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孝与忠谈起
张运毅
济南电视台有一个栏目叫《有话好好说》，每天都有许多人在屏幕上吵吵嚷嚷，究其原因，概因利益之争导致父子、母子、兄弟姐妹反目成仇，而衍生出人伦丧失之事。言世风日下虽有些偏颇，但不可否认，近几十年年来，因西方文化侵袭、道德教育弱化、物欲主义的思想泛滥，的确扭曲了相当一部分人的价值观，甚至丧失了基本的道德底线，于父（母）不孝，于子不养、于业不敬的现象，不仅严重影响了家庭和睦、社会安定，而且严重阻碍着社会的和谐发展，对此，必须给以高度的重视。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而忠孝文化即是其重要内容。研究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辩证地将孝、忠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并加以弘扬光大，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
一、中华先贤对孝文化的认识历程
翻开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早在西周时期，人们就提出了“孝”的首要意义，即尊祖敬宗，并制定了报本返始、慎终追远以及继志述事等行为规范。一方面要求子孙后代要抱着“报本返始”的情怀，对于亲祖，在世，要供之衣食；死，要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同时还要继承先祖遗志，完成父兄事业。这时的孝道，可以说不仅体现出孝的伦理精神，而且还起到了教化民众的作用。
何谓孝？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中，对孝有很多注解。
《说文解字》注：“孝，善事父母者。”此说源於《尔雅》，但也有新的解释：“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其字面含有父慈子孝双方面的因素存在，缺一则不成孝。
在儒家学说中，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基础和发展前提。
对于周初以来的孝道，孔子给予大力肯定。他把儒家“仁”的经典思想与“孝”紧密结合起来，通过阐释和发挥，把“孝”作为实施“仁爱”的着眼点和入手处。他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即作为每一个人都要“善事父母”，仁者必效，不孝既不仁。在这里，孔子已经把孝悌伦理看作是孔子儒学大厦的基石，也可以说，“孝”与“悌”的结合更奠定了孝在儒家学说的地位，使孝最终成为仁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与起点。
儒家《孝经》开宗明义章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又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指出孝道是道德的根本，一切教化皆源于孝道。孝的主要内涵，始于父母，次于君国，再次于左右邻里朋友，方能立于天地之间。故又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在《广至德章·第十三》中又讲：“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在《孝经·谏诤章第十五》中，孔子讲：:“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除儒家外，诸子各家对孝也都有许多正面的论述。如在道家《庄子·天运》中，孝的观念被阐述为：“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
认真探究先哲们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孝文化应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一是赡养，父母抚养子女含辛茹苦，父母年老后，子女当有反哺之情，主动奉养父母，使父母在物质生活上尽可能地得到满足，使他们得以安度晚年。
二是孝敬。就是说在满足父母物质层面需求的同时，要对父母尽到心理层面上的奉养。那么，敬即是指精神层面上的顺从。孔子云：“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就是讲对父母要既要孝，又要顺。
三是谏。父母有过，子女若继续曲意顺从，则又不符合孝道，而应反复婉言相劝。四是全。就是说所有家庭成员既要关注生命，善待生命，完成对家庭传承所承担的繁衍义务。又要注重个人及家庭声誉，做一切事情要合乎道德规范，用好的言行为家庭提高声誉，不让祖宗父母蒙羞受辱，使父母在精神上获得安慰和满足。五是祭。即对待死去的父母和先祖要做到恭敬祭祀，把祖先开创的事业推向前进。
二、中华民族对孝文化的发展与实践
继孔子之后，曾子又对孝道进行继承、深化以及全面泛化。曾子说：“民之本教曰孝……夫仁者，仁此者也；义者，义此者也；忠者，忠此者也；信者，信此者者也，礼者，礼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曾子不断的充实孝的内涵，把它扩充为与个人、社会活动、政治行为等各个方面都相互关联的道德规范准则，使孝的意蕴更加广泛深远。“夫孝，置之而塞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诗》云：‘自西向东，自南向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在曾子这里，孝已经被推到极致，曾子对传统孝道理论的重大发展是把忠君与孝道联系到一起。“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又说：“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师长；使子犹使臣也，使弟犹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从政者矣。”在曾子的理论中，“忠”已经被纳入了孝的范畴。孝所适用的范围也由之前的子女对父母的孝顺衍伸为社会大众对于君主的忠诚。进一步把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类的等级名分和“臣事君以忠”的政治概念融入孝道，从此，以创立儒家的孝治派为标志，开创了实践孝文化的新历程，将孝与忠树为人类社会一切领域的终极法则，以至于使孝文化影响到统治政策的制定，政治制度的变化，人才的选拔。
以汉代为例：汉代以孝治天下而闻名，孝的精神含义渗透在其统治政策中，其以孝治天下最明显的标志是提倡孝道，褒奖孝悌。根据《汉书》与《后汉书》帝王纪中记载，自西汉惠帝至东汉顺帝，全国性对于孝悌的褒奖达32次，地方性的褒奖更多。对于著名的孝子，更是重视有加，作为弘扬孝道的榜样，精心的宣传与扶植。另外，从汉代起还确立了“举孝廉”的制度，元光元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武帝纪)元朔元年，武帝下诏：“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有司奏议曰：‘……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从那以后，以孝为本就成为选拔官员的标准，对汉王朝及后世的选官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通过历代统治者的精心宣扬与教化，孝的观点深入民心，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影响到包括家庭、教育、法律以及国民生活等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更由于国家的提倡和家庭的推崇，使孝文化渗入其中。因为孝在产生之初就具有教化意义，后世的思想家都非常重视孝道教育，经过周公的充实，孔子与孟子的阐发，出现了孝道教育的理论总结《孝经》，成为教授国民孝道思想的范本。另外一部高度概括孝道教育的经典是《礼记》，则是中国传统孝道教育从理论化向社会化、实践化转化的标志。至此，孝道教育的理论创造已经基本完成。
长期的教化使孝道观念深入人心，妇孺皆知，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民俗、民间艺术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在服饰文化方面的丧葬“五服”制度，即是中国传统中重孝道、重伦理、重血缘关系的典型表现。在饮食文化上，则留下了“为亲负米”、“鹿乳奉亲”、“涌泉跃鲤”、“怀桔遗亲”、“哭竹生笋”、“卧冰求鲤”等脍炙人口的孝亲故事。这些文化遗存足以证明孝文化在传统社会生活中的穿透力与影响力，使我们明确地看到，中华民族历来都把孝视为道德的根本、织锦的经线、人间的大道。
随着人类社会的前进，孝文化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发展变化，尤其是经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推演，由纯粹的家庭伦理而转化、升华为爱国主义的内核，使得孝文化的内涵更加博大，使“忠”、“孝”字逐渐融合在一起。进而成为心系祖国安危、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永恒主题，深深的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忠孝文化”。此时的孝道已经将臣事君的观点融入进去，使孝带有了明显的忠君报国的政治色彩。几千年来，之所以忠孝二字能以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长期存在甚至于凌驾于法律之上，最根本原因是由“家国一体”、“移孝做忠”的道德机制决定的，故自古就有“忠臣必出自孝子之门”之说。
在忠孝关系的处理上，我们的祖先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从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到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的忠勇大义、临危不惧，留取丹心照汗青，无不在天地间书写出一个大写的“孝”字。“一个人的最高境界是爱他人，而共产党人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孔繁森语），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兄弟过上好日子，抛头颅、洒热血、浴血奋战。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又带领人民改天换地，奋发图强，将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成了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国家。虽然毛泽东、周恩来、焦裕禄、孔繁森们不能在自己的父母面前侍奉尽孝，却把一个天大的“孝“字写在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他们的“忠孝”出自于对父母的孝敬，而完成与对国家社稷和人民的忠诚。
历史从洪荒远古时代一步步走来，一直走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史册上，如果我们虔诚的阅看每一个历史断面，客观的审视每一个历史人物，都会发现，一切有道德、有忠孝思想的人，都会关注人民、关心人民、爱护人民，绝不会去危害社会、鱼肉人民。而只有那些自私自利、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才会不顾人间的廉耻，虐待父母，欺辱乡里、危害四方、扰乱社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的中国文化可以称之为忠孝的文化，如果说忠孝文化在中国人民的心灵中早已根深蒂固，这并不为人耸听。这一文化体系，不仅代表了一种“孝悌忠国”的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而且还包含了政治、哲学，宗教等诸方面的文化内涵。这些文化内涵，通过一定的思想或物质的形式一代代传承积淀下来，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家庭、家族的稳定增长起着重大的维系作用，是人们世代遵循，也是人们需继续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当然，以辩证的、唯物的观点看问题，传统的孝文化由于历史的局限，对于社会的发展，其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人格的不平等。在传统的孝道里，子女与父母的不平等地位，子女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的局面，一切由父母说了算的情况，尤其是对妇女的“三从四德”等观念，使家庭悲剧层出不穷。二是孝的异化。在许多封建“卫道士”“孝感天地”的引导下，孝文化一度被引向极端，以至于出现了残害人命、违背人性的许多不人道的行为。三是传统孝文化中的一些旧观念不利于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重男轻女的思想在许多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从而影响着妇女儿童的健康成长。 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对于传统的孝文化，我们既不能数典忘祖，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也不能无视社会基本规律，要求人们继续奉行那些带有糟粕的东西。应该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剔除糟粕，取其精华，从孔孟等先哲的思想中汲取有益营养，继承弘扬孝文化的精华部分而古为今用。无本不活、无经不织、无道难行，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发展，身处21世纪的我们，必须辩证地认识“忠孝”文化，将弘扬孝文化与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将中华孝文化有机融入当今社会的主流意识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华孝文化在当今社会发挥出更大的现实作用。
三、崇德向善，将忠孝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之中
自改革开放以来，勿容质疑，我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人们的生活实现了空前的富裕。但由于西方文化的侵蚀，文化思想的多元化，尤其是金钱拜上、唯利是图的观念的影响，有相当一批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严重的扭曲，甚至丧失了基本的道德观念。有的人无视父母劳累终生，年纪轻轻贪图享乐，却当“啃老族”；有些人虽然自己小家庭整天花天酒地、锦衣玉食，但却歧视父母，虐待父母，更有的甚至打骂父母、遗弃父母。这种现象，城市有之，农村则更多些。笔者亲耳所闻，一个母亲从年轻守寡，含辛茹苦的将三个儿女拉扯大。儿女们长大后先后参加工作，虽家庭富足却无人愿赡养年迈的母亲，年迈的母亲只能流落街头。被人们评价为：养此儿女，不如养条狗。此等忘恩负义、人面兽心之人，哪里还有孝悌可言。谢觉哉同志曾经说过“金钱会使人迷失本性”，想来不无道理。试想，一个对父母不愿赡养的人，怎会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去无私的奉献或牺牲自己的利益。一个与自己的兄弟姐妹都不和睦相处的人，怎会与领导、员工、朋友、同事以诚相待。也许他在你的面前礼貌有加、甜言悦耳、信誓旦旦，但那只不过是为了要达到什么目的而装出来的一种假象而已。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父慈子孝、夫妻和谐、姊妹团结、邻里和睦，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国人所向往、所追求的家庭美德。自古道，修身齐家治国平下，修身齐家排在首位，可见家庭美满和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一家不齐，何以治国。因此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道德弱化的问题，大力提倡中华忠孝文化，加强道德、仁爱、诚善教育，并将其与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的融合在一起，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大的正能量，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健康发展。
为此，笔者认为应注意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道德诚善教育，奠定忠孝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个人层面提出要“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我认为其中就涵盖了中华民族的忠孝之道。
《礼记·问孝》说：“孝，人情之实也，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这就是说，孝是人的情感之物。人要实践自己的孝道情感，必须遵循于道，来自于德，发自于诚，服从于善，合乎于义的。
何谓道？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语境中，道是指宇宙万物的本原与本体，它体现了客观事物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和法则，人在处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时，应该按客观规律办事，即遵循于道。儒家认为，遵道而行便是“德”。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孩子是父母的骨血，是父母身体的一部分。从孩子出生的一霎那，父母就把自己的慈爱无私的奉献给这个幼小的生命。同样，父母老了，作子女的要向父母对自己那样，尽到感恩孝顺的义务。慈与孝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正是世世代代的慈爱孝悌，才使人类一辈辈繁衍，一代代相传。这是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法则，也就是古人们所说的“道”。遵道而行，父母慈爱、子女孝顺，就是遵道而行，遵道而行则为“德”。反之，背道而驰就是缺德。
观今社会，背道缺德者确有人在。他们的这种行为不仅造成了社会基础的薄弱，而且直接影响了社会大局稳定和民族的复兴。因此，必须实施以德治国战略，在全社会大力加强道德建设。一方面，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从党员干部开始，从青少年抓起，大力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和尊老敬老的教育，通过搞调研、树典型、抓全面，使目前的道德教育真正从荧屏内、广播里、墙壁上、赛场上走下来，变成人们自觉的行为。另一方面，加强道德法规建设，对道德缺失的人批评引导，对道德败坏的人依法依纪给予严加制裁，从而使某些人不得不遵道而行、以德行事。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吹遍道德之风，使天下遍布道德之士，使孝文化的弘扬有坚固的基础。
（二）倡导修身向善、诚信待老，为弘扬孝文化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诚信，是儒家倡导的重要道德规范。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庄子说：“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任，不任则不利”。他们都把诚信视为人的立身之本、处世之道。在家庭关系上，在对父母的态度上更应如此。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无私的，不求回报的，子女也应对父母以诚相见。只有这样，从能使父母在心灵上得到温暖。但笔者见到，有的家庭兄弟几人，在对父母的赡养上，信誓旦旦，甚至制订了这样那样的协定条约，但最终在行动上打白条不能落实。其言不诚，其心不善，又何谈“孝悌”二字。
两千年前，孔夫子创造了儒学这棵大树。在儒学这棵大树的主干上，又生长出孟子和荀子两大树冠。认为“人性善”的孟子沿着“仁—义”的道路往前走，将修己的重点放在“修心”上，主张“以人修心”达到圣人境界；认为“人性恶”的荀子沿着“仁—礼”的道路向前行，将修己的重点放在“修身”上，主张“以礼修身”。 荀子曰：治国平天下，当从修身修心齐家开始，修身以德，修心向善。他还说：“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也，灾然必以自恶也。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可见，无论孟子、荀子，他们都认为修心或者修身，可以使人达到道德的境界。在今天弘扬孝文化的活动中，我们必须提倡修心慎独，“吾日三省吾身”，修身以诚，修身向善，以诚待老敬老。同时，用法规制度约束人们的言行，制裁不善的行为，使全社会形成以孝为荣、以不孝为耻的局面，尽快改变目前存在的歧视老人、虐待老人、遗弃老人的不良现象。
（三）在义的范畴内讲孝道，促进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义，是德的概称。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对帝王人臣之孝道均在“义”的范畴内予以规范。《礼记·祭义》引曾子曰：“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笃非孝也；战陈（阵）无勇非孝也。”按此则要求，为人臣者要忠；为官者要敬；为朋者要信；为将者要勇，不然会累及父母，皆为不孝。可以说曾子把孝道升华到最高、最完美的思想境界，难怪公明权问于曾子曰：“夫子可以为孝乎？”曾子曰：“……君子所谓孝者，先意承志，谕父于道，参直养也，安能为孝乎？”这段话的意思说仅仅是养活父母吃饭穿衣，还说不上真正尽孝道。要“为天下，治国家，务本而后末”。《吕氏春秋·孝行览》说：“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耘疾、守战国、不罢（败）北。”这就是说，真正的孝道，必须坚持大义，在”善事父母“的同时，尽忠报国，勤廉为民，使国家强大，在与强敌的对抗中，胜利而不败北。具体到今天，就是要认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积极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为官的要勤政为民、廉洁从政。从军的要忠于祖国、勇于为国家安宁牺牲自己的生命。搞经济建设的，要开拓创新，敢于竞争，要见利思义，努力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以辉煌的业绩，为自己的祖国母亲，同时也为自己的生身父母赢得崇高的荣誉，这才是最大、最彻底、合乎于义的孝道。
今天我们弘扬孝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结合弘扬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搞好家庭建设。就是要发掘中华民族孝敬父母、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把继承弘扬孝文化与建设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结合起来，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把孝延伸为对祖国母亲的忠，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碶而不舍，竞争取胜，把祖国建设的更加繁荣富强。就是要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征途上，把儒家的“孝悌”进一步升华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推广为悲天悯人和斯文自任的人文关怀，推己及人、乐群贵和，使普天下的父母颐养天年、尽享天伦之乐，使祖国大家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创造出新的更大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