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第、狄更斯、道德及其他
威廉·配第（1623-1687）是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是十九世纪的小说家，二者风马牛不相及。但是，讲到配第的时候，我总会联想起狄更斯。配第是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是“政治算术”的提倡者及实践者。他所谓的“政治算术”，是一种用算术或者统计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也就是一种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描述现象并解释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重量”和“尺度”这两个概念，让我将配第和狄更斯联系在一起的。
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在我看来是一部关于经济学和伦理道德的作品，它体现着狄更斯对经济学及经济学所倡导的资产阶级新道德的批判。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叫做葛擂硬的暴发户，他从基层做起，从一个普通劳动者成长为银行家。葛擂硬是一个趣味低下的人，他的人生理想是有一天可以“用银汤勺喝鹿血汤”。狄更斯将葛擂硬描写成一个贪婪而粗鄙的家伙，试图在其身上体现他所反对的某种人生观或者道德观。葛擂硬有两个儿子，狄更斯将其起名为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葛擂硬是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他对利益斤斤计较，总是随身带着天平和皮尺，用于称量和丈量。小说中还有一位银行职员，对利益有着天生的敏感，他的外号就叫做“经济学家”。狄更斯的小说中，就这样充满着对经济学的嘲讽。
狄更斯与配第，在资产阶级的道德谱系上处于对立的两极。狄更斯是道德上的保守主义者，是资产阶级新道德的怀疑者和批判者。狄更斯对资产阶级所倡导的新道德，如追求物质利益和生活享受，热衷理性计算和短期利益，强调金钱利益和世俗成功，是非常反感和厌恶的。他所认可和支持的，似乎还是那种拥护等级和秩序，强调和谐与安乐的传统道德，这种道德正是资产阶级所否定的东西。资产阶级所认可的那些道德观念，那些与个人利益和自由主义有关的东西，那些颠覆传统道德和谐的东西，在狄更斯看来是一种道德的堕落。狄更斯的道德观与他的朋友托马斯·卡莱尔（1895-1881）倒是比较接近。卡莱尔对经济学及其观念和方法也颇有微词，他说马尔萨斯所代表的经济学是一门阴郁的科学，还说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用法兰绒上衣交换猪肉而对国家和社会漠不关心。
经济学确实是这样的——这也是配第以来经济学的传统——它关心物质利益，重视个体现实的世俗的存在，主张在科学研究中将有关道德的那些因素撇开或者抽象掉……经济学也确实支持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支持人们通过努力而获得物质成功。按照斯密后来的说法，个人对自身利益追求的结果，可能在无意之间促进社会利益的实现。经济学对个人行为的分析中，也确实是将理性主义作为基本的假设和出发点的。狄更斯和卡莱尔的批判，一点也没有冤枉经济学。他们说经济学是世俗的，经济学也确实是世俗的。后来海尔布罗纳写经济思想的历史，书名就叫做“世俗哲学”。狄更斯和卡莱尔不喜欢经济学，只是因为他们的道德观与经济学所倡导的道德观是冲突的，如果说经济学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倾向和道德风尚的话，只能说狄更斯和卡莱尔都落伍了。
威廉·配第作为古典经济学初创时期的代表人物，既是资产阶级新道德的支持者，还是这种新道德的实践者。就思想观念和社会实践的结合而言，配第可以算是一位知行合一的君子，至少他不自相矛盾。相对而言，“道德高尚”的亚当·斯密就显得有些言行不一了。出身贫寒的威廉·配第一生追求出人头地，他的勤奋和刻苦，他的工于心计和长于交际，他的见风使舵和投机钻营，是他人生成功的保障，也是资产阶级新道德的体现。配第是资本主义形成时期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好体现，是新兴资产阶级形象的完美体现。配第身上也有很多为人所不齿的东西，比如作为曾经的革命者的他为了保住地位和财产，不惜向复辟归来的国王跪地求饶，如此下作，马克思也不得不指斥他没有气节。再比如为了得到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的职位，不惜向驻军司令打小报告污蔑同行。但是，对于配第来讲，这些小事算不了什么。成大事者可不拘小节。在资产阶级道德观上，成功才是道德评价最重要的砝码。只要成功了，所有的不道德都可以翻转过来。
课堂上讨论到的这些，与道德观的历史发展有关。因为时间的限制，很多方面还来不及涉及，没办法深入。下课后，有同学提问，又提到了与道德有关的一些东西。
“道德是不是一个相对的东西，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道德要求和道德标准？”当然是这样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道德观。比如在传统社会里，等级观应该是合乎主流道德的，像孟子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那样，或者说像亚里士多德主张的分工体系那样。在传统社会，主流道德观所要实现的功能之一，就是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而等级制度是符合这一要求的。到了现代社会，等级观可能成为约束资源流动，束缚人身自由的桎梏，于是成为一种反动的道德。同一种道德观成为进步的还是反动的，与时代的发展紧密关联。我最近阅读美国学者伊恩·莫里斯的《人类的演变》，其中说到在觅食者社会里，暴力也是也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在现代社会，暴力是被人们深恶痛绝的。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道德观，可以理解为实现和维护特定阶级利益的工具。我们以前讲过经济学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辩护的性质，道德观就更是这样。西塞罗就发展财产权理论来为骑士阶级利益辩护。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可能形成某种特殊的利益结构；出于维护这种利益结构的需要，会构建出某种意识形态或者道德观。通过道德观规范人们的行为，是保证特定制度运行和相关各方利益实现的前提。符合规范的行为被定义为道德，得到鼓励和支持；而违背规范的行为，被界定为不道德，受到约束和制止。道德观可以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维护和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同时也成为约束和限制对立者或者潜在竞争者利益实现的手段。道德是一种利益争夺的武器。道德观通过影响交易费用而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道德观由此而进入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视野。
如果我们承认社会发展是趋于进步的，如果我们可以将个人自由的扩展，社会福利的增进理解为进步的话，道德观本身也可以区分为进步和落后。比如前面讨论的配第所秉持的道德观，就是一种进步的道德观。不仅因为那种道德观是资产阶级的道德观，而且因为那种道德观所维护的是一种有助于个人自由扩展和社会福利增进的社会制度。配第道德观的进步性也意味着经济学道德观的进步性。相反，站在配第和经济学对立面的狄更斯和卡莱尔代表的就是一种落后的道德观。配第之后的曼德维尔，秉持一种更加激进更加不妥协的道德观，他也是时代精神的代表，但因为他对传统的更加不妥协，因而受到历史不公正的评价。斯密虽然继承和发展了曼德维尔理论的很多东西，还是指责他的体系粗俗而危险。这些说明，道德的发展和演化，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因为它涉及利益结构和利益冲突，可能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性质。
讨论道德观的进化，不得不说到美德和恶德的问题。曼德维尔就是因为主张“恶德”是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而在思想史上——至少是在很大一部分思想家那里——臭名昭著的。从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来考察，在传统上被誉为恶德的那些东西，比如自私、贪婪、奢侈、虚荣、骄傲、妒忌等等，在资本主义背景下确实是一系列美德，没有这些基于人类本性的东西，资本主义的进步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这些东西在传统社会里是不被接受的，因为它们可能成为危害传统社会稳定与和谐的致命因素。于是，曼德维尔视之为社会进步力量源泉的那些美德，就成为传统观念下的恶德。
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中，道德可以成为推动的力量，也可以成为约束的力量。这是因为，社会发展是促进发展的力量和阻碍发展的力量竞争和博弈的结果。社会发展过程中，先进阶级往往是发展过程的最早受益者，而落后阶级则可能是发展过程的最初的受害者。受益者不会拿出道德武器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因为他们手里的经济或者技术武器更加有力。而落后阶级手里的经济或技术武器可能已经失效，所以才会更加依赖道德武器。这样，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过程中，道德往往成为弱势一方的武器。弱势一方固然值得同情，但其利益倾向与时代进步对立却是普遍的现象。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为此提供了一个解说。在上个世纪的东南亚，发生了一场关于水稻种植的“绿色革命”，政府和相关机构在水稻种植中推广新种子，化肥，农药以及农机。绿色革命的深入，引起了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急剧变化。因为绿色革命导致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农村社会传统的和谐关系被破坏了。比如，之前富人与穷人之间，存在一种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而现在这种温情脉脉的关系让位于冷冰冰的金钱关系。之前在收割季节，家户之间相互帮工，没有金钱支付。而且，富人要给前来帮工穷人相当数量的，远远超出市价的粮食作为报酬——其实不仅仅是报酬，而且是救济和援助。绿色革命之后，帮工和馈赠都消失了，因为通过市场雇佣劳工既省事又便宜——市场化是富人的利益所在。失去富人的庇护或者照顾，有些家户陷入生存的困境。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受到了破坏。穷人对这种时代变化无能为力，只能诉诸对富人的道德谴责。斯科特所谓“弱者的武器”，就是道德的武器，就是穷人对富人的道德谴责。或者是当面的挖苦和指责，或者是背后说闲话，或者指桑骂槐的谴责，或者是进行巫术的威胁。在斯科特考察的那个伊斯兰教村子里，《古兰经》成为穷人手里的法宝。绿色革命是一场社会经济的进步，与之相伴随的市场或者商业道德也是一种进步的道德。但是，这种进步的道德最初只被富人阶级所认同和接受，穷人则将其视为道德堕落和社会解体的标志。富人和穷人之间对道德阵地的争夺，归根结底是对利益的争夺。自然，新道德的维护者因为其利益符合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他们必然在斗争中获胜。
在弱者对强者的道德谴责中，存在着柏拉图关于“正义”解释的某些意味。柏拉图说，人们从行不正义中总会获得好处，但弱者行驶不正义并获得好处的机会更小一些。于是，他们更加主张正义。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正义超过不正义，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应付他人行不正义给自己带来的损害。道德竞争所呈现的，正是这样的现象。一般而言，道德的进步总是落后于社会发展的，因为只有经济结构和利益结构变迁之后，才会形成维护或者辩护特定利益结构的新道德观。那些旧道德的维护者，那些需要利用旧道德来保住自己利益的，往往是那些落后于时代的弱者。他们强调道德，主张道德，不是因为他们喜欢道德，而是因为那些突破传统道德的人已经在损害他们的利益。道德因此成为弱者应对变化的无奈的选择。在斯科特的著作中，被时代抛弃的弱者们谴责富人们缺德，因为他们对穷人不再友善，因为他们在市场的引诱下逐渐放弃了他们原本对穷人承担的义务，他们将温情脉脉的乡情变成冷冰冰的金钱关系。
在经济利益的争夺中，力量从来就不均衡，胜利的天平总是倾向于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持有者。权势通常是比道德更有力量的东西，他们往往轻易将道德踩在脚下。缺乏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力依托的穷人，除了抓住道德这根救命稻草之外别无他法，往往就只能铤而走险。美国历史学家步德茂的《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展现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道德斗争和人暴力冲突。步德茂的研究以清朝档案为素材，讨论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利益纠葛及暴力冲突。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分化及加剧，是一个自然而必然的过程。在步德茂的分析中，土地集中是农村财富分化的重要体现。土地的集中和兼并，存在各种复杂的情况，其中不乏流氓地痞和土豪劣绅的仗势欺人和落井下石。步德茂列举了众多与土地兼并和土地纠纷有关的过失杀人案件。通常，面对豪强和富人的欺行霸市，穷人只能诉诸道德的力量。但是，道德是不存在于富豪们的思维中的，穷人宣称的那些道德信条，即使富人在口头上可以认可，实际上并不认同。于是在步德茂的笔下，拥有道德却失去财富的穷人与拥有财富却已经失去道德的富人之间爆发了一次次又一次的肉体冲突。通常，在这种冲突既失去财产又失去生命的是穷人。
话题越扯越远了。道德观是发展的，在每一个时代，既有进步的道德也有落伍的道德，进步与落伍之间，区别在于特定道德所维护的是社会进步力量还是相反。美德与恶德之间，存在转换的必然性。符合社会进步的道德，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被普遍接受的成为美德。当然，在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更高阶段之后，曾经的美德也可能落伍而成为恶德。
作为一种规范和调整人们行为的工具，道德本身可以成为特定阶级或者群体维护和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同时可以成为抑制和约束其他反对阶级利益的手段。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进步阶级往往取得强势，从而成为新道德的维护者；弱势阶级往往被历史发展所抛弃，进而需要通过伸张旧道德来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相对于经济和技术的力量，道德的力量是软弱的，这反映着弱势阶级在社会进步的关头总是成为受害者的现实。经常地我们会对弱者表示同情，从道德的角度对其声援，这往往被理解为正义的要求。其实，这反应的是我们对不道德的恐惧。
2016/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