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说，黑龙江肇东市8000名教师罢工，全市中小学全部停课。据老师介绍，罢工主要理由是工资太低：作为全国百强县的肇东教师工资低于贫困县1千元。老师们放着书不教，出门散步，说白了就是饿急了。

另一条尽人皆知的新闻是，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在这厮家中搜出现金上亿元、黄金37公斤、房产手续68套……前段时间还有个呼铁局副局马俊飞，家里也是藏有现金过亿。总之，官员家里藏金过亿，现在已经算不上新闻了。

不管是官员，还是教师，说起来都是“体制内”的组合，大家在同一个槽子里搵食，但双方的利益所获如此悬殊，实在是让人震惊。

对于教师，这些体制内的有责无权的可怜人，体制对他们利益的漠视，到了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

对于官员，这些体制内有权无责的幸福族，体制对他们欲望的管控，完全不存在，甚至形成了天然的纵容机制。

——体制内的利益配比，尚且如此残酷。那些疏离于体制之外的群体，其权益又如何保证？体制为何如此冷血？又是如何丧失其公平性的？

（2）

说到体制，说到社会发展，面临着一个永恒的两难困境——效率与公平，如何兼顾？

这个二律背反的政治表述是：自由与平等，如何兼顾？

最初，有关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局限于经济领域。是改革开放之初的舆论中心与热点。但很快，大家就意识到，人无法揪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拉升起来。经济学上的困境必须要借助政治上的智慧，才能够加以解决。

在纯粹的经济利益分配格局上，还存在着一个功率强大的变压器。有些利益流经这个变压器，就会陡然放大，放大到十倍百倍千倍甚至亿万倍。而有些利益流经这个变压器，就会霎时间缩小，缩小到让你丧失生存信心的程度上。

说到利益被放大，家藏万金的马俊飞、马超群就是典型。但我们知道，此二马并非是被放至最大的，他们不过是苍蝇而已。这正是他们被拖出来示众的主因——老虎肥，这个人民群众能够接受，你他妈的两只苍蝇，都肥成了老虎的模样，实在是让人无语凝噎呀。

说到利益被缩小。肇东市8000教师就是最精美的范例。这些可怜的书呆，已经被挤压至生存最低线了，但有司仍然兴致勃勃，要把他们的骨头再榨二两油出来。书呆们真的受不了，你中国好歹也是堂堂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是个大块头，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把教书匠弄到这么惨吗？

二马的幸福与老师的凄惨，实际上就是经济变压器所起到的作用。这个变压器，由于其构成器件并非是经济因素，经济手段对其是无效的。如果书呆们不是出门散步，情况只会进一步恶化，改善的希望则很渺茫。

如你所知，这个经济变压器，就是权力。

（3）

有关中国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官方已经不再遮遮掩掩。放着二马和肇东教师在这里，谁非说这个问题不严重，必是疯狂妄想症候晚期，任什么样的神医妙手，也治不好他了。

但千年权力浸淫，为此类异常人士的滋生，提供了肥厚的土壤。一旦我们正儿巴经的讨论一下，如何化解利益配比失衡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异常人士就会突然杀入，哭的有，骂的有，打滚的有，撒泼的有——假冒正常人类，煞介其事胡说八道的，也有！

这类人士最经典的胡扯，就是美国也有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

是这样吗？

说是也是，说不是也不是——正因为如此，所以公众最易于被这类胡搅弄昏头。

说是，那是因为分配不公不唯是永恒的，更是持续稳定的。尤其是公或不公，这个标准虽然有共识，但遇到异常人士，共识就没有了，有的只是主观意识上的夸大与渲染。但无论是夸大还是渲染，总有个根由。单看这个根由，我们说是，认为分配不公是客观的，必然的，分配公平是主观的，相对的。

说不是，那是因为分配不公有程度上的差异。两个人分享1亿元，你分5千万多1元，他分5千万少1元，这也是不公。你毛也捞不到一根，1亿元他全扛走，这也是不公。但这两个不公，天差地远。前者已经接近于公平的极限了，后者则接近于不公平的极限，全无半点可比性。

简单说，美国或其它发达国家，分配不公固然存在，但由于其弱化甚至完全取消了权力变压器的作用，其分配不公，与中国完全不同。

    中国社会的分配不公，表现在生存资源的配比极端不公。闲极无聊的二马富死，焚膏续晷的教师穷死，这已经超出任何人的容忍限度。

正常国家的社会分配不公，表现在亢余财富的配比不公。在生存线上，大家都是平等的，无论你是处于何等的竞争劣势，社会体系总是尽量的让你吃饱饭，看好病。至于在此之上的需求，那就需要你露几手看看了。如果你真有本事，吐口唾沫都能把马俊飞马超群兄弟淹死。如果本事不足，抱歉，还是拿着政府的救济券，去超市淘点便宜货吧。

中国的社会不公，是人为的分配不公，是权力变压器所起到的增大或缩小作用所致。同在体制内，二马和教师差到如此地步，就是因为二马的收入，被权力放大了，而悲摧教师们的正常收入，被权力给缩小了。

正常国家的社会不公，并无法彻底消除权力变压器的作用，但政治文明的进步，确保社会利益配比从生存机会极端不平等的低端，进阶到发展机遇不平等的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里，不平等同样是存在的，但不至于逼近人的存亡线。这时候的分配不公，是一种自然不公，人为因素大幅降低。

在正常国家，一个人处于竞争的劣势，原因多半是在自己身上——而在肇东，教师的竞争劣势，不是因为他们的个人能力或智慧，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权力。同样的，马俊飞马超群的优势，跟他们个人的德品能力毫无关系，一切不过是权力的附属物。

（4）

来看看在中国的社会分配体系中，权力的权重有多大。

——仍然拿二马这两只肥蝇为例！

彻底过滤过权力的影响，二马的月收入，应该是多少呢——实际上不过是几千元，数据表明，公务员月均不过三千，顶层最高也不过万元。二马加权打折，不会高于6000元。

设若他们工作40年，每年收入72000元，40年就是2888000元。

不过28万元而已！

但两人家中藏金的零头，都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字。这个意思就是说，权力至少为他们带来1亿元的收入。将他们的收入，扩大了近400倍。

权力的要素，在他们的收入中占到近乎百分之百，其它要素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当然，抬杠人士会说，这1亿多元，不是他们的合法收入……但权重的计算依据，是以这些钱的所有权为据的。金钱是没有道德属性或法律属性的，被抓的二马以及还没抓的二马们，拿这些钱到任何一个地方花销，都不会遭到拒绝。合法或不合法，钱都在他家而不是在你家，这个现实就是计算依据。

再来看看肇东那些悲惨的老师们。理论上来说，教师工资应该走公务员系列，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当地教师工资不足千元，比贫困县教师少1千元，比公务员最低收入3000元要少2000元。减少的这2000元，就是权力变压器所起到的作用了。

也就是说，由于权力变压器调节的结果，导致肇东老师们的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二。从勉强凑乎吃饭，弄到了没饭可吃的地步。

当然，当地政府表态会按规定办理，这意味着教师们的收入，或许会增加几百元。但这个三分之二的缩水，却绝无可能缩小。除非权力变压器的功能被有效的弱化。

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说，权力变压器的放大功能，只会向权力者本人开放。这就意味着对体制内与权力无缘群体的利益剥夺，也意味着对体制外人士的利益鲸吞。这是经济人法则所决定的，是无可撼动的经济铁律！

（5）

我们经常说文明，说公正，这些词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就是权力在利益配平体系中的权重不断降低！

人在社会上的收入，是由两部分组成：

一个是内在的，由个人的智力、能力与付出所组成。

另一个是外在的，由地位或是权力所组成。

以中国古皇权时代为例证，假如一个人生在皇家，哪怕你是个弱智白痴，但也要衣朱紫，食金玉。这些所得并非是付出所换取来的，完全是权力所起到的作用。这样的社会，我们认为它不够文明，因为它彻底否定个人的能力与价值。

所谓文明，就是尽量降低权力在个人收入的权重，这个权重越低越好。最理想的状态是权力在个人收入中的影响为零，因为世上绝大多数人是无缘权力的，只有权力的影响归零，才能够进入到一个纯自然的竞争态势——但过犹不及，受自然规律困扰，有些人士天然不具有竞争能力，对他们的保护，是避免事情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基本理性。

说到经济，媒体经常采用的分类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许多人有这么一种印象，发达国家，就是有足够的钱，发展中国家，就是钱还不够多。甚至连海外的经济学者，在授课时也会遵循这个定义——但实际上，这个理解是完全错误的！这个理解错误导致了大量经济数据的亢余闲置，最典型的就是世界银行每年对世界各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排序紊乱，让经济学者对这些数据避之三舍。能躲多远就躲多远，沾上这些数据，累半死还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不划算！

实际上，发达国家特指经济体系健康，经济质量优良。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权力的影响在国民收入中降至最低，这就确保了国民心态的平衡——纵然你收入不高，也无由抱怨，但如果你肯努力，就会获得与你付出相对应的所获。没有人能够通过权力变压器不劳而获，你的付出也不会被权力变压器盘剥吞食——相对而言，调节国民收入的唯一杠杆就是税收。正如一个健康的人跑得更快跳得更远，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总量，完全是正相关。

发展中国家，多半是内部有个权力变压器。这导致国民经济体系严重不良，经济质量低劣。没有权力变压器的发展中国家，毫无例外的都会迅速实现经济腾飞。而有着权力变压器的国家，就算是磕磕碰碰飞起来了，多数也会遭遇发展陷阱，飞着飞着就扑楞楞跌落下来，摔得满地牙齿。拉美陷阱——就是最经典的例子！

单纯从数量的角度上来理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还拖累了更多人的智商——许多人有个困惑，你总是说权力如何如何不好，但新加坡岂不是个威权主义型的国家吗？许多集权者最喜欢拿新加坡说事，力证一个权力帝国也有可能实现公正。

但新加坡实质是个法治国家，如果你来计算权力在新加坡国民收入中的权重影响，就会发现，新加坡是完全意义上的文明国，个人的努力与收入接近于正相关。而在长期走不出经济困境的发展中国家，这种相关系数往往很低，低到了无法接受的程度。

（6）

数量不重要，质量才重要！

一个国家痴迷于经济总量而不理会质量，正如一个人只讲究重量而不考虑均衡健康，就会犯下拿自己的肥胖症到处炫耀的蠢事儿，

肥胖不重要，健康才重要！

当权力的影响，在国民收入中的影响达到百分之百，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态还处于蛮荒蒙昧状态。无论经济总量有多大，最后必然会被一身的肥肉压跨，沦为任人宰割的大盘美味——这个场景，在中国历史上演过太多次，每个朝代的经济发展，都重复着这个过程。

当权力的影响，在国民收入中的影响达到60%，这时候国民的自由呼声渐起，启蒙冲动陡增。权力对知识阶层的猎杀也开始上演，在一切花哩唿哨的战帜或口号之下，深藏的不过是利益二字。

当权力的影响，在国民收入中的影响不超过30%，有限的开明政治就有可能实现，但这个状态极不稳定，或是在烈火中极权复辟，或是以温和态势走向政治文明。其最终的结果，取决于外部大势与内部各利益集团的终极博弈。

——说这么多，其实就一句老生常谈，上层建筑，必须要适应经济基础。但上层建筑是不愿意适应的，相反，它总是拼命的将经济基础，固化在最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分配格局之下。但形势比人强，规律比势强，在一切喧嚣的强势力量之下，还隐伏着更为强大的经济力量。

当资本说话，最嘹亮的，必然是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