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忠俊    电邮 [email protected] 欢迎网络转载,纸媒转载请联系作者

导读目录, 

 概述

 有人会问;"西方好的拿来用就行,何必费力费神搞中国化？"           

 [一]笔者认为,中国人思维方式与西方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各有利弊.

 [二]中,西方哲学观的差异

 [三]中,西方宇宙观,世界观差异

 

正文

 一,洋务运动,清朝官方应对西方列强冲击的中囯化自強运动 

 二,孙中山应对西方列强的冲击的中囯化对策,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三大政策

 三,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实质是中国学术界应对西方学术全面扩散的学术中国化运动

 四,延安整风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动

 五,文革从实质上看,是斯大林模式加伪中国化的破产

 

                                    概述

   中囯化有真伪之分.

   中囯化,按官方定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結合.笔者认为,此定义太窄小,西学有多种,马克思仅是一种.   笔者尝试定义为,外来学术[主要为西方学术]与中国实体相结合,实践证明适合中国环境,称为中国化,因此,中国化是中西合璧.

   中国实体,学术丰富繁杂,有精华,有糟粕.精华与外来学术相结合,称为中国化,糟粕与外来学术相结合,称为伪中国化.打着中国化招牌,干损害中国的事,也一并称伪中国化.

 

    笔者梳理这段历史,试图找到近代,当代中国化运动的规律,对当前中国正进行的改革有所启发.

    以西方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西方迅速崛起,一方面西方列強用坚船利炮打开清朝大门,另一方面西方学术全面迅速向中国学术界扩散.....   .....

    清朝洋务派首领李鸿章惊呼"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清朝官方应对西方列强的冲击的中囯化政策为"中体西用","中体"实质是维护官僚特权利益不变,采用西方科技发展军事工业,兴起了晚清"洋务运动".

    客观的说,"洋务运动"在经济上,取得不少成果,推动了中国社会科技进步.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当他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1894年6月北上，提出《上李鸿章书》时，年方28岁，其政治思想正在由改良向革命演变。他在上书中，对洋务运动赞赏与批评同时并举，最后并赋予殷切期望。他赞赏洋务派敢于冲破“成例”的束缚和“群议”的阻挠，倡导洋务运动，“励精图治”、“勤求政理”，“育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先后辉映”；“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由于自己看到“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因而“逖听欢呼，闻风鼓舞”。在这里，孙中山所说的，应该不是一般的阿谀奉迎之词，而是反映了当时一个爱国青年对洋务新政的看法。他批评洋务运动“仿效西法”，虽取得显著成就，但终因“舍本图末”，“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所以“犹不能与欧洲颉颃”。他明确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者，徒维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他提出以上四大改革纲领，意在拓展洋务领域，推进洋务运动，并非反对洋务运动，否定洋务派实行的新政，而是认为“今年以来，一切新政次第施行，虽所谓四大之纲不能齐举，然而为之以渐，其发轫于斯乎”？对洋务运动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

 

    "洋务运动"的缺陷正是"中体"这两字,孙中山看得清楚明白,他明确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者，徒维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要完成孙中山所言四事者,只有进行政治政体改革,因此"洋务运动"是"是舍本而图末也"

    笔者在下面将对"洋务运动"有详细论述.

 

    孙中山应对西方列强的冲击的中囯化政策为举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大旗。将西方政治理论中国化,提出"三民主义" "五权宪法" 后又提出"三大政策"的奋斗目标.

 

    "洋务运动"是中国第一次应对西方列强的冲击的中囯化政策.清朝官方的中囯化政策明显是半伪中囯化,后患无穷.孙中山应对西方列强的冲击的中囯化政策才是中囯化.

    孙中山认为以“五权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这个“五权宪法”就是西方近代国家三权分立宪法的改良，增加了检察权与考试权。在国家根本指导思想上，孙中山和同盟会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概念，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必须实现的三个基本目标。   

    孙中山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三民主义起源于美国，与林肯（Abrabam Lincoln）总统所谓“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的口号意义相通。而中国的问题更与西方不同，外国是患不均，中国是患贫，因此，孙中山认为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还不存在西方社会那样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问题是如何用温和的和建设的方法，预防西方资本主义弊病的问题，而不是用共产主义去提倡阶级斗争，用苏维埃制度去实行阶级专政。

 

    笔者在下面将对孙中山"五权宪法" "三民主义"有详细论述.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大量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从1916年第二卷第一号起，《青年杂志》 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初迁到北京出版。主要撰稿人除陈独秀外，还有李大钊、胡适等。此后，《新青年》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其思想主导是胡适，他的《文学改良刍议》首倡白话文，将文言文称作半死文字，白话文才代表了社会前进方向，并创作了一系列作品汇编为《尝试集》。

　　此外，胡适在对旧文化的批评中也发表了很多影响一代青年的文章，被誉为“青年导师”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一场学生运动，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爱国运动

    事件起因,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

 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合法条件。但结果，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最终，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呼声，在4月30日还是签订了《和约》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实质是中国学术界应对西方学术全面扩散的学术中国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在大陆的影响一直及于1949年左右，

    新文化运动主要成果（1）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2）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这就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

 

　　（3）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宣传动员作用。

 

    （4）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繁荣。

 

　　不过，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大多有一些偏激情绪，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这种看法一直影响到后来。其实无论是东方或西方，都应该互相地取长补短，这样才能共同进步。

 

    五四运动主要成果有三：在文化氛围上，打破了封建旧文化的统治地位，以改良过的欧美新文化替代了旧文化，进一步启迪了民智，沟通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使中国对西方的理解更加深入了一个层次；在思想上，进一步打击了集权专制思想，传播了西方民主、自由精神，也塑造了中国现代文人自由主义思想，并使自由主义和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并列为现代中国三大思潮，其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更是主导；在政治上，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关心国事、图存图强的现代人才，同时也形成了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第三条道路”政治势力，对钳制当政者专制冲动，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做出了重大贡献。

 

    笔者在下面将对"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有详细论述.

 

    孙中山手订的"三大政策,联俄政策的确定，决非孙中山心血来潮或权宜之计，从根本上说来，它表现了孙中山对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以及两者关系的新认识

   在作为统一整体的三大政策中，联共是一个中心环节。“以俄为师”要具体落实到国民党的改组上，必须依靠联共；要同广大工农群众发生密切联系，大大推进工农群众运动，同样必须依靠联共。而联共，则正是孙中山在长期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为使中国革命得到新的发展而作出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决策。

    与联俄、联共相辅相成的扶助农工政策，也同样是孙中山革命思想、革命实践发展的必然产物。

 

　　孙中山来自民间，来自基层，对于广大民众的疾苦，他有着深切的了解。他所倡导的三民主义，基本出发点就是改善广大民众的社会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

 

    三大政策的制定与实行，是孙中山革命思想与革命实践的一大飞跃，也是孙中山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能够继续前进、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必要前提。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新三民主义时，反复强调指出：“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0页。]众所周知，在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执行三大政策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曲折过程。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间，由于坚持了三大政策，坚持了国共合作，发动了大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②[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35页。]但是，由于国民党内一些人在革命走到将次完成之际，背弃三大政策，破坏两党的合作，招致了革命的失败，外患乃得乘机而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旨在灭亡中国的侵华战争后，在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三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部分恢复，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出现了胜利发展的良好局面。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一些人再度将三大政策抛在一边，悍然发动内战，结果为人民所唾弃。历史充分证明，“离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没有前途的”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3页。]

 

     三大政策是实现孙中山"五权宪法" "三民主义"的中国化方式和策略.孙中山将西方政治理论中国化,提出"三民主义" "五权宪法" 的奋斗目标,践行多年,仍未成功,直到孙中山悟到三大政策,北伐成功,关键时刻,孙中山病逝,离最后成功仅一步之路,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笔者在下面将对"三大政策"有详细论述.

 

    延安整风运动从1942年2月开始至1945年春季结束，共计3年多时间，是分两期进行的：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大体分为三部分：一是中直、军直系统；二是西北局、陕甘宁边区系统；三是中央党校系统。第一期自1942年2月至1943年7月，约1年半时间。第一期整风学习带有试点性质，参加这次整风学习的干部，共约4、5千人。第二期自1943年7、8月间至1945年4月，近两年时间，这是延安地区和陕甘宁边区全体党员干部普遍参加整风运动的阶段。参加这一期整风学习的干部，共计1万2千余人，包括全党范围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其中集中在中央党校的有6、7千人，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不仅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将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而且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顾延安整风，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延安整风历时三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延安整风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动,正是有了延安整风运动,共产党才夺得执政权.

 

    笔者在下面将对"延安整风运动"有详细论述.

 

    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又称“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文化浩劫”或“文化灭绝”）。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

 

　　这场重大政治运动被广泛认为是自1949年建国至今最动荡不安的灾难性阶段。

    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对于文化大革命现在中国官方自从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始终采取否定的态度。其长期正式的说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并指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文革爆发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毛泽东对国内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功绩使他的声望达到高峰成为人民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逐渐脱离实际而个人专断凌驾于中央之上使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受到严重破坏。

    笔者认为,文革从实质上看,是斯大林模式加伪中国化的破产,

    首先,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无可依照的情况下照搬了苏联的集权体制,其二,文革种种中国式怪现象,可以说是中国有文字记录以来3000年的历史垃圾大集合,大暴露,文革将中国垃圾用了最好的包装,如"继续革命理论""革命造反有理"等,

   有人说,文革是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翻版,我认为,这种判断不准确,没有讲明伪中国化特点,请看,斯大林在高层搞清洗,把名单一圈,然后枪毙,对人民中的"反革命份子"该判刑判刑,该流放流放,简单,直接,

   伪中国化就大有特点,

    1,暗藏祸心,包装华丽,本是想搞掉政治对手及社会基础,却要推出"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群众专政","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华丽包装.自己只要暗中给造反组织送话,要打倒谁,要整到何种程度,如批斗给点教训,受皮肉苦,致残,让其灭亡并整垮它全家,"群众造反"组织就照章办理,自己不动声色,利用"造反"组织就达到目的,借刀杀人这招玩得多高明.

   2,乱中下手,阳谋开道.先要搞成无法无天的乱象,其实军队掌握手中乱不了.用阳谋让人发声,文革阳谋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五七年阳谋是向党提意见.然后乱中下手,让"革命造反组织"将运用"四大自由"的人整掉, 整掉的方法有,轻者办学习班,开批斗会,重者坐飞机,非法囚禁,欧打致残,直至牵连家人,一命归天.

   3,不战而取你人头,中国兵法说,用兵最高智慧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文革则是不战而取你人头.方法是,批斗羞辱,人格漫骂,无限上纲,打棍子,扣帽子,写马拉松似的检查,连坐牵连全家.

   顾脸面的人,自尊心强的人,性格刚强的人,忍受不了,只好选择自尽来结束生命,如著名作家老舍等无数文革中自杀人员,就被不战而取你人头,夺了性命.

 

    以上概述了中国近代当代面对西方全面冲击的中国化运动,笔者梳理这段历史,试图找到近代中国化运动的规律,对当前中国正进行改革有所启发.

    首先看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理念是"中体西用","西用"在当时取得发展,有相当成效,问题出在"中体"上,在1905-1906年变成一个社会的共识，除了海内外人数并不太多的革命党人，绝大多数中国人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那时的唯一出路。

    1906年清廷宣布实行君主立宪改革，计划用九年时间重构国家制度。君主立宪是一个共赢的选择，在这个选择中没有真正的输家，即便是革命党人，在真正的君主立宪架构中同样具有合法性，同样拥有选举、被选举的权利。

 

    满洲贵族确实滥用了人们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钦定宪法大纲》给出的政治共识。摄政王理论上自圆其说的解释经不起推敲，历史也给了他足够修正错误的时间。但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内部似乎太难协调了，经过长达四个月的等待，摄政王没有办法让既得利益集团让步.后来,出现四川"保路运动",再后引发"辛亥革命".

    这段历史说明,如果执政者不妥协,不让步,不满足民众要求变革的政治诉求,只能是输家.

    孙中山"五权宪法" "三民主义"是宝贵的中国化成果,三大政策是实现孙中山"五权宪法" "三民主义"的中国化方式和策略,北伐成功,关键时刻,孙中山病逝,离最后成功仅一步之路,实在令人扼腕叹息.孙中山病逝是全体国民之不幸,国家之不幸.蒋介石视野,才能,胆识远不及孙中山.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实质是中国学术界应对西方学术全面扩散的学术中国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在大陆的影响一直及于1949年左右，

     新文化运动主要成果,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繁荣。

    五四运动主要成果使自由主义和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并列为现代中国三大思潮，其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更是主导；在政治上，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关心国事、图存图强的现代人才，同时也形成了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第三条道路”政治势力，对钳制当政者专制冲动，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做出了重大贡献。

    现摘录;中国崛起的背后：如何从富强走向文明？ 作者：许纪霖 文章部份章节 ｜ 

    "民国初年乱象丛生，很多有反思精神的知识分子，比如杜亚泉、陈独秀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意识到光有富强不行，还要有文明，“五四”讨论的核心问题不是富强，不是启蒙，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其讨论的是伦理的觉悟问题。我们要什么样的文明，是西方文明，还是中国和西方调和起来的第三种文明？我们会发现，“五四”最大的觉悟，就是文明的问题开始凸现，成为一个核心问题。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90多年了，不要以为“五四”只是爱国运动，它实际上是一场世界主义的运动，他们争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权益，还是世界天下的公理，就是文明。巴黎和会不公正，不仅仅是因为它侵犯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还因为它违背了世界公理，而这个公理又是西方人提出来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五四”的学生宣言，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争的是天下的普世价值，即文明。“五四”爱国运动的核心，骨子里是一场世界主义的争取文明的运动。

 

　　大学者胡适早年在美国留学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忠实崇拜者，连名字都改了（原名胡洪骍）。1914到1918年欧洲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打把胡适打醒了，他知道这一套强国梦、富强梦最后会给人类带来毁灭。他当时在日记里这样写：拿破仑大帝当初曾经以睡狮比喻中国，睡狮醒了之后世界要为之震惊。我们今天都以睡狮来比喻中国，这是不妥当的，中国应该被称为睡美人，中国之强，文明古国，贡献给世界的不应该是武力，而应该是文物风教，就是中国的文明。

 

　　中国的崛起终究要从富强走向文明，那么中国将走向何种文明？是与西方对着干的封闭式文明，还是与西方视野交融的开放式文明？中国当然不会做西方文明笨拙的追随者，而应该在普世文明的规范之内走自己的道路。任何国家对现代性的探索，都应积极开展与普世文明的对话，在融合主流价值的基础上发展自身文明的独特性，从而扩展普世文明的内涵。"

 

    延安整风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动,正是有了延安整风运动,共产党才夺得执政权.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革从实质上看,是斯大林模式加伪中国化的破产,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无可依照的情况下照搬了苏联的集权体制.

    伪中国化特征,1,暗藏祸心,包装华丽,借刀杀人这招玩得多高明.2,乱中下手,阳谋开道.其实军队掌握手中乱不了.用阳谋让人发声,3,不战而取你人头.

 

    有人会问;"西方好的拿来用就行,何必费力费神搞中国化？"

    笔者多年从事中,西哲学,人学,思维方式对比研究,笔者认为,梁漱溟对中医和西医都有所研究，他曾经试图沟通中西医，认为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人的疾病，并且都能取得治疗效果，所以必定是相通的。可是梁漱溟后来却发现“中西医竟是无法沟通的”，“因其"”【2】，中西医走了两条不同的路。他认为西医更加重视局部，而中医则是把握生命的整体。如何把握生命的整体呢？梁漱溟认为那些成功的中医家“他们技巧的根本所在，是能与道相通。道者河？道即是宇宙的大生命，通乎道，即与宇宙的大生命相通”【3】。

   [一]笔者认为,中国人思维方式与西方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各有利弊.

      西方分析式思维方式适合工业化,

 1,西方分析式思维方式注重理论建树,东方人整体思维注重经验

 

 2,西方分析式思维方式可以量化,量化是工业化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东方人整体思维很难量化,因此难以工业化

    笔者认为，中国人思维方式特点归纳为，整体综合式，经验式，模糊，难以量化 ，少逻辑

    西方人思维方式特点归纳为，分析式，实验式，精确，容易量化，讲逻辑，

 

    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自然科学体系，也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科学发明大多属于能工巧匠性质，缺乏对科学的探究;【除老子哲学等少量学者外】哲学多是思想随感录，缺乏指向永恒，指向无限爱的终极思考价值，也没有严格的理论体系。

 

    中国文化是有术而无学.有设计精巧细致的赵州桥但是没有建筑学与桥梁学及材料力学之类的学.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适合发展自然农业，手工业，农民和工匠凭借丰富经验，并不需要精确量化，数据，公式，可以种好地，建好房子，开展小规模生产活动，为什么古代中国创造了许多当时领先世界的科技发明创造，却没有科学理论呢？这是由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决定的，正是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适合发展自然农业，手工业，才创造了古代中国农业社会富有和辉煌，但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却无法完成从自然农业，手工业向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的转型。

 

    中国人整体综合式少逻辑思维方式表现在政治上是大一统，一元化，从古代的君权天授，到近代蒋介石提出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领袖，毛泽东的党的一元化的领导等。

   中医的整体综合观，经络学 讲究天人合一，辨证施治，天人感应，

   西方医学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上，讲究医疗工具，手段的研发，理论的研发，标准的制定，因此可大量复制，便于工业化

   汉服长袍也包容着整体综合观，

 

    中国古代学者多是语录，随想录，如孔子【论语】等，当代则是文革中流行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等，多是碎片化，缺乏系统性，逻辑性

    西方人思维方式特点归纳为分析式讲逻辑，表现在政治上是民主制，三权分立，

    西方学者非常重视逻辑学，创立了现，当代学术体系。

 

   [二]中,西方哲学观的差异

    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哲学在于“用思维和概念去把握真理”。用的是人类的理性思维方式。这种方式将世界人为地割裂为互不兼容的两个部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分为二”。于是有了两个对立的基本范畴：精神和物质。并以此为主轴来认识世界：“用思维和概念去把握真理”（笔者注：这里的思维专指理性思维，不包含非理性思维）。

 

    二元观使用的思维方式，就是概念思维、逻辑思维。也就是人类以左脑为主要载体的理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基础是二进制的数位化方式。是以大脑神经单元的有无两种状态表征二元分割后的两种状态，进行概念、判断、推理逻辑三段论式的运算。这种运算与电子计算机有相同的基础。

 

    人类对世界的观察，可以用二元观来进行，也可以用三元观来进行。使用哪一种思维模式只是一种选择，并不存在专利权或任何宿命论的安排。中国近代的理学，也选择了二元观，用理、气二元论来描述世界，发展出与西方精神和物质二元论相类似的哲学思想来。而在西方，二元观的选择则一直占据主流。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一阴一阳才成其为道。偏执一端就远离道了。阴阳是两端，“冲气以为和”才是能够反映世界原本存在之情状的方式。唯有“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才能从阴阳两端、两种符号构造出事件万物的表征方式来，这就叫做“二生三，三生万物”，也就是一阴一阳的二，产生出第三类千千万万的各异的事物来。中国三元哲学的主轴是天人关系，人通过天人之间的和谐空间：人化了的一部分天：“地”来把握道——天人体系的运行趋势。

    这种三元观使用的思维方式，就是形象思维、审美思维。也就是人类以右脑为主要载体的非理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基础同样也是二进制的数位化方式。是以大脑神经单元的有无两种状态表征三元组合方式下的各种不同组合，进行图式、联想、重组三段论式的运算。这种运算与现行的电子计算机有很不相同的运作方式。

    [三],中,西方宇宙观,世界观差异

    中华宇宙观,世界观,用两个字概括,自然.

    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只讲四个字"道法自然".

    例如从动力来说,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一直使用牲畜作动力,牲畜是自然物.西方近代使用蒸汽机作动力,后来用内燃机,电动机作动力,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均是超自然物,是人工合成动力.

    中国人"天人合一"观,将天与人融为一体,正是自然宇宙观,世界观引领中国人的所有方面,因此,中国人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字,饮食,衣饰,思想,历法,医学,民俗都体现自然二字.

    例如,中国文字,讲究象形,既文字模拟反映对象的外形,模拟自然.

    例如,中医经络学,人体有365个穴位,正如历法一年365天相应,反映中医认为人体是个小宇宙的人体自然观.

 

    西方宇宙观,世界观用3个字概括,超自然.西方经过了长达一千年左右宗教蒙昧统治时期,西方基督教是有神论,神是超自然的.

   西方经过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发现新大陆,海外殖民,英国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超自然力量的出现,从英囯工业革命开始,人类社会逐步发展成当今工业化社会.

   正是因为工业化是超自然的,因此,工业化对人类环境造成极大污染,

 

   中,西之间正是因为上述三方面差异,因此,西方东来的,都有一个中国化过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决定的客观过程,适应中国环境的生存下来,不适应中国环境的只能淘汰出局.

 

 

       正文     一,洋务运动,清朝官方应对西方列强冲击的中囯化自強运动   

 

    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1860年后，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封建集团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买办性的官僚军阀。他们在与外国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而且还可以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达到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这部分人就是当时清政府内当权的洋务派，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所从事的洋务，史称洋务运动。所谓“洋务”，是指诸如外事交涉、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军队、学习外洋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等对外关系与外洋往来的事物有关的一切事情。

 

　　洋务派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是以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为前提的。所办企业，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因此，洋务派要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筹办海防，都不得不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因而也就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洋务派也就加速了自身的买办化。这样的企业不仅无法避免自身遭到破产的命运，而且严重地阻碍和压制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

 

    虽然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同一个过程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的，这主要是受中国近代经济规律制约的结果，对洋务派来说是事与愿违的。但是，洋务运动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随着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企业的利润，还吸引了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刺激作用。

 

　 洋务运动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开始，历经30余年，在洋务派的努力下，这三十年使得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中国一度有机会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但随着甲午战争的硝烟散去，中国被落后小国日本打败，清廷面对来自朝野内外的责问不得不找出一个替罪羊来，于是洋务派和洋务运动变成为了甲午战败的罪魁祸首，打开的国门再次重重的关上，从此原本和中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而中国则自甲午以来一蹶不振至今

    洋务运动背景:清朝统治者面临棘手问题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在内政外交上面临很多棘手的问题，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为了镇压人民，维护封建统治，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掀起的一场“师夷长技” 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

 

      洋务运动的国内背景

 

      经过两次英法联军的失败，清朝统治者痛定思痛，意欲图强。魏源的《海国图志》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日（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奕，会同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了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第二次英法联军结束后不久，因为清政府用领土，主权以及一系列经贸特权暂时满足了外国侵略者的要求，国内的农民战争也进入低潮，因而呈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即所谓“中外和好”的“和局”。但是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一些头脑比较清楚的当权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枢执掌大权的恭亲王等人，并没有因为这种“和局”的出现而减少他们对清政府统治的危机感。曾，李，左诸人都为剿灭的太平天国而建立殊勋，他们在借助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华洋会剿”中，亲眼看到了外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从而感受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面临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继承了魏源等“经事派”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并极力将这种思想付诸于实践他们“师夷长技”的目的，一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二是在中外“和局”的条件下，徐图沦胥吏

 

    实践过程：为“自强” 兴办一批民用工业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任用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从1862年起，用三年时间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

 

      江南制造总局

 

　　又称江南制造局，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1867年，由虹口迁至高昌庙，经过不断扩充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军事工业。该厂技术和机械设备主要依靠外国，除制造枪炮弹药外，也制造机器和修造轮船。1905年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兵工厂部分人称制造局。后分别改称“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厂”。

 

　　福州部政局

 

　　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经营的设备最齐全的新式造船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聘用外国人担任技师。主要由铁场、船场和学堂三部分组成，1884年马尾海战中遭到严重破坏。后虽经恢复但大不如前，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

 

    轮船招商局

 

　　简称“招商局”。中国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企业。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李鸿章招商筹办。1873年1月成立。总局设上海，分局设烟台、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以及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1885年（光绪十一年）改为官督商办。1909年（宣统元年）归邮传部管辖。1912年改为商办，更名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后又改称商办招商轮船有限公司。1932年国民党政府收归国营，更名国营招商局，归属交通部。抗日战争期间，总局先迁香港，后移重庆。战后迁回上海。1947年共有船460艘，33万余吨。1948年成立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1951年改称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香港仍沿旧称。1985年成立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机器制造局

 

　　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公司，也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它成立时买轮船3艘，到1877年收买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拥有轮船30多艘，形成一支实力较强的商船队。

 

　　同文馆的建立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从事翻译工作，但正式设立外语学校却晚至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在清政府与外国订立《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时，竟连一个懂得外文的中国人都找不到，任凭侵略者的蒙骗

 

    洋务运动的内容：引进和学习西方科技

 

    第一、创办近代军事工业。

 

　　洋务运动前期（19世纪60、70年代）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在介绍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时，要明确它们各自具有“开端”、“最大的近代军事工业”和“当时远东第一大造船厂”的特点。近代军事工业的产生，不但搬来了西方的枪炮、轮船、弹丸，而且使外国机器制器之器（机器）也由此运入中国，中国社会因之出现了若干大规模机器生产的场所。

 

      第二、创办民用工业。

 

　　洋务派在后期（l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打出“求富”旗号，兴办民用工业。这些企业的建立，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各军工企业燃料、材料的需要，一方面是为了获取利润，即“求富”。同时，洋务派举办军用工业以来，屡患经费不足，连年内外战争，又闹得民穷财尽。他们也意识到“求强”没有经济实力是不行的

 

      第三、筹划海防。

 

　　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清朝朝野上下基本一致地认识到建立海军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中国开始正规筹建海军的活动。到80年代中期，近代海军初步建成，它包括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北洋海军。

 

      第四、创办新式学堂。

 

　　中国旧时代的教育场所主要是私塾和书院。直到洋务运动兴起以前，在中国还没有近代新式学校出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洋务派为适应中外交涉和开展洋务运动的需要，开始创办新式学堂。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它以培养外语翻译和外交人才为宗旨。此后，洋务派在各地相继开办了一些科技学堂和军事学堂。这些近代学堂的出现，是文化教育领域中前所未有的事物，它们培养了一批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在沟通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学习西方近代科技方面，打开了窗口。

 

    失败原因：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

 

      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

 

      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求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

   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独裁专制制度。

 

　　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19世纪，世界已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任何国际或国内斗争的失败，都可能被视为落后，洋务运动也因甲午战争之败被归为此列，但它不过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连续“失败”中的一次。尽管“自强”进程颇多可指摘之处，但传统中国的架构已被突破——洋务运动以引进技术为富国强兵手段；百日维新则以为立宪才能救国；“五四运动”时国人已认识到改革还需从思想,政治体制着手。

    洋务运动1861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

 

    所谓近代中国，究其本质，就是从传统走向现代，将纯粹的农业文明变为工业文明形态。只是由于统治者觉悟太迟，错过了一个又一个和平转型的机会，

    三十多年洋务新政致力于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确实获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不幸的是，中国在1894年与日本发生了一场规模并不太大的冲突，中国军队以及中国体制固有问题暴露无遗。在一个以成败论英雄的国度里，过往三十多年的成就、道路，都随着《马关条约》签订随风而逝。中国开始新一轮改革。

    1906年清廷宣布实行君主立宪改革，计划用九年时间重构国家制度。在中央政府层面，君主依然是国家威权的象征，是国家权力的体现者、拥有者，负责宣战，负责媾和，负责内外一切关涉国家根本利益的事务。但是，君主已经不再像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君主，君主立宪架构中的君主不仅拥有一个管理国家具体事务的“专业经理人”队伍，即“责任内阁”，而且拥有一个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声音的议会机构，先是半选举半钦定的资政院，经过几年过渡进而成为完全意义的中央议会。

 

    然而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实在有碍观瞻，十三名内阁成员竟有九人具有皇室或贵族背景。对摄政王的解释仍然沿用《钦定宪法大纲》原则，一是强调君主拥有任命百官的权力，他人不得干预；二是强调改革完成后不再有什么贵族、平民，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出任阁员的权利和机会。理论上说，摄政王的解释当然自圆其说，有根有据。

 

    摄政王理论上自圆其说的解释经不起推敲，历史也给了他足够修正错误的时间。但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内部似乎太难协调了，经过长达四个月的等待，摄政王没有办法让既得利益集团让步，没有办法改组第一届责任内阁换上几个新人。

 

    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任何人、任何集团都不能自以为聪明损人利己垄断一切。退一步海阔天空，适度的让步既是对对手、他人的尊重，也是给自己、给自己所属的阶级、阶层、集团留有机会，是共赢，而不是你死我活，全盘皆输。后来,出现四川"保路运动",再后引发"辛亥革命".

 

 

           二, 孙中山应对西方列强的冲击的中囯化对策,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三大政策  

 

 

    广州，是一座具有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１９２４年１月，国共两党在这里实现了第一次合作，点燃了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谱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壮丽篇章。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坚持民主主义的立场，在反对封建军阀的道路上苦斗着。但无论是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还是反对段祺瑞的护法运动，都遭到失败，这使孙中山处于极度苦闷之中。他对“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状况痛心疾首。要想打倒军阀，建立民主政治，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依靠什么样的人，孙中山在继续艰难地探索着。

 

    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孙中山受到了新思想的深刻影响和启迪，看到了新的力量和希望，决心联合共产党，对国民党进行改组，改变脱离群众、依靠军阀进行革命的倾向，走新的革命道路。

 

    此时，共产国际和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向苦斗中的孙中山伸出援助之手。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加快了两党合作的步伐。

 

    在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人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０日至３０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１６５名代表出席大会，其中有共产党员２０多名，李大钊被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大会经过认真讨论与激烈争论，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重要议案。

 

    这次大会，在政治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国共两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的基础；在组织上，承认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一个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大会选举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沈定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１／４，并有多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

 

    1921年中共成立，在共产国际推动下，孙中山又逐渐倾向于容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这就是所谓“容共”政策

 

    大陆和台湾学者对于"联俄、扶助农工"这两条并无异议，但对"联共"有不同看法，台湾学者称孙中山只是"容共"，其实，孙中山既没有讲过"联共"，也没有讲过"容共"。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中，明确提出："我们国民党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国民党员既是赞成了民生主义，便不应该反对共产主义。"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种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实质，就是"联共"。至于"三大政策"这个说法，确实是共产党人后来概括的，它最早见之于1926年10－11月间中国共产党的会议文件和《黄埔潮》周刊等。这种提法也得到了不少国民党人的认同。1937年2月，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就曾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案"，明确地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列为孙中山手订的"三大政策"。

 

    蒋介石为什么要背叛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这就要从国共两党有什么根本的区别来看。国共两党的信仰不同，国民党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有什么不同？马克思并没有研究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中山却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孙中山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但他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他不赞成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因此，国共两党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而国民党主张阶级合作，反对阶级斗争。孙中山本人是反对阶级斗争的，他一贯主张阶级合作。比如，孙中山不赞成没收地主的土地，虽然他的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多次向他建议没收地主的土地以争取广大农民对他的支持，但孙中山始终没有采纳鲍罗廷的这个建议。

    既然国共两党的信仰不同，方针不同，为什么能够合作？孙中山又为什么赞成国共合作？这是因为孙中山认为参加共产党的青年人是爱国的，他们的用心是好的，他说：“到底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那般青年志士，用心是什么样呢？他们的用心是很好的，他们的主张，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以为政治、社会问题要正本清源，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所以他们便极力组织共产党，在中国来活动。”孙中山认为，他的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多次说过，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1920年1月孙中山对张国焘说过：“社会主义有很多流派，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中的一派。我在欧洲的时候，与社会主义各派领袖人物都有过接触，各派的理论也都研究过。我参酌了社会主义各派的理论，汲取它们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形，才创立三民主义。”（《孙中山集外集》第245页）可见，孙中山认为，他的三民主义就是他所独创的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孙中山认为那般参加共产党的爱国青年是误信了马克思主义，他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国民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呢？这个原因，或者是由于共产党员也有不明白共产主义为何物，而尝有反对三民主义之言论，所以激成国民党之反感。”可见，他认为那班信仰马克思主义参加共产党的青年人，其实并没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如果真正弄清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会反对三民主义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孙中山赞成国共合作的原因，就是希望将共产党员引导到他的三民主义旗帜下，实行他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民生主义。孙中山曾对蒋介石说过，“只要北伐成功，便可以实行民生主义，到那时候共产党再想搞阶级斗争也势所不能了。”

     三大政策的制定与实行，是孙中山革命思想与革命实践的一大飞跃，也是孙中山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能够继续前进、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必要前提。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新三民主义时，反复强调指出：“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0页。]众所周知，在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执行三大政策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曲折过程。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间，由于坚持了三大政策，坚持了国共合作，发动了大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②[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35页。]但是，由于国民党内一些人在革命走到将次完成之际，背弃三大政策，破坏两党的合作，招致了革命的失败，外患乃得乘机而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旨在灭亡中国的侵华战争后，在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三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部分恢复，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出现了胜利发展的良好局面。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一些人再度将三大政策抛在一边，悍然发动内战，结果为人民所唾弃。历史充分证明，“离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没有前途的”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3页。]

 

 

   三,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实质是中国学术界应对西方学术全面扩散的学术中国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　北洋军阀统治前期，在中国满布阴霾的天空中，响起一声春雷，爆发了一场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猛烈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

 

　　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1）政治方面：①帝国主义加紧侵略；②军阀统治，日趋黑暗，必须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2）经济方面：一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这是根本原因。

 

　　（3）思想文化方面：①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传播，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②北洋军阀推行尊孔复古的逆流（民主共和观念和尊孔复古逆流势不两立）。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于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经过辛亥革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脑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必须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通过普及共和思想来实现真正的共和政体。

 

　　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新文化运动运动过程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在进行帝制复辟活动的同时，还大力提倡尊孔读经。他刚登上总统宝座，就大搞尊孔祭天。1913年6月亲自发表“尊孔令”，鼓吹了“孔学博大”。1914年又发布《祭圣告令》，通告全国举行“祀孔典礼”。为支持袁世凯帝制复辟活动，中外反动派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1912年起，他们在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孔教会”、“尊孔会”、“孔道会”等，出版《不忍杂志》和《孔教会杂志》等。

　　康有为还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宣扬“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势无中国矣”。面对这股反动逆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和封建势力同流合污；有的偃旗息鼓；许多人则感到彷徨苦闷，找不到出路。但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却发动了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同封建尊孔复古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个运动是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开始的。陈独秀任主编，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并参与编辑工作。

 

　　陈独秀是一名激进民主主义者，他仇视当时的封建军阀统治，要求实现真正的民主；他批判了封建社会制度和伦理思想，认为要实现民主制度，必须消灭封建宗法制度和道德规范。李大钊则反对复古尊孔，要求思想自由，号召青年不要留恋将死的社会，要努力创造青春的中国。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大量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从1916年第二卷第一号起，《青年杂志》 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初迁到北京出版。主要撰稿人除陈独秀外，还有李大钊、胡适等。此后，《新青年》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青年》受到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被视为青年人的“良师益友”。他们说：“青年得此，如清夜闻钟，如当头一棒。”

 

    其思想主导是胡适，他的《文学改良刍议》首倡白话文，将文言文称作半死文字，白话文才代表了社会前进方向，并创作了一系列作品汇编为《尝试集》。

　　此外，胡适在对旧文化的批评中也发表了很多影响一代青年的文章，被誉为“青年导师”

 

    新文化运动后期，鉴于当时空谈各类舶来主义的多，研究实际问题的少，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眼见为实，当时毛泽东为响应还准备成立问题研究会，所定章程曾交胡修改），以此为标志，以胡适、傅斯年等人为代表的大批学者逐渐转向自由主义，而以陈独秀、李大钊等激进人士则转化为革命派，信奉了共产主义。

 

　　新文化运动在大陆的影响一直及于1949年左右，其主要成果有三：在文化氛围上，打破了封建旧文化的统治地位，以改良过的欧美新文化替代了旧文化，进一步启迪了民智，沟通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使中国对西方的理解更加深入了一个层次；在思想上，进一步打击了封建专制思想，传播了西方民主、自由精神，也塑造了中国现代文人自由主义思想，并使自由主义和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并列为现代中国三大思潮，其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更是主导；在政治上，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关心国事、图存图强的现代人才，同时也形成了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第三条道路”政治势力，对钳制当政者专制冲动，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四个提倡、四个反对的阐述，真正体现出了新文化运动的“新”之所在。即：

 

　　一、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

 

　　二、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

 

　　三、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四、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影响 　　（1）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2）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这就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

 

　　（3）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宣传动员作用。

 

    （4）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繁荣。

 

　　不过，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大多有一些偏激情绪，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这种看法一直影响到后来。其实无论是东方或西方，都应该互相地取长补短，这样才能共同进步。

 

    新文化运动真的是要打倒“孔家店”？据北大教授王东考证，新文化运动的各种代表人物，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到最激进的钱玄同，都没有提出过要“打倒孔家店”，而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只是提出了要“打孔家店”，至于说打倒“孔家店”那是陈伯达等人的加工改造。（据《五四精神新论》）

 

　　在前文所提到的陈独秀解释“新文化”一文中，陈独秀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范围太狭了。说什么爱有等差，施及亲始，未免太猾头了。就是达到他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那时社会的纷争恐怕更加利害；所以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为全社会的友爱。”从这样的论述不难看出，其实陈独秀并非要认为传统文化一无是处，只是觉得太过狭窄了，需要进行扩充。

 

　　同样的态度，在李大钊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1917年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写到：“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可以想见，李大钊也不是单纯的反对孔子本身，他要反对的是那些假孔子之名行事的所谓“传统”。

 

　　其实不难发现，所谓“打倒孔家店”只过是后人添油加醋，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干将们也并未真正要打到孔子，不过是借“打孔子”之名推行新文化的主张罢了。

 

    1946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全国明文取消国文，代之以语文。1949年后中共推出了简体字，但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因此而完成，废除汉字是新文化运动分子的广泛主张。

 

　　在近代以来从西方思想崇拜出发试图打倒中国文化的运动中，太平天国起事、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三个高潮。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但还是对人们有反思的意义。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一场学生运动，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爱国运动

    事件起因,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

 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合法条件。但结果，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最终，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呼声，在4月30日还是签订了《和约》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四,延安整风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动

 

 

    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延安整风，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有关。

    第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加以彻底解决。

延安整风之前，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其中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它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实行关门主义。这一系列“左”倾错误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全国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也几乎损失殆尽。

    尽管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左”倾中央的统治宣告结束，但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当时只是解决了最为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问题并未做出正确的结论。此后，毛泽东在1940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曾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彻底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左”倾政治路线。但是由于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思想基础仍然根深蒂固，他的努力没有获得完全成功。这让毛泽东逐渐认识到，必须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第二，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一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必须予以肃清。

    八一南昌起义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这一次，他又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主张对国民党让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还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点名批评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他认为共产党不能过分相信国民党，必须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毛泽东的这种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受到王明的批评。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共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占了上风，这就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给党在抗战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不良后果。而要纠正这种右倾错误，就必须通过开展整风，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

    第三，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导火线。

    皖南事变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遭到惨重损失。而在事变前，毛泽东就对国民党存有戒心，曾制定过一个先发制人的计划，打算派15万精兵打到国民党后方去，但这个计划最终被共产国际否定了。这件事深刻反映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重大意见分歧，同时也让毛泽东的警惕性进一步增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决心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从实质上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从思想根源上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氛围。

    总之，在延安整风前，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还不够成熟，时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而无论是“左”还是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而延安整风，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历史条件

   思想动员阶段

   20世纪40年代初，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局势相对平稳，特别是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这就为共产党集中时间进行整风提供了客观条件。与此同时，党内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和挫折之后，逐渐形成了一批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的领导骨干。尤其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规律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并在40年代初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从而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正式形成。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还经受了各种复杂斗争实践的检验，日益显现出其高瞻远瞩的正确性，逐步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和巩固，并获得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这些都为延安整风提供了条件。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返中央领导层，但当时他的领袖地位并不稳固。尤其是王明回国后，更是不断向他和中央发出挑战。1938年9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承认毛泽东是中共领袖。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取得了与王明斗争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时隔三年，在1941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围绕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展开了热烈讨论。毛泽东首先严厉批评了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他的这一重要讲话，使与会同志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博古与张闻天等人均对自己曾经犯的错误做了诚恳和深刻的自我批评。而王明却一再推卸责任，为自己辩解，他的这种拒绝认错的态度遭到了与会者的一致批评。至此，毛泽东获得了与王明斗争的最终胜利，为开展整风运动提供了条件。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整顿党的作风，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运动。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于1942年春毛泽东在军事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

    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同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开始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 。运动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大革命失败后党内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系统总结。通过整风运动，提高了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延安整风运动从1942年2月开始至1945年春季结束，共计3年多时间，是分两期进行的：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大体分为三部分：一是中直、军直系统；二是西北局、陕甘宁边区系统；三是中央党校系统。第一期自1942年2月至1943年7月，约1年半时间。第一期整风学习带有试点性质，参加这次整风学习的干部，共约4、5千人。第二期自1943年7、8月间至1945年4月，近两年时间，这是延安地区和陕甘宁边区全体党员干部普遍参加整风运动的阶段。参加这一期整风学习的干部，共计1万2千余人，包括全党范围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其中集中在中央党校的有6、7千人，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此时，中央党校是空前地扩大了，全校共分为6个学员部，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央党校第一部。为了加强对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成立总学委，毛泽东为主任委员；总学委下设分学委。此时，中央党校由毛泽东兼任校长，彭真任常务副校长。当时延安中央党校成为全党整风运动的重点单位。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不仅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将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而且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顾延安整风，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延安整风历时三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五,文革从实质上看,是斯大林模式加伪中国化的破产

 

    文革历史教训 中国共产党在无可依照的情况下又照搬了苏联的集权体制.

反思“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人们久久萦绕于怀的是：为什么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得不到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而被置于死地？为什么一个执政党的一把手要写炮打二把手的大字报？究竟今后怎样才能防止“文革”悲剧不在中国重演？人们普遍认为：没有毛泽东，便不会有“文化大革命”。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笔者以为这只说出了问题的一半。问题还有它的另一半——而且是更为重要的一半，这就是：毛泽东的个人作用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基础上才能得到那样的发挥的？是什么条件使毛泽东具有那样突出的个人作用——他在觉得需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就能不顾中央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就“亲手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能不从中国的政治体制上寻找原因。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但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而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几个书记的权力又集中于第一书记，这样民主集中制就逐步演化成了高度的集权制度，变成了个人领导。

    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中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政治局每月应举行例会两次”。“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问题”。“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毛泽东同志为主席。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这个决定虽然规定了书记处的性质和职权范围，但在根据地分散的战争环境，政治局会议不可能坚持按规定每月召开两次，书记处的作用就显得更为突出，赋予毛泽东的“最后决定之权”，也就越来越扩大。这样，集权体制同个人“最后决定之权”相结合，便造成了领袖个人独断的可能条件。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家，专制社会小农经济的家长制在中国现代政治生活中有着极其根深蒂固的影响和作用。另外，一百多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好领袖与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再加上，新中国政权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在无可依照的情况下又照搬了苏联的集权体制，在这样一些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促使下，我国政治体制集权化的形成是势在必然。

 

　　三大改造完成后，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战略目标，毛泽东曾提出了要在政治上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主张。在毛泽东的倡导下，1956年为扩大民主从制度上做出了以下一些有益的尝试：一是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组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视察工作，直接接触人民；在一届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允许揭露和批评政府工作的缺点，允许“唱对台戏”，并把所有代表发言包括批评性发言全部公开发表出来；适当扩大地方行政管理权力，中央与地方互相影响、相互监督。二是着手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国家法制。三是党内生活中，提出贯彻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问题，并在八大党章和报告中得到了体现。特别是鉴于苏联的教训，提出了反对和防止个人崇拜的命题。毛泽东提出自己不当国家主席，甚至考虑将来适当时机也不再当党的主席。八大党章设有“名誉主席”一款，就反映了当时毛泽东的这一考虑。（萧冬莲：《50年代中期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尝试和受挫》，《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6期，第80-81页。）针对1956年苏联和东欧出现的新问题以及我国少数人闹事的新情况，毛泽东告诫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对待新的问题。（毛泽东1957年3月29日在上海党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所讲的不能用老办法对待新问题，就是指的不能用过去阶级斗争的方法、用专政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新形势和新条件下，我们只能用说服、教育、讨论、批评的方法，也就是用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新问题。

 

　　1957年春开展的以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全党整风运动，就是在实践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一次尝试。然而，在整风运动中，由于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鸣放”的严重程度，再加上他对社会主义民主这个概念的理解缺陷，更加上在尝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过程中方式不适当，因而导致了反右扩大化、使毛泽东要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尝试遭到了严重挫折，同时也使我们国家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一次严重的践踏。此后，毛泽东个人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变得越来越不正常。毛泽东越来越脱离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个人专断、家长作风日益严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发展到了顶点。毛泽东的每一句话等于甚至大于法律。在这样一个严重个人专断、缺乏民主和法制的政治大背景下，毛泽东在“文革”之初就完全能够个人反对中央集体，他的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完全能够轻易地把身为党的副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的刘少奇一举击倒、置于死地。

 

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体制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由于毛泽东“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93页。》）这就从党和国家具体制度弊端上揭示了“文革”发生的重要原因。

写于2014,2,9.，武汉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