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评价:
模糊不清的理论依据
——国企改革再出发系列评论之十三
虽然党中央关于国企改革的既定方针科学、准确（特指十五届四中全会决议以来），但是具体到每一项改革措施，仍然需要各种经济理论的支撑。这既为正确的理论创新打开了空间，也为歪理邪说提供了机会。
中国从来不缺理论家。中国缺少的是能够完整、系统、全面、科学地贯通某个学术领域的理论家。如果再要求其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吸收西方经济理论体系中的科学合理成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与实践，创建出一整套能够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理论体系，那就更加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了。
在国企改革实践过程中，发表过个人高见甚至呈递过改革方案的专家学者，可谓千千万万多如牛毛。但是能够达到上述境界的，能够说清楚国企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能够科学系统地阐述国企的性质、作用、矛盾和改革关键所在的，试问全国能有几人？退一步讲，单就理论研究的表现形式——学术专著来说，也不是每一位在国企改革问题上名声如雷贯耳的学术权威都能拿得出来的。况且，多数学术专著不过是改革过程经验的总结、他人学术观点的汇总，以及对舶来品的中国语境表达而已。更多的人习惯于就国企改革的某一个枝节问题，从某一个角度发表“灵感式”的观点，说说而已，说完拉倒。
在上世纪80、90年代，从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脱胎出了中国特色的国企改革理论。这股力量进行了三个方向的分化：一股力量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试图从本本中找到解释一切具体问题的钥匙。这股力量的积极作用在于稳住了国企改革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阵地，不至于完全滑向西方经济理论的诱惑。其消极作用在于使国企改革一直不能与时代接轨，理论思想得不到彻底的自由和解放，并在一定程度上令青年一代感到僵化、教条、机械，因而由厌烦到放弃。第二股力量把目光转向西方经济理论体系，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国企改革理论尚未成熟之际，就引入了重在实践意义上的诸如股份制、资本市场等理念，虽然极大地促进了国企改革理论的启蒙和进程，但也为后来的新自由主义泛滥打下基础，甚至走向同流。第三股力量更注重实践的尝试，在理论基础不甚明确的情况下，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名义下，贸然启动了国企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以及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一路跌跌撞撞，走到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牌楼之下。其积极意义在于推动了实践先行，最终“摸”到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块“石头”。其消极作用在于，20年下来，国企本身已经被折腾得元气大伤、命悬一线。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并进入新世纪以来，海归派成为经济理论界举足轻重的势力。他们更多地是全盘接受了西方经济理论体系，尤其是与欧美全球化战略相匹配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试图以“理论空降”的方式改造改革的理念和路径。他们头顶的光环，时髦的理论，意气风发的外在表现，一下子吸引了年轻的媒体编辑，迅速地占领了主流媒体平台，掌握了极大的话语权，与先前的“吴市场”、“厉股份”合流，成为经济理论界的“主流派”。按照
理论纠缠至今，始终摆脱不了两大理论阵营的分野——一个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另一个是积极倡导私有化。前者的理论基础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后者的理论核心是新自由主义。前者因全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低潮似乎底气不足，后者因资本帝国主义强势而理直气壮。前者仍有党中央的既定改革路线、方针、政策撑腰，后者盘踞实际操作部门埋头赶路。前者中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依然未能走出马克思对“高级社会主义阶段”的理想化的描述，依然在用马克思的某些经典论述来发现当下的改革问题。关于劳动价值、社会分配、生产组织形态等方面，即使他们试图转变表述形式，变相解释现实，却不怎么讨好，甚至显得很勉强。既不得要领，也容易被对手攻击，所以只能不断地“务虚”。而后者依托成熟的资本主义理论体系和强大的意识形态社会影响力，于是在指导实践上似乎很有说服力，逐渐占据上风，事实上在推进他们的“务实”。由此，两军对垒，不时有领军人物冲出阵前捉对厮杀，双方摇旗呐喊、擂鼓助阵，场面甚为壮观。所以才会在整体上表现为理论的模糊不清、似是而非。但似乎各方心里都有一本不为人知的算盘和底线。
以上简要分析了伴随国企改革而生的理论流派的基本状况。对比国企改革以来所采取的每一项改革措施，几乎都能看到隐藏在背后的理论交锋的影子，此起彼落，或见风使舵，各领风骚三五年。国企改革的政策制定者也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理论丛林里左冲右突，不时受到各种诱惑和压力，导致动作变形，迷失自我。结果是理论前后打架，实践自相矛盾，监管无所适从。
在得出30年国企改革理论的不成熟、不清晰的基本结论以后，笔者必须在此表明一个基本态度：我们应该向历史上为国企改革理论付出智慧和心血的所有理论工作者致敬！理论的发展与真理的发现，从来都是呈现螺旋式上升的趋势。所有那些过往付出的努力，都是我们今天站在更高的层面推进理论创新的基石。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对国家兴旺和人民幸福的热忱，都是我们勇于向前的精神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