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现代》，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1月1版1印，比较译丛，688页，定价88元。
译后记
众所周知，“创业”作为一项人类特有的活动，几乎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本身一样源远流长。无论处在高潮还是陷于低谷，形形色色的创业活动均构成了人类互动的一种重要形式，不仅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而且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社会财富创造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自近代早期以来，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两次工业革命等一连串的伟大变革，深刻地改写了世界历史进程，催生了西方国家的迅速崛起。各行各业创业者的身份与地位也随之不断演变和提高，他们或被称为匠人、地主、绅商和赞助者，或被称为发明家、工厂主、资本家和企业家。他们在创造现代经济增长、繁荣商业文明和塑造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突出贡献被社会津津乐道，他们身上普遍凝聚着的能力、意志和精神为人们尊尊推崇。
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中，“企业家精神”作为一个专业术语和分析模式，也逐渐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可。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理论”和“创造性毁灭过程”，威廉·鲍莫尔对生产性企业家精神、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和破坏性企业家精神的区分和阐述，以及约翰·凯恩斯提出和乔治·阿克洛夫进一步发展的“动物精神”，等等，便是从不同角度对创业和企业家精神相关内涵与外延所作的典范研究和取得的重要成果。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厚厚的《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现代》，正是近年来该研究领域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本书原著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列为“考夫曼基金会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丛书系列”开篇之作，在出版后不久即得到各界一致好评，曾获业内极受关注和尊敬的“2011年度Axiom商业图书银奖”，并很快被翻译成葡萄牙语。显然，要对本书博大精深、纷繁复杂的内容作一系统梳理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这里我只简要提及以下三点：
第一，本书由美、英、法、日等国20多位不同学者撰写的近20个章节构成，这些作者均是相关领域的一流专家，且不乏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其中，一些学者的代表性研究已被引进国内，学界对他们的理论并不陌生。例如，威廉·鲍莫尔可谓中国的“熟人”，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竞争者，鲍莫尔以可竞争市场理论、鲍莫尔—托宾模型及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研究等著称于世，他的学术专著、通俗著作和教科书等国内早有大量引进。影响了尼尔·弗格森和杰弗瑞·萨克斯等知名学者的哈佛大学顶级经济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则以《国富国穷》、《世界上最伟大的家族企业》为我国读者所熟知。乔尔·莫克则是经济史和工业革命研究领域的世界级权威，其著作《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雅典娜的礼物：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也已有中译本。此外，还有迈克尔·赫德森的《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铁木儿·库兰的《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路易斯·凯恩等的《美国经济史（第7版）》等。如此高水平的作者群体，无疑确保了本书的权威性和前沿性。
第二，本书恢宏的时空跨度和叙论相融的写作风格，既是对企业家精神实证研究的突破性尝试和贡献，更使其除了纯学术研究意义之外，对创业者、政府官员等非学院型一般读者具有了丰富的参考价值。从学术角度而言，由于企业家像任何行为主体一样，并非孤立的存在，而要受现实环境的制约和型塑，并通过行为反作用于环境，故本书力图在多文化视域下考察不同文明如何塑造企业家的观念，进而影响创业活动的绩效。因此，对大量文献和经典史实如数家珍般的娓娓引述或许倒在其次，隐含在叙论背后的客观比较视野和摈弃意识形态偏见的中性立场更为难得。全书各章虽行文风格有异，但立论上均潜藏着一种制度演化分析的旨趣，参照其他相关文献一起研读，似有一种意犹未尽、荡气回肠之感。从可读性角度而言，由于本书以荷兰、英国、美国等代表性国家的重要时期为考察对象，而人们对这些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发展进程较熟悉，故拉近了本书和一般读者间的距离。例如，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庄园经济、骑士精神和行会组织，英国工业革命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制度遗产”，德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和反犹太主义，以及美国内战前的法制建设、“咆哮的二十年代”和20世纪创新体系的变迁等，均得到鞭辟入里的透析；而关于伊斯兰教“永恒完美”的自我形象，日本明治维新、财阀组织和管理创新等的探讨，则提供了重要的扩展和补充。可以说，本书既是一部严肃的学术专著，也是一部富于启迪的商业畅销书。
第三，本书由美国西方学院人文学与历史学教授陈锦江撰写的第十六章，对近代以降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及其所依托的制度环境作了历史性的溯源和总结，是直接研究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有益成果。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儒家文化下，社会对技术创新和商业活动存在明显偏见，商人群体长期处于社会边缘，商业被视为“四业”（士农工商）中的“末业”。但是，15世纪特别是17世纪以来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等因素，在给农业经济带来巨大压力的同时，也对市场和商品贸易的扩张产生了推力，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得以孕育其中。宋明理学的兴盛则类似于一场“思想革命”，瓦解了小农意识对人们观念的束缚；而清朝精英商人和官员间更紧密的相互支撑体系，促进了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为近代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陈锦江从个性特征、社交网络和企业性质等角度，以晋商、瑞蚨祥及先施百货和永安百货等为例，对近现代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及其创业活动作了考察，并通过黄光裕等的例子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企业家和官员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选择性的梳理。作者表明，“通观中国历史，对商业活动全方位的政治控制似乎一直存在，尽管商人在不触犯国家权力时甚至能拥有非常大的经营自主权”。由于政企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经营成败和创业绩效，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之间如何保持平衡一直是个难题。本章似乎暗示：政府应合理扮演保进者和保护者的角色，而不是充当阻碍者和掠夺者；企业家的本职则是创新和变革，不参与寻租和不干预政治是底线。作者还指出，中国企业家有着与西方企业家相同的特点，如胆识过人、目光远大、创造性强且善于重组各种生产要素等。但有别于熊彼特式的西方企业家，“中国企业家对建立人脉尤为注重”，“人情社会”对现代企业管理风格和中国企业创制仍存在巨大制约，因此中国企业家应提高引进特定类型的西方模式的能力。尽管企业家和商界领袖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土壤依然脆弱，这一结论在决策层和社会大力倡导创业创新的当前不无现实意义。
所谓“译事向来不易”。尤其是学术翻译，一方面需要扎实的学科知识，另一方面需要严谨的求真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说，翻译比写作本身更难，因为作者所写的往往是自己熟悉的和有把握的，而译者则不仅要力图将原著忠实确切地转译出来，当中或许还会碰到很多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和知识等，这时就需要译者广泛查找和参考资料并请教良师。故此，翻译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提高的过程，翻译好的作品更像是同最优秀的作者进行无声交流；而去做一些有价值的翻译，也正是我对自己的一种期许。本书从着手翻译到最终出版，前后将近三年半，期间的喜悦、焦灼、沮丧和期待，以及在西子湖畔住所“深居简出”的白昼深夜，都已融入我的人生经历。如今，心里剩下的唯有感谢。
感谢父母的生养之恩，正是父亲的节俭和母亲的勤劳善良塑造了我谦虚坚忍的性格；感谢《比较》编辑室主任吴素萍在学术翻译上对我的提携和帮助，多年来吴老师于“组编”《比较》之余，以开放的学科素养和敏锐的专业眼光，策划引进了一些不乏借鉴价值的域外新著，这激励我更用心地译好本书；感谢导师陈宇峰教授，本科时陈老师就指导我写论文，一起公开发表经济学论文，并鼓励我写专栏评论，由此培养了我研读经济学的浓厚兴趣；感谢妻子柯婷婷小姐对家庭的默默付出和无私奉献，感谢可爱的小霏霏给我们带来了无限欢乐和点滴感动；感谢马媛媛和孟凡玲女士为本书顺利出版所付出的细心工作。最后，感谢所有曾经和一直支持并激励着我的人们！
由于时间精力和学识有限，本书难免会有差错和不尽如人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2015年7月底，于杭州西子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