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要基于一定的假设才会展开下一步的行动，在行动中会有不同的方式，利用不同的工具。但是即使集思广益下得出的假设，只要是基于个人、某一团体的角色定位来做出的假设总归是偏颇的，因此政府的一个部门、一家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都不可避免的会做出影响整体经济的决策，造成一些伤害。那么，我们也要想到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在其中的企业会不断的在经济活动中吸收其他的理念、策略和商业模式，但是当学习和吸引某种理念的时候，其实也与这种理念产生的基础不同了，毛泽东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所以在此种场景中亦有不适不妥。但是相比较前者显然更有积极的意义。

如果是政府基于一定的假设对企业的经营做出某种规定和制定某种法律，那么这样的规定和法律必然不能对企业产生积极的效应，企业的目的在于盈利，这样就会提高人们的收入，提高社会的经济水平，促进社会各种事业得到改进，但是如果反果为因，将社会各种事业的改进作为企业的目的则损害了上述的这一基本的过程，这是弗里德曼对经济根深蒂固的认识，也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出现的快速发展的众多案例所证实。但是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正反之分，规范企业经营对社会产生各种负面影响的各种章法也自然应运而生，由下而上、由极少数情况来规范逐渐加以完善算作比较理想的情况，如果仅仅是这方面的法规多少都有积极的效应。

但是公有部门一旦对某一方面施加影响力总有加强的趋势，人们都有一种惯性，在习惯、成熟的领域多做些事情，政府对经济的管制上也是如此。一旦对企业经营加以规范展开之后，在正确的法规确立之后， 便会开展一些错误的立法和制定错误乃至几近荒谬的规定，例如需要企业保障多少比例的残疾人就业、政府主导企业经营范围等都会挫伤企业发展的功力，与企业的初衷背道而驰，最终却会伤害残疾人的利益和企业发展的前途。公有部门实施政策的假设多有经验和熟路的工作而来。 

其实公有部门本身也存在诸多基于熟路和经验而来的假设开展的工作，这称之为体制，因此缩减体制的范畴、使之平台化成为重要的指南。企业在投身某种产品的研发和经营布局时，能够灵活调整战略和做出改变也在于作为企业体制的作用显然低于其提供产品的比重。私有部门的生存之路在于提供能够占领市场的优异产品，而公有部门包括垄断企业凭借其自身的地位和资本输入的便利条件，这也决定了他们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于体制或者产品的侧重。我们无法让不同质的部门之间能够产生同质部门之间良好的沟通与互动，两者的出发点以及由此做出的假设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