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存贷款利率与通货膨胀率始终是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不过基本上我们无法影响这些金融问题，只能通过努力工作提高收入，通过储蓄与投资获得利息回报，而这也正是当代货币制度制造出来的现象，即为发行的货币量提供与未来利息等量的社会产品和服务。

由上可知，货币过多发行则我们需要更多的工作才能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准即通货膨胀，那么货币供应如何才能满足社会生产和交易的需要而作为维系社会信用的基础呢？曾经的商品本位有效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交易媒介确为实际存在的商品，不过交易成本实在太高而不得不利用信用之物，借由未来或者虚拟所有的商品作为媒介或通过纸币、债券等达成交易。

如果未来的商品不能到时兑现，债券不能按时履行，欠方将背负债务，另一方将蒙受损失。因此，上述的交易受制于特定地域或特定人群，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贸易范围。由此，将信用委托于央行，作为最后借款人。

这衍生出一个问题，即无法正确衡量多少货币能满足人们的生产和交易，经常发生错配的现象。一方面，货币无法表达出社会产品的真是价值，造成价格扭曲，抑制人们之间的正常交易；另一方面，货币不能反映存款的量，即存款并非银行具有等量的社会产品和服务，它可能作为贷款而成为另一家银行的存款，因此之故，存款作为未来的现金需要现在至将来的一个时期社会生产一定量的产品和服务。如此看去，央行作为社会信用的蓄水池，用将来可能的所得作为如今生产和交易的信用基础，在此蓄水池的流入和流出间并不存在稳定可靠的关系。

所谓央行逆商业周期操作，即在繁荣时期适度从紧，在衰退时期保持量化宽松，也并非完全适合所有场景。前者可以保持一定的金融稳定，后者则以债券的形式以将来可能出现的荣景作为信用，承担此责任的央行需要有国家财政和社会交易数据才能支持退出这种魄力十足的决策，但货币的超发若没有社会生产的持续发展作为依托是存在问题的。

如果货币超发导致实体经济不能消受，况且货币未必全部流通于实体经济，不管具体有多少货币流入实体经济，货币增发势必引发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本转化率的下降。且货币增发也会引发闲置货币的流动假象，预设导致自我增强。土地、资本和科技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在当下，关键在于资本与科技的转化率。如果科技创新没有进展，生产率又如何变化，经济增长则来自何处。一家金融资本充足的企业亦缺乏动力转化为科技创新，劳动力的价值自然也无法体现。

因此，没有央行有关信用不能解决的问题，设立央行也不能有效解决。央行的地位以及对银行如何实施监管始终存在争议，缺乏社会经活动济参与者的支持而将信用寄托于央行是存在风险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既是加强央行地位的支持也是造成金融扰动的问题所在，民间借贷也在这种矛盾中尴尬的存在并被抵制着。弗里德曼说不能依靠强化央行来保持货币体系的稳定，而央行地位的强化会增强它在其他方面施加影响，进而影响社会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