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现代管理史，就是一部人性的误诊史。现代管理建立在诸多人性假设的基础之上，而这些人性假设却极其片面。

从亚当·斯密到马斯洛，现代西方人性论假设都存在着对人性的误读。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到文化人，到复杂人。人性被从各个角度解读，却始终未能显现其本质，因此现代管理始终充满各种残缺。

现代管理人性假设的共同误区，是把关注重点放到了人性的表层，即人的社会属性上面。这种后天的属性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此，难以通过此渠道把握人性的本质。再者，现代管理的所有人性假设，均基于错误的世界观。它把人当做物或机器去研究人性，而不是带着博大的爱和超越的智慧去洞察人性。

人性看似简单，却是千古斯芬克斯之谜。这是古今中外哲人共同追寻而始终没有确定答案的难题，也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管理之所以看似简单而实则高深，很大程度上也与人性有关。第一，管理要洞悉人性的本质，而人性又是一个千古谜题；第二，所有的管理问题最终都需要回到人性，因为企业即人。这就决定了管理之难，及其与人性千丝万缕的关系。

企业家能够洞察人性，大抵在于天生的直觉与敏锐。即使没有哲人那样深刻的思想，企业家最起码也知道如何顺应人性。伟大的企业家，必定深谙人性。象比尔·盖茨、稻盛和夫、李嘉诚和马云这样的企业家，都是深谙人性，顺应人性的大师。如果这些一流的企业家能够更深一层洞察人性，他们就能兼具思想家的特质。这样的企业家在全世界也很少见。

管理，就本质而言，是驾驭人性的艺术。管理是至简的，也是至繁的；是至浅的，也是至深的。洞穿人性的斯芬克斯之谜，是管理的真正起点。

与孟子和荀子的人性之争不同，孔子对人性有更深的洞察。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三字经的开篇，前半句是孟子的观点，后半句是孔子的观点。孟子明确提出人性本善，但孔子却未就人性善恶下定论。孔子相信人性之善，但并不否认人性之恶。他关于人性核心的观点，是相信人性的可塑性。孔子相信人性的可塑性，说明人性的塑造是抑恶扬善的过程。这无疑比孟子和荀子偏向一端的人性论更为深刻。

古希腊哲人几乎都从理性角度来界定人的本性，其中亚里士多德最具代表性。他同时认识到人性中含有兽性，因此亚里士多德主张任何政体都须以法律为基础，法制优于人治。亚里士多德的人性观也有与孔子近似之处。

董仲舒对人性的认识，则比孔子、亚里士多德更为细微和深入。孔子虽然敬畏上天，但没有洞察到人性与神性之间的关系。董仲舒则明确提出，人性源自神性，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董仲舒的人性观，与基督教观念惊人地一致。

关于人性善恶的关系，奥古斯丁的解释较为透彻。奥古斯丁指出，善为原生，恶为衍生。上帝造了葡萄，但并没有造酒，葡萄发酵后产生了酒，正如人堕落之后产生了恶。恶虽为衍生之物，却也是人性不可分割的属性。原初的人性因人的堕落被玷污，从而使人性具备了善与恶两种属性。

当然，善仍为人性之本。因此，虽有人性之恶，人仍然具备抑恶扬善之可能。这正是人类社会能够不断走向完善的前提与动力。孔子、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虽然未能彻底洞悉人性，但也基本上接近了人性的本质。在关于人性的问题上，东西方经典思想家的认识大体上是一致的。

作者简介

张羿，后现代管理开创者，著名管理学家，企业家。现为上海信约管理创新咨询公司董事长。曾任上海市管理科学学会理事兼后现代管理专委会秘书长；曾受邀为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哲学在职研究生班和政商精英班导师；曾任《商界评论》、《管理学家》、《中国新时代》等媒体专栏作家或特约撰稿人。

著有《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2004年）、《中国式管理批判》（2007年），系后现代管理开创者和中国式管理批判代表。多次应邀在世界顶级管理论坛、著名大学管理学院等发表后现代管理主题演讲，均引起强烈反响。著作被多所高校列为博士研究生重要参考文献，为众多管理学专业论文所引用；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企业家》、《经理人》、新浪财经等报道或转载。

曾在中国管理传播网与中国式管理大师曾仕强展开大辩论，引起强烈反响。曾在博客中国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中心秘书长、《互联网周刊》主编姜奇平展开后现代商业精神大辩论，引起强烈反响。曾因《万科与世界级企业的真正差距》一文被《中国企业家》杂志转载引发强烈反响，该文在十年前就指出万科治理结构的隐患，间接预警了“宝万之争”。

2004年7月，应邀出席IFSAM第七届世界管理大会，发表《现代企业的终结与后现代企业的兴起》主题学术报告，引起国际管理界强烈关注。《管理救赎：超文化企业缔造》系张羿第三部划时代管理学力作。

张羿历经二十年企业实践，具有从记者到经理人到创业者的丰富从业过程，同时身兼思想家、管理学家和艺术批评家等多重学术背景。其管理学著作视野开阔，思想独到，理论与实践并重，是具有世界级高度的中国管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