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了搞好人际关系不讲原则是不是好人？不敢直言相谏的是不是好人？如果一个国家自上而下，都当了老好人，党纪国法谁去维护？人亡政息了，还有人说你是好人吗？社会上都当了好人，意味着一个民族再也没有了是非观，行政过程中再也没有了原则，大家视党纪国法如儿戏。如果真的变成了这样，实在是太可怕了。这种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 

（注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是非标准，人与人之间就没有了信任，这让我们会感到孤独。作者分析了中国人的是非标准，发人深省呀！）

心中的是非标准

《论语·子路》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叶公对孔子说：我的家乡有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儿子会出来指证他。孔子说：我的家乡不是这样的，父亲犯了罪，儿子会代他隐瞒；儿子犯了罪，父亲会代他隐瞒，（人）率真的本性就体现在这相互隐瞒之中。这就是著名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且不说叶公与孔子孰对孰错，二者结论不同，是因为看问题的视角不一样：叶公从爱他人的角度，对儿子为了维护社会正义而举报父亲给予赞赏；孔子从爱亲人的角度，认为父子相互隐瞒是人性的表现，无可厚非。

儒家的仁爱思想，出发点是亲亲，……………………………中国人活着为了自己的家庭，特别是为自己的子女活着，心中很少想着自己，没有个体。为了自己的孩子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违法犯罪。

由于走不出狭隘的亲情，出现了很独特的现象：儒家文化很崇尚群体。………………………。民族的思维里基本上是以集体为中心去思考问题，而不是从个体需求角度上去思考问题，这与西方个体主义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但是，中国又出现了“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说明了中国人缺乏合作意识。由于我们的群体以“熟人群体”为先，所以中国人缺乏与“外人”合作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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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社会，构建亲亲社会是合理的。生活在农耕时代，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家庭成员既是自己的亲人，又是生产的合作伙伴。可是，在现代社会大生产时代，……………………………

毛泽东同志以博大的胸怀，把中国狭隘的族群“小爱”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大爱”， 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这个贡献是很大的。……………………………所以倡导的是非标准是大公无私。

站在不同的立场，对事物的评价是不一样。如“打土豪分田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这是正确的；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看，侵犯了别人私人财产。……………………。

摆脱“家文化”的束缚，走出狭隘的亲情，是迈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中国古代社会是以亲情凝聚的国家，………………………。

交往中的原则

儒家讲爱亲人之后，就是爱朋友、熟人。与人交往的感情有亲有疏，爱的程度有深有浅本是正常的。但是，把爱蔓延成庸俗的人情，并破坏着社会的公平，就不是真正的爱了。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

我认识一个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领导，很有正义感，也很讲原则。在困难时期，他老家的领导曾求他开个后门，帮帮家乡把电通了，毕竟血浓于水，可是，这位老将军性格耿直，拒绝了违反原则的事。等改革开放后，他老人家离休后回到家乡，遭到了冷遇，人们众口一词说，当再大的官，不为家乡办事，有用吗？看来人们认为有了亲情，就可以放弃原则。

人们为了适应熟人社会，自发组织了“扛过枪的、同过窗的、同一帮的、同一个乡的”等等不同的群体，由此也构成了关系网和朋友圈。凡是这个“圈”的，可以无原则地互相支持，这是人情。你给亲友了机会，等于让别人丧失了机会。

万科董事长王石在《我在人情堆里这些年》谈起自己的感受时说：在中国的人情观里，应酬是躲不开而且必须要过的一道坎。很多人习惯将其隐晦地表达成“一起吃个饭”，可真的只是安静地坐在一起吃个饭吗？由于社会潜规则，再有原则性的人，也抵挡不住人情压力。如果你坚持了原则，你就无法在这个圈内混。谁的人际关系圈子大，谁就是成功者。精力都用到了培育人际关系上，谁还会去认真思考工作？谁还会有精力干工作？我们不从管理科学上理解人的作用，而是费尽心机地思考如何从熟人那里得到额外的利益。

本来有熟人是正常现象，如果在坚持社会规则的前提下，善于运用人际关系，本无可厚非。现代管理学也讲究人力资源的利用，讲究天时、地利、人和。问题出在中国讲究人情，就完全忽视了社会规则。在庸俗的人情面前，已经没有了是非标准。这种人情，实际上是利益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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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伦理，被国人所推崇。在中国，评判一件事，是以情、理、法为序。处理一件事，先从人情角度考虑，而不是从制度角度上考虑，然后再看在不在理，如两个平民百姓吵架，不以法律为准绳，而是让大家评评理。实在无路可走时，才诉诸法律。因为伦理和人情一直支撑着中国社会。

庸俗的人情导致熟人政治。有了裙带关系，照顾了人情，是对少数人的恩惠，却是对大多数人的不公平，这样，就使整个社会失去了公信力。在中国人眼里的好人，是谁给自己办事了，谁就是好人，不论办这件事是否违反了原则。中国人更善于依赖熟人，把熟人社会变为“人情社会”。 中国是人情味最浓的国度，无论你是干什么的，不懂得人际关系，在中国很可能一事无成。

这种风气在社会蔓延后，就会成为民族的不良行为习惯。……………

人情抵制着刚性的制度。我们往往认为，中国制度不完善，才造成社会无序。我每每翻开现行的法律、政策、制度，常常感到其严密的程序无懈可击，语气严厉的程度也令人惊叹。为什么就执行不了呢？制度再好，需要人去执行。受传统文化影响，一切刚性的规定，在复杂的人际关系面前，也会显得苍白无力。严厉的制度，在强大的人情面前，只能无奈地沦为一纸空文。

……………………最让我们感到疲惫的也是人，因为人际关系的复杂令人生畏；而最大的资源还是人，因为拥有了人脉关系，就站到了人生的制高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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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干事，在小的人际关系上打转，实际上是“小爱”；西方人从干事的角度来处理人际关系，实际上是“大爱”。中国看似有情实无情，因为你照顾了“小圈子”，却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西方看似无情实有情，因为虽然未能照顾“小圈子”，却维护了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大家都在排队，你通过熟人占了先，别人的优先权不就牺牲了吗？不该救济的人救济了，需要救济的人不就得不到了吗？我们每个人与其天天喊着要公平，能不能每天反思一下自己：你去找熟人通融了，不羞耻吗？你给熟人开绿灯了，不惭愧吗？如果我们的民族不认真反思这些问题，不正确处理人情与社会的关系，我们的民族终将被人情这副毒药毒死！

……………………..，社会在呐喊着：如果所有人都说你是好人，就像所有人都说你是坏人一样，说明你有问题。如果所有的好人都说你是好人，而所有的坏人都说你是坏人，你才是真正的好人。所以放弃老好人吧！

没有明文的规定

在中国人眼里，规矩比政策重要，政策比法律重要。现在行政机关遇到矛盾，基本还是按惯例办；没有惯例的，要看有没有先例可循；没有先例可循，就看上面怎么说的，其他地方怎么办的。很少人会先想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社会的正气，需要社会成员共同来维护。可是，中国人不敬畏法律、法规和制度，却把不成文的规定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这就是各种规矩和潜规则。

看看人们是怎么按“规矩”处理人际关系的：对待上级，长期受“忠君”思想的影响，无条件地服从，而不是有条件的服从。一个人的意见就是大家的意见，再有不同的意见就是杂音。从制度上讲，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集体决策重大事项。制度是好的，就是不能落实。哪个下级都在内心里琢磨着如何领会领导的意图，然后按领导的意图办。领导不好说的话，替领导说出来。即使领导是错的，也要按照领导的意图办。我们的民主生活会，本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有助于相互监督，治病救人。可是，谁会傻到当面说别人的不足呢？民主生活会流于形式。人们这样做，无非是怕得罪人。

中国人敬畏不成文的规定。小时候，一到过年，我就不敢说话。因为有许多是忌语，一不小心就触犯了。……………………

我们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各种“潜规则”， 成为必须遵守的“规矩”。逢年过节正常的人情交往，是中国礼尚往来的传统，但是过个重要节日，上下级、工作联系部门、朋友之间必须请客送礼，不这样做就是不懂事。礼节的异化，……………………。如果有事了，没有人围着，说明这人混得不好。中国人都为此而累，所以发明了专用词叫“人情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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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文的规定压抑着人性。人性中自然的、光辉的东西，被物欲的尘土掩埋的不露痕迹。………………………。大家都在小心翼翼地守着“规矩”，造成社会上阳气不足阴气上升。

惯例对明文规定直接抵触。如正常的公务往来，本应正常办的事情，说了跑了请了送了就办得快，人熟了关系近了打招呼了就可以突破原则，这会带动社会风气向不良方向发展。…………………

最具危害性的潜规则是有权有势者为大，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也不例外。韩剧《绅士的品格》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年轻人开着车从后面撞上了四个40多岁男人共同乘坐的车，发生了简单的追尾事故。这时，四个人就下车，先是装着都受伤了，接着为震慑住对方，就分别装模作样地给大法院院长、警察厅长、国科搜以及名人老婆打电话，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拨通电话，只是想暗示对方，我认识有权有势的人，别自找麻烦。而这位年轻人等他们闹完后，拨通了保险公司的电话，说明了撞车的经过，承认了自己的过失，并请保险公司赶快到现场处理。这个简单的举动，让四个中年人感到了惭愧，于是有了一段很有深意的独白：“我们不是不知道出了交通事故要给保险公司联络，却用了二十多岁时最鄙视的旧招数来对付一个二十出头的人。如果你正把本来用常识来处理会很简单的事搞得复杂，或者正把虚荣当成是实惠的话，令人遗憾的是，你或许已经变成了自己曾经鄙视的旧式人群或是大叔或是糟老头子。”这不是中国常见的情景吗？…………………………

被称为“聪明”的变通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什么法律、制度、规定和规则，一切都可以变通。钻法律法规政策的空子谋不当得利的行为，本来是挑战法律规定的行为，不但受不到谴责，反而把以这种方式办成事的人称为“能人”、“能干成事的人”。就连行政机关都提出，遇到红灯绕着走、善于打擦边球，美之名曰“思想解放”，为此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中国人在钻法律政策空子有着小聪明，却缺乏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的大智慧。

瑞典规定，在该国工作四年以上就可以获得永久居住权。移居到瑞典的中国人就根据这一规定，开办了空壳公司，主要做中国公民移民生意。这类公司替未在瑞典工作的中国公民交税，一直交四年后，获得了纳税证明，就可以为其办理移民手续，取得长期居住证。瑞典一次性就查出这类中国人办的空壳公司100多家。

电视上有一个关于房产缩水问题的讨论，其中主持人问国外的开发商，如果他们卖房屋“缺斤短两”时，政府是怎样处理的？当时这个老外懵了，不知如何回答。因为在他看来，房产缩水是政府禁止的，就不可能发生这类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这类事情，政府会怎么处理呢？而中国却屡禁不止。

还有一个访问团到英国，看到他们发明了考勤卡时就问，如果有人拿着别人的考勤卡代刷时能不能发现？当时英国人真的不知道怎样回答，因为在他看来，这类事情在英国想都不会想，更不会发生。于是很幽默地说了句：中国人真聪明！

网络上曾炒作某地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案件：某地拆迁，要给村民发放拆迁补偿费和养老费。一对年轻的夫妻为了多得到点钱，就策划了让国人震惊的事：夫妻先离婚了，然后与其丈母娘结婚了，这样就合法地将其丈母娘户口迁至了该村，多得了14万元的赔偿金。事后，又与丈母娘离婚，与其原妻子结婚。这件事从法律角度说，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是没有瑕疵的，也就是说是合法的。之所以让人接受不了，是因为违背了中国几千年的伦理。

这些一件件真实的事说明了什么呢？

瑞典移民的事、房屋缩水的事、考勤卡的事，让我们更加明白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导致行为方式的差异：西方人讲究个性张扬，是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张扬；中国是人情社会，注重的是人在社会中的独特作用。像这类钻法律政策制度空子的事，西方人连想都不会想，所以嘲笑中国人“真聪明”。 中国人还真是聪明，连外国的法律、制度的空子都能钻。像瑞典空壳公司事件后，对中国人移民签证开始严格起来，中国人的形象也被损害了。看来中国人不缺耍伎俩的小聪明，而缺着眼未来的大智慧。

与丈母娘结婚一事，人们都会带着斥责的态度，其实，这件轰动的事与人们平常做的事相比，再平常不过了。可以反问自己一下：为了小孩上学，是否改过小孩户口本中的年龄、所在地；为了提拔，是否作过弊、得到了与知识不相称的文凭；为了办一些事，是否出具过某方面的不符合实际的证明；为了把学历提高，是否找人替考过，找人写过论文；为了显示领导的水平，是否将别人写的文章署自己的名字发表；为了分到房改房、经济适用房，是否办过假手续；为了亲朋好友，是否托熟人违反过原则；为了早一点过马路，是否闯过红灯等等。这些现象与“与丈母娘结婚”同属欺骗。我倒觉得，“与丈母娘结婚”虽属于欺骗，但程序上合法。人们平常做的事，却是违反规定的、甚至是违法的，比“与丈母娘结婚”性质上更恶劣。我们在侃侃而谈追求社会公平时，指责过自己吗？

呼唤法制意识

某省人大招聘了一批公勤人员，月薪800元，可所在城市的工资最低标准是1200元。人大是立法机构，不但要带头执行法律法规，还要监督法律法规的实施。这样一个立法机关都不执行法律法规，谈何监督呢？在一个偶然场合，省人大的一个公务人员开玩笑说，人大立法机关还带头违法，工资最低标准都不执行。此话传到了人大领导那里，立即指示，赶快纠正。这件事发人深思：为什么招聘时就没有想到按最低工资执行呢？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按照法律规定去做。被聘用人员如果当时要求落实城市最低工资制度，也会立即解决，可是为什么也没有提出要求呢？老百姓法制意识也差。

人大并不差钱，又不是有意违法，但作为立法机构、监督法律实施机构，竟没有法制意识，让我们作何感想呢？

由于几千年的人治社会，国人对法律没有任何感觉。……………。

没有法制观念，不是说他不懂法律知识。律师是绝对懂法的，但不一定有法制意识。…………………。

没有法制意识，就抵制不住利益诱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欲的陷阱布满在自私本性扩张的路上，稍不留神就会触动法律的地雷，…………。

没有法制意识，行政行为就会失范。……………。了解了这一立法精神，就不会为了罚款而罚款、为了审批而掌权、为了亲情而变通，因为这一切都是违法行为，应负行政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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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要想维护道德，必先增强法治意识：……………………。胡适先生早就说过类似的观点：“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开始讲规则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