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仍是强调深入推行改革的一本书。《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贤访谈录》书中的所指“十贤”，包括吴敬琏、厉以宁、江平、茅于轼、资中筠、高尚全、余英时、李泽厚、许倬云、袁伟时。

　　这十位老人生于1929-1931年，迄今已过八十岁，分别是国内最为知名的经济学家、法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也都经历了国共内战、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等不同历史时期，得以形成观察看待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宽阔眼界。他（她）们在接受著名媒体人、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采访时，各自阐述了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中国模式”论、晚清新政和辛亥革命等历史教训的看法。

　　总的说起来，十位老人并不否认中国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但也强调指出，现有的发展面临诸多不平衡性和不持续性，继续推进改革、深化改革面临体制等许多方面的障碍，中国还需要破解远比经济转型更为艰巨的思想转型和社会转型难题。吴敬琏提醒指出，改革若停滞不前，不同阶层的人们的各种诉求就将趋于极端化，妨碍中国实行平稳的社会转型，因此，“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推行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这番话可以称之为“十贤”的共识主张。

　　2007-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及由此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催生出十分流行的“中国模式”独步全球的说法。“十贤”也均认为，中国既有的发展远不足以概括为模式化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袁伟时认为，政府介入经济的危害不容忽视，产生权力和资本勾结的空间很大。厉以宁指出，政府干预经济，将市场主体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这从罗斯福新政特别是二战后的西方国家政策实践中比较普遍，并非今天中国独有的政策操作方式，也不代表这些国家转向了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范畴。李泽厚强调，相关部门干预经济并取得短期效果的做法，可能让政府及社会上很多人对政府力量产生不切实际的迷信，并掩盖很多问题。

　　在形成基本共识的同时，十位老人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也反映出显著差异。一是如何评价晚清新政和辛亥革命。比如对晚清新政究竟是不是“有诚意”的、彻底的改革，有没有获得成功而让中国走上富国强民发展道路的可能性等问题，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意见；又如，应该怎样公允地评价辛亥革命对中国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摧毁民国初年宪政结构的责任人是谁（哪一个政治集团），等等，也有相互对立的认识理解。笔者较为赞同李泽厚的观点，辛亥革命一定程度上延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是强化了平等和正义的社会观念，但带来了太大的社会和历史代价，因此从晚清新政和辛亥革命等历史事件中应充分吸取教训，把握改革机遇，从根本上杜绝再次出现具有严重破坏力的暴力革命的可能性。

　　另一大认识分歧则是对中国改革和发展前景的判断。余英时就此存有较多疑虑和一定悲观判断；吴敬琏、李泽厚则担心（冲破体制和既得利益障碍的）改革动力不足；许倬云担忧大陆和台湾在迅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忽略生态承载而引发生态危机，并因此可能诱发进一步的社会稳定问题。相比之下，袁伟时等人对未来表现得更为乐观。袁伟时认为，改革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而今中国社会的自由在不断生长，公民的参与热情和力量越来越大，中国通过改革实现和平转型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同样，有几位先生在访谈中虽一再谈及“仇富”、极端民族主义等危险思潮干扰改革，但也指出，年轻一代获得更多信息、善于思考，在开放的环境下会改进改善自己的认识，改革不会出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