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陆家嘴论坛”，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的话题往往会被提及。

　　回想一个月前，笔者在伦敦拜访机构投资者，发现到处都是新的摩天大厦、建筑工地与大吊车，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恍如回到十年前的上海。笔者和英国的投资者开玩笑，说伦敦落后上海十年，今天的伦敦大改造，只是相当上海十年前的光景。有一些英国投资者也颇以为然，不免让笔者颇感自豪与欣慰。

　　实际上，回想上海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红利的释放，经济增长迅速，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发展之快、变化之大让人惊喜。如果将上海、伦敦做个比较，不难发现，现在的伦敦在基建上已有彼时上海影子。而更加值得期待的是，作为全球顶级金融中心伦敦也是上海要赶超的对象（而不仅仅是香港），伦敦的今天也许正是上海可以期待的明天。

　　打造一流国际金融中心一直是上海追逐的目标，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市便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以及科创中心，成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伴随着近年来资本项目加快与自贸区金融改革先试先行，上海金融中心地位显著提升，根据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IFCD）显示，“十二五”期间，上海从排名第八进步到了与香港排名并列第五，上海已有超越香港之势。

　　实际上，上述变化的发生不难理解。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前些年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主要依赖于人民币资本项目尚不可兑换、香港享有的中央政府优惠政策、作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先发优势以及香港特有的管理优势等等因素。毫无疑问，香港相比于上海的上述优势正在逐步缩小。当然，上海志向如要媲美伦敦金融城，需要更高层次的努力方向。

　　在笔者看来，实现上述蓝图，不仅需要上海自身的努力，包括国家整体的改革规划、高端人才的培养、监管水平的提高等等，更为重要的是搭乘全国范围内改革加速的东风。尤其是今年中国的三大政策将助力上海的腾飞，或许这一天在2020年可以真正到来。

　　人民币国际化助力金融中心地位

　　早在2011年初，笔者便发文提及人民币国际化将扬帆起航，很可能在2015年实现基本兑换。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央行已与28个中国央行与货币当局签订了双边本币互换金额，与12个中国央行或货币当局签订了清算安排，更有30家中国央行与货币当局把人民币纳入了外汇储备，可见人民币国际化速度快于预期。

　　与此同时，今年恰逢人民币申请加入SDR的关键年份。中国决策层已经明确表态积极加快开放，积极申请加入SDR篮子。包括资本项目开放方面，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年初便做出承诺，今年央行将从使境内外个人投资便利化，更加开放国内资本市场与修改《外汇管理条例》三大着力点入手，推动今年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汇率方面而言，人民币对美元的日波幅区间进一步增加；利率方面而言，央行已将存款利率上限提升至基准利率的1.5倍，并伴随存款保险制度落地，推出大额存单等措施，预计取消存款上限这一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步已为时不远。

　　可以预见，伴随人民币实现基本可兑换，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明显提升。例如，一旦国内定价自由以及汇率大幅波动成为可能，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将增加更多金融行业就业机会，上海金融中心必将有大批对冲基金、资产管理应运而生；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实现，可以极大地加强国内与海外市场的联系。预计2020年中国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额将有望达到15万亿美元，一旦有机会走出国门，进行全球资产配置，必将全球金融市场震动不小，提升国内金融的影响力，进而吸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也将进入上海。

　　当然，同样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上海与香港常常被用来进行比较，甚至认为存在着竞争关系。不容置疑，当前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制度上的优势起到了巨大作用，而展望未来，一旦“十三五”期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以及港元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或发生改变，香港本身的制度性优势将有所降低，相对而言，上海的竞争优势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一带一路”战略助力金融人才培养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主推的国家战略，其不仅被予以化解国内产能过剩矛盾，实现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要义。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龙头，能够在配合金融改革与外汇管理，实现中国接近4万亿外汇储备的资金优化配置的要求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具体来看，一方面，上海地理位置优越，处于中国沿海最东面，是长江经济带的核心位置，而“一带一路”又是对外连接的重要基地，上海可以发挥区域优势，积极参与大区域合作。另一方面，相关资金配套机构、人才都不可或缺。目前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筹备工作已经陆续展开，不仅受到来自国内决策层的鼎力支持，也赢得了海外诸多国家的热烈响应。而上海作为金砖银行总部的所在地，且与亚投行在初始成员国中，有所重合，金砖银行可以与亚投行在人才技能、制度设计等方面相互借鉴，且参与部分与金砖国家相关的基建投资，便能很好的参与，取得双赢。

　　更为重要的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将锻炼大批金融人才。伴随着传统外汇资产管理方式出现改变，即从以往被动管理向主动管理转变，这其中需要大量金融人才。可以想象，以往被动管理之际，外汇储备购买的品种非常有限，海外投资团队人员有限。而伴随着主动管理有望带动万亿美元的投资，或将涉及上千个项目，且每个项目都需要对投资国家、项目细节进行深入研究，这期间的金融、法律专业人士需求是巨大的。借此机会，上海也有望加快对优秀金融人才的接纳与培养，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增强自身高端金融人才储备。

　　“京津冀一体化”突出金融中心的地位

　　“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对于未来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点意义重大。京津冀虽然地理上与上海存在一定距离，看似缺乏联系，但其主要落脚点在于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帮助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这也就意味着，未来北京首都将致力于打造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四大核心功能，其原有的经济与金融中心的定位或将有所淡化。

　　毫无疑问，北京的战略调整将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腾挪更多空间。在笔者看来，未来北京除了可以保留“一行三会”监管权以外，上海可以在各类交易所、自律组织、银行总部的地域选择上发挥更大能动性。从国际经验来看，市场化大背景下，行业自律组织、交易所的发展对于国际金融中心的构建往往能起到较大作用。

　　总结而言，上海“十三五”期间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机遇，这不仅需要来自于上海本土的努力，如不断改进的金融基础设施，越来越多的专业化人才，更加灵活有效的监管方式等等，更重要的红利来自于全国金融与经济改革加速所带来的历史机遇。

　　笔者认为，未来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优势并非取决于还有多少倾斜性的政策出台，实际上资金是自由流动的，自贸区的实验会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反而全局范围内做出通盘考虑，才能获得持久红利。例如，当前有观点认为，上海之所以并非顶级国际金融中心，与上海本地税负重有关。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判断并不充分，要知道伦敦、纽约税收也并不十分优惠，但这并不影响二者作为第一梯队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样，上述判断局限之处在于仍然是脱离了中国整体环境所做出的结论。

　　因此，笔者认为，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离不开中国整体环境，过度倾斜的优惠措施难以持续，反而积极地参与到全国范围内的改革进程，如把握住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机遇，积极参与到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一带一路”与“京津冀一体化”等这些看似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并不直接相关的国家战略，反而能帮助上海从更广阔的领域把握机遇，另辟蹊径实现快速成长，使上海在2020年迈向顶级的国际金融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