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目前中国的 房地产一片叫崩声音，其实房价调控才刚刚开始，我们的地方政府就开始在恐慌出台放松限购政策，他们害怕什么？一是没有财政开支来源？》。二是害怕跌出抵押底线银行出烂账，这两项担忧其实是杞人忧天。

    难道中国地产政府就束手无策吗？非也，然而如果按照美国的思路仅靠市场经济的方法则无法提供好方法解决，因为中国今天的房价问题本身不是因为市场产生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中央政府却完全有能力有办法解决。美国的坏事在中国可能成为好事。

   其实今天的房价下挫既是坏事，又是好事，因为这完全是由十年前非计划和市场的理性决策引起的结果，因此必须用非市场的方法解决，让鬼城无鬼，因为一方面是“鬼城”空置，另一方面是百姓无房，而是通过政府将所谓以前投资4万亿的勇气大量投资效项目的金融杠杆转向补贴大量需要创业的老百姓才是解决目前住房空置的唯一出路，具体操作解决方法有三个注意----

一、对于具备鬼城评估标准的城市像补贴电动汽车一样政府和保障房申购者直接收购空置区转卖给保障房申请者进行无房户的购房补贴（但补贴部分产权仍然共有，以后当无房户成为有房户后出租这套房子适合可以出租，政府可以收回部分租金，比房产税还有价值），

二、对于不具备鬼城标准的城市，则当房价跌到银行承受的警戒线（比如抵押价格的50%）时开始启动这一“硬掰计划”，实现三赢：1、通过政府再补贴保障房申购者有效精准解决普通百姓的住房问题

2解决银行信贷抵押物急剧贬值困难   3解决地产开发商判断失误导致自身太大损失，避免破产的困难，实现三赢达到多赢拉动经济解决住房消费问题。从而为下一步过度到地方政府征收房产税成为主要的政府收入来源，进入良性房地产发展阶段。

    这样，既解决了地方政府财政开支来源，又杜绝了银行烂账的产生。这种方法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需要朱镕基当年的那种的“硬掰”精神和手段，用非市场的手段解决历史非市场形成的问题。吴敬琏老先生也在质疑为什么一定要那么高的发展速度，这是悖论。要慢下来，必须慢刹车，不能急刹车。

   三、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如同火车票购买的必须限购一样，如果不限购火车票，必定造成不乘车的人来投资火车票生意，那就造成该上车的买不到火车票，不坐车的却持有大量火车票，同理当然在执行上述政策的同时，原有的限购措施还是不应当取消，因为如果一旦取消，哄炒房屋的炒楼团，又会卷土重来，如同火车票一样的房价的虚高，又将带动新一轮的房价上涨，住房的市场需求反应的不再是住房需求而是炒房方需求的虚假信息，最终又进一步伤害所有民营消费和民资投资投资实业经济的积极性，从而使十八大  以来所有的调控良苦初衷用心和已经取得的良好房地产调控局面毁于一旦  而一切了努力 付诸东流。

      最近，我们在听柳传志的回忆中谈到：这个阶段，国家的体制、机制、政策还都是以前的。比如外汇问题，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出来以后，因为不在编，国家也不给你外汇指标，而国家给长城计算机公司每年两个亿，其中外汇就给了1000万美元，那就有很大的利润空间了。我们中关村(行情,问诊)的企业，包括四通都是一分也没有的，实际上得拿高价去买外汇。不过，国有计算机公司虽然拿了外汇指标，做的东西卖不出去，它们就把指标卖了，卖六块人民币一美元，靠这个活命了。还有一些高干子弟，各种路子的人到有关地方批条子，就批出了外汇指标和进出口指标。那时候相对比较混乱，走哪条路也不明确，规章制度也不是很明确，是个比较含糊的状态。

　　我们出来办公司那时候，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走在了前面，比如吴敬琏特别强调市场的作用，外号叫“吴市场”，厉以宁叫“厉股份”，还有一个曹思源叫“曹破产”，这些经济学家已经把观念引进来了。

　　1990年以后，在计算机这个领域里边，国家大概知道，保护民族工业的结果真的是保护落后，没法用了。于是国家从1990年、1991年、1992年、1993年逐渐放松了进口批文，1994年完全撤销了批文，进口整机的关税也由原来的200%减到了百分之二十几，这样外国的机器就开始大量进口了。

　　长城1993年一年时间就被整个冲垮了，因为它完全不会营销。我们因为是给人做代理出身，在那种混乱的状况下挣扎，既要不犯大错误，还要自己学会所谓市场经济是什么。从哪里学的呢？根本不是从书上学，主要是在给人做代理的过程中摸索。所以当国家真的开放之后，我们还是知道一点企业应该怎么办。

　　国家在这个阶段是一直在整理经济秩序，其中起巨大作用的是朱镕基。像人民币跟外汇的对接、国有企业改革、三角债等很多计划经济历史上的问题，硬给掰过来了。尤其是住房改革，原来我们在计算机所分房子，得按工龄、年龄等指标考评，分到手的当然肯定都是很小的房子。到后来国家赶紧把房子卖给大家了，从今以后大家自己拿钱到市场上买，这样就形成了中国一个大的房地产行业，大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1990年代，加入WTO变成了我们国家追求的目标，因为你要在世界上跟人家对接，你必须得是市场经济。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坚韧不拔地改了过来。我们做企业的，你要问张瑞敏、王石、任正非，他们都经历过前面这一段。

　　企业最需要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下竞争，而我们原来是在乱七八糟的碰撞中挤出一条路，最后进到大江里头跟人家比谁游得快。如果简单讲这三十年，你要说企业是如何发展的，首先应该要讲国家是如何改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