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塑造了欧洲崭新的历史，为人们分析社会经济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案例。对于追求终极统一的中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件悲哀的事情；而后又从国际利益角度认为对中国并无损害。大意至此，对于这其中蕴含的具有深远理论意义的议题没有进一步探究，对于事后400万英国人发起再次公投充满了期待与调侃。

人们对于事件的认识避免不了囿于自身文化与处境的窠臼，但人们的态度对于事件主角却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成为公共事件的常态，400万英国人免不了受到国际舆论的左右，而英国政府却始终由秉承国家优秀文化精神的精英经营，为了体现公投的严肃性和国家的基本尊严，政府否决了复投的联署。

在舆论多变的现代世界，一个事件很快就会淡化，身处其中的人们也在慢慢感受变化中认同它的存在。其实对于英国脱欧事件，并非一致取悲观的态度，它之所以到来也基于一定合理的理由，欧洲一体化拖慢了英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新移民政策使得社会与文化遭受严重的冲击。这似乎与“好客友好”的中国人持相反的态度，只是人们实在只能看到对方问题的存在，却容易遗忘自身的态度。我们对于持不同信仰的群体保持戒心，对于这些群体里发生的小事无限放大并加以传播，同时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强化文化的认同并将它加以传播。

“铅笔经济学”，无疑道出了经济发展的真谛，却无法印证这些不同肤色、不同性别、不同种族和不同信仰的群体能够融汇到一起，为了纯粹的经济利益能够彼此融合。如果持这种简单的浅见，即通过经济利益的一致就能摒除其他所有可能的矛盾和歧见，显然会衍生很多社会问题。也许人们会提及美国，那时“世界移民的大熔炉”，不要忘记美国吸引的是全球各地的精英，他们甘愿放弃自己的信仰和民族特质来融入美国社会，美国自身具有这样的力量，但是美国也因此带来了各种相关的忧虑，社会存在分裂的可能性。

克鲁格曼在新国际贸易理论中，认为它的理论如果能够紧扣实际、给国家以纯粹、真实的指导，他希望美国是一个小而全的国家，这着实能够在两个国家或者地区间建立彼此紧密经济联系、彼此收益的国际贸易秩序。但是大国的存在，在国家广袤的地域中型态各异的经济共同存在，使得贸易政策的分析变得复杂、具有了更大的不确定性。欧盟的发展正好是这样一个例子，它把不同发展程度、经济型态各异的国家凑合到一起，表面上市场的统一和扩大并不能一定带来经济的持续向好，市场的发展并不一定带来经济的实质增长或者说改进参与（裹挟）群体的生活，保护人们的创造力、体现个人或组织尊严的体制规则更为重要。

所以，支持脱欧的人们也希望由此带给英国崭新的机会和自由的曙光，摆脱欧盟不切实际的各种陈规戒律。市场因素成为各国寻求经济突破的重点，认为这能够复制成功，激发经济的活力。但是如果当地居民保持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由此遭受冲击，人们的权益不能受到应有的保护，人们的创造能力被剧烈的摧残，那么，市场化将是一场悲剧。阿根廷、俄罗斯乃是前车之鉴，但是如果由此否定市场化作为经济的根本则是打错特错。

正如英国脱欧，我们要的是怎样的市场化，而不是一味维持市场的扩大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