腐化，不信马列信鬼神，不讲公德图私利。已被执行死刑的前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人称“许三多”（钱多、房多、女人多），他在其《悔过书》上写道：由于自己思想受外界的干扰，逐步淡化了理想信念，认同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观点，滑向了腐败和覆灭的深渊。我们党员干部要时刻把理想信念作为立身之本，执着于信仰和真理，认定了的目标不动摇，看准了的事情不放弃。
第二，看有不有敬畏的意识。信仰是一种敬畏和虔诚的态度。比如，信仰科学必然会敬畏真理，信仰基督必然会敬畏上帝，虔诚的教徒朝拜时会三步一扣头、五步一叩首，这些，都是一种对信仰的敬畏。后汉书记载，荆州刺史、东莱太守杨震上任路过昌邑，原来由杨震所推荐的昌邑县县令王密，为了感谢杨震的知遇之恩，深夜带着十斤黄金用来赠送给杨震。杨震拒绝了。王密说，深夜不会有知道的人，您就放心收下吧。杨震严肃地说：天知、地知，我知、子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我们经常讲，天地良心。人生于天地之间，要敬畏天地、敬畏自然，为人做事要敬畏自己的良心和本分。敬畏之心不是人天生就有的。敬畏之心源自于信仰，追求信仰依赖于虔诚的敬畏。一个人们如果没有敬畏，就会出现信仰缺失，就会为所欲为。共产党员敬畏自己的信仰，就要做到敬畏人民，因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就要敬畏手中的权力，牢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就要敬畏党纪政纪和法度，干干净净做人、清清白白从政。
第三，看有不有奉献的意识。信仰还是一种奉献和利他的精神。范仲淹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佛陀也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都是为信仰而甘愿奉献的一种态度。鲁讯先生针对一些人说过这样一段话：求人帮助时，有克鲁泡金互助论；不愿助人时，有达尔文生存进化论；杀人时他是少正卯，被杀时我是关龙逄。这样的人是私利的、没有信仰的，至少是消极的、错误的信仰，他们的人生信条应该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人的信仰不排除有利己性，因为信仰的同时可以让自己更加充实；但人的信仰也还应该有利他性。鞍钢公路管理员郭明义，19年献血6万毫升，是自己身体血液的6倍多；16年时间里捐出了自己全部收入的1/3，帮助了100多名贫苦儿童。当别人问他为什么坚持做好事这么多年时，他说：“做好事挺快乐的”，并说“有什么样的幸福观，就有什么样的精神追求。”我们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员干部，要发扬甘于奉献的优良传统，为他人、为社会、为群众多办一点实事、好事，在奉献社会、奉献他人中成就自我、升华党性。
总之，我们讲人性，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党性、纯洁党性；坚持党性、纯洁党性，不可能脱离人性。人性是人文性要求，党性是政治性要求，人性与党性互相交融、相辅相承。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合格的共产党员，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性与党性的关系，自觉地引导本能、端正情感、保持理智、坚定信仰，做本色之人，做重情之人，做理性之人，做执着之人。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