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中的几个“退出”
讲洛克的财产权思想时，说到了布坎南，进而说到了“退出”。
关于财产权的重要性，洛克说在天赋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中，财产权具有优先性，财产权中已经包含了生存权和自由权，或者说财产权是基础。哈耶克也讲过财产权对于自由实现的意义，他说财产权的意义就在于为个体自由的实现划定一个确定的空间。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在其《财产与自由》中，继承了洛克关于财产权对于自由之实现的重要意义的思想，并作出新的发展。
布坎南将自由理由理解为从各种依赖性中摆脱出来。这样的独立意义上的自由，似乎只有在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中才能实现；一旦进入市场，就必然进入对他人的依赖中，自由必然受损。市场本来就是供给与需求相遇的地方，也是卖方与买方交接的场所。布坎南发现，市场不仅可能使人的自由受损，还可能使人丧失尊严。比如，市场天然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而且市场会不断加剧这种不平等。在市场上，弱势者可能因为信息或者其他权利的不对等而受到剥削和压制。布坎南说，如果人们珍视自由和尊严，不愿意忍受市场带来的损失和屈辱，人们可能会选择退出市场。退出市场的可能，在于人们在市场之外拥有财产权。拥有财产权，就意味着人们不一定要依赖市场才能生存。这就是詹姆斯·布坎南在经济学中使用的“退出”。布坎南及公共选择学派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代表，维护市场是其基本的观念和主张。这里布坎南从财产权引申出“退出”市场的结论，其意涵究竟是什么？其实，布坎南的主张不是退出市场，而恰恰是进入市场。因为市场是可以退出的，人们一旦进入——即使是不小心进入——不会被市场套牢，进入市场的风险因此降低。正因为可以退出市场，人们才会选择进入市场。这样说来，财产权保证了退出权，也就保证了市场得以存在和运转。
这个分析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考虑到现代社会中人们持有财产的特点，布坎南的上述分析可能需要修正。在现代经济中，至少这样一种趋势已经显现——人们持有的财产或者资本的形式，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地体现为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形成、存在和应用可能与一般财产不同。持有一般形式的物质资本，个体可以脱离市场而生存，持有人力资本则不一样。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存在的特点，是“干中学”和 “歇中忘”。离开市场，就离开了人力资本积累和存续的条件。也就是说，布坎南所说凭借财产权退出市场，条件是退出市场之后财产功能的完整保持；而对于人力资本来说，一旦退出市场，不仅不能发挥生产性功能，而且会逐渐消失于无形。这样说来似乎有些悲观。现代的人们主要持有人力资本这种财产，而人力资本的存在和运用又离不开市场，而在市场之中个体自由和尊严又要受到损害，看起来是在是件悲哀的事情。可能还有别的思路帮助我们摆脱悲观。布坎南对自由理解显得有些狭隘，在依赖性之中并不意味着自由的消失。就经济学的一般认识而言，我们可以将自由解释为个体具备选择的能力。这样，市场的存在就不再是自由的桎梏，反而成为自由的舞台。只要市场足够完善，能够为个体提供足够的选择，自由就可以在市场上实现。而且，一个完善的市场是自由实现的最好场所。
更早在经济学接触到“退出”，是在林毅夫那里。林毅夫在其《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对合作社时期的农业经济问题进行了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其中用到了“退出权”的概念。林毅夫证明，在互助组时期，农村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而进入合作社尤其是高级社之后，效率下降成为普遍现象。林毅夫的解释是，互助组时期，农户之间只是生产过程中的互助与联合，家庭保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因为保有所有权，农户就可以从合作中退出，于是有可能对机会主义者产生约束。进入合作社之后，农户失去了生产资料所有权，进而失去从合作中退出的能力，对机会主义者的约束因此失效。机会主义的示范效应在缺乏有效控制的背景下泛滥开来，于是导致普遍的效率低下。林毅夫用“退出权”解释合作社效率低下的原因，逻辑清楚，观点明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理论上逻辑完美的解释不一定就吻合历史和现实。携带生产资料从组织当中退出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和想象，而很难在现实中体现和实现。在传统农村社会里，个体或者家庭是深深嵌入乡村关系中的，即使面临机会主义和损人利己，要拉下脸面当机立断退出合作关系，不是那么容易作出决断的。携带生产资料退出合作，想象中很简单，实践中很少成为现实。有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指出，家庭被合作组织套牢，也就是失去退出的权力，在互助组时期已经存在，而且不是个别现象。于是，“退出权”对于解释互助组与合作社效率差别的作用受到怀疑。
对互助组与合作社效率差别的更好解释还是来自人们的实践和观察，关键的影响因素应该就是规模。传统的农业生产过程，不像工业那样有着稳定清晰的流程，可以进行定额的控制和考察；再加上劳动过程一定程度上的随意性，很难对操作过程和劳动投入提出确切的标准和要求。机会主义倾向会因为机会主义得不到有效控制而泛滥，于是监督成为一个难题。生产规模越大，监督和控制越困难，机会主义泛滥的可能性就越大。传统社会存在一些制约机会主义的非正式约束，比如说闲话，但是，监督和惩罚本身具有外部性，规模越大外部性越大，搭便车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反过来，对于机会主义者来说也如此，占小集体的便宜可能还会有内疚，占大集体的便宜就会心安理得。合作社之所以效率低于互助组，原因就在于合作社机会主义更加普遍，更加严重；而其根本原因又在于因为规模太大而使约束失效。
赋予“退出”以明确的经济学意义并将其应用于理论构建和实践解释的是著名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赫希曼以“非平衡发展战略”影响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不过他在经济学的其他领域也有过卓越贡献，其中就是关于“退出、呼吁与忠诚”的理论。
按照赫希曼的解释，介入组织或者交易关系的个体，如果感觉到利益受损，或者产品质量下降，或者企业治理出现问题，可能会选择两种方式来改变。一是从组织或交易关系中退出；二是对企业或者供给者（以下只用组织）提出改进和完善的呼吁。两种方式都可能使情况转好，但两种方式的产生背景及其直接和间接影响可能存在差别。退出是一种比较决绝的行动，它意味着不给组织任何改善的机会。这种情况的发生，就退出一方而言，表明它对组织一方失去了忠诚。这种断然的行动，可能对组织产生更大的影响。比如股票市场投资者用脚投票的结果，可能是股价的下降，从而使公司被收购的可能性增加。如果个体对组织存在一定程度的忠诚的话，更可能采取的行动就是呼吁。通过提意见和建议，通过申请和商讨，通过示威和谈判，给组织提供改善和改进的机会。相对而言，呼吁对组织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小于退出。就其性质而言，退出基本上是一种个体行为，个人决策和行动，个人承担受益和成本，这样一种私人行动由于面临的交易费用较少而比较容易被采用。呼吁则往往是一种集体行动。个人呼吁很难产生效用，于是需要集体行动。但是，因为集体行动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进而存在外部性及搭便车，因而采用的机会相对较少。呼吁出现频率低于退出，还因为组织的阻挠可能增加其成本。呼吁的存在可能使组织得到改善，但呼吁的实施却面临比退出更大的成本。因此，对于组织的存在和运转来说，呼吁应该是比退出更好的影响手段，而要使个体更多采用呼吁的手段，需要组织对此正视并给予鼓励和支持。
在赫希曼晚年的《自我颠覆的倾向》中，应用“退出-呼吁与忠诚”的理论，对东德的解体作出了深刻的分析。西德和东德之间，只存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差别，他们分享着共同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冷战时期，自由市场的西德发展神速，呈现奇迹般的增长，而计划经济的东德则举步维艰。东德人民的不满在不断积累，等待爆发。正常的呼吁机制很难发挥作用，因为东德处在苏联阵营的前哨，所受到的意识形态控制要比苏联的其他卫星国还要严重。于是，对时局不满的东德民众更多采取退出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从1949年到1989年，东德前往西德的移民人数累积达到300多万，这对一个人口总数1700万的国家来说比重已实在太高。东德移民如此巨大的规模，与西德对东德移民的无条件接受有关，还与东德政府为了驱逐持不同政见者有关。东德政府甚至将收取西德政府对东德持不同政见者的“赎买费”作为增加硬通货的途径。在赫希曼的分析中，退出和呼吁之间存在跷跷板效应。正是因为东德民众更多采取退出的方式表达不满，进而使东德内部失去呼吁的力量；在前苏联的卫星国中，东德的局势一直比较稳定，这说明退出缓解了呼吁的强度。不过，到了1989年的时候，由于某些意外因素的作用，退出和呼吁合流了，最后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促成了东德的解体。本来退出是一种个体行为，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到了1989年的时候，伴随着东欧局势的变化，东德民众的退出行为变得日益高涨，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集体出逃。随着规模的扩大及日益公开化，私人性质的退出变成具有公共性质的集体行动。最后，退出与呼吁合并成为拯救民族命运的行动。
在赫希曼的分析中，将在组织内部发生各种请愿、申请、抗议、游行示威等都归结为呼吁。似乎对“呼吁”是可以进行性质的划分的。有的呼吁纯粹出于改善组织的愿望，有的则是出于破坏组织的要求。改善或者破坏的分别，取决于个体对组织的忠诚。对于组织怀有忠诚的个体，更多倾向于改善性质的呼吁，而对组织已经失望从而完全失去忠诚的人们，则更加倾向于破坏。不过改善型的呼吁与破坏型的呼吁之间，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如果正常呼吁的途径是畅通的，改善型呼吁得到正视和重视，则忠诚可以持续。如果正常呼吁受阻，改善型呼吁被忽视被阻挠被破坏，则忠诚可能丧失，甚至转化为对立，这样，改善型呼吁就有可能转化为破坏型呼吁了。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基本上反映了这种变化。总的来讲，对于组织的改善和发展而言，呼吁是一种比退出更好的方式，它可以避免组织的巨大变化，避免这种变化中的巨大浪费和损失。况且，退出在一定意义上也具有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为呼吁提供更好的通道，将呼吁保持在改善型的水平，对于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退出”最初是作为一般概念来理解的，经过经济学家的努力，赋予其特殊的经济学含义，使其成为经济分析的一般概念。在赫希曼的那里，“退出”与“呼吁”一起构成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有用工具，赫希曼用“退出-呼吁-忠诚”对东德政治体系变迁的分析发人深省，给人启示。经济学的进步和发展，很多情况下是经由概念含义的延伸、拓展和演化而实现的，“退出”概念的一般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016/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