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应该如何为“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更好地发挥金融支持作用？

　　要想厘清金融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蓝图中的定位，首先要把握好“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时代内涵。顾名思义，“升级”是在肯定既有成效的基础上增加配置，提升质量和效率。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就是要在肯定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推动经济转型，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打造更高版本的中国经济航母，必然要求经济运行中的血液——金融“版本”也要相应升级。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助推中国经济的升级是中国金融业面临的一大重任。金融应该助推我国工业企业实现升级，推动企业加强技术创新，促使企业能够完成从大到强的转变。同时金融还应支持有特色如创新型的中小企业，提高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因为未来竞争力重在技术创新。

　　当前，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面临的一大核心问题是创新不足，这就需要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支持创新型产业的力度。然而，作为服务业，如果金融业本身创新不足，在支持企业创新时将难以为继，因此释放企业创新活力必然首先要求金融产品乃至金融体制体系的创新。

　　博鳌亚洲文化传媒董事长昂健日前表示，过去30年全世界的高科技产业都出自美国，最重要的原因是资本市场的发现机制。“硅谷模式”是从风险投资到资本市场一整套体系，是一个撮合科技创新者和科技投资者的机制，这种机制是中国乃至亚洲最需借鉴的。有专家表示，要打造从风险投资到资本市场一整套利于科技创新者和科技投资者的机制共赢的平台，亟待金融体制机制的大胆创新。

　　作为创新的生力军，我国中小企业长期面临融资瓶颈，无法提供足够抵押或担保物、不能提供合适财务报表、贷款成本较高都是小微企业在向银行融资时所遇的常见问题，尤其信息不对称是横亘在小微企业和商业银行之间的一道障碍。中国光大银行零售部总经理张旭阳日前在博鳌论坛上表示，商业银行也可以通过模式创新，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风险。

　　宗良认为，金融要为我国城镇化的平稳推进提供动力，促进实现城乡发展的平衡和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金融还应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这也与工业企业升级密切相关，因为只有核心竞争力提升了，企业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此外，金融还要大力支持消费，采取诸多措施推动未来消费的转型升级和增长。当然，支持消费的转型升级还离不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金融在此领域大有可为。

　　长期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得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资源和环境约束的压力与日俱增。为实现环境友好型发展，金融支持节能减排的空间不小，包括相关金融创新产品的推陈出新，以及加快碳金融交易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信贷投放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还要综合考虑产业政策以及我国区域政策，防止向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等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领域大量投放。

　　经济结构的调整，实际上就是实现资源在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和优化，而金融本身具有优化配置市场资源的重要功能。由于资金具有杠杆放大效应，金融资源的优化对于经济结构调整将起到“四两拨千金”的作用，为顺利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版”注入活力。这要求今后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要紧紧围绕经济结构的调整。

　　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改革的推进将释放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红利”，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金融业必须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当前，我国金融改革正迈入“深水区”。金融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已经明确，旨在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如今备受关注的中国金融改革“松紧”力度究竟应该如何拿捏，成为一道颇具挑战的难题。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西方学者呼吁加强金融管制的背景下，我国金融改革究竟该如何“松”？专家表示，作为重要的货币资金价格，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决定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成为各方的共识。此外，区域性金融改革的试点扩围，资本项目可兑换等一系列金融改革的推进，都需要审慎对待。

　　附：中国经济升级版需要以实体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为基础。那么2013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着力点有哪些？金融如何在促进中国经济转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我国如何应对全球性跨境资本的大规模流动风险？本报记者就当前经济金融热点问题采访了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志强。

　　记者：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对此您有何看法？

　　黄志强：我个人理解，之所以要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是因为中国要由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传统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第一，推动过去30多年经济快速发展的“三大红利”，即人口红利、市场红利和全球化红利开始衰减。第二，由于国内生产成本上升、全球经济再平衡和周边国家的竞争，我国出口的高增长时代正在逐渐成为过去时。第三，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大气、水和土壤污染状况令人堪忧，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承载力越来越脆弱。第四，加速技术升级进步变得越来越迫切。

　　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一是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制造业由大转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二是促进经济内外部平衡，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三是提高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由要素投入型向创新拉动型转变。此外，加快中国经济转型，还要加大市场化改革步伐，充分利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运用市场“无形之手”推动转型。

　　记者：金融如何在促进中国经济转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黄志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结构的调整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也应该大力支持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结构的高级化，我认为最根本的是要坚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不动摇，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加快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体系，优化融资结构。一是大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快发展债券市场，继续完善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探索发展股权交易市场。二是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利率、汇率等价格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三是银行信贷要与国家产业政策调整方向保持一致，既要做好加法，也要做好减法。加大对“三农”、小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科技自主创新等领域的金融支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同时限制对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和项目的授信和贷款，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四是支持“走出去”，帮助中国企业在全球找资源、找技术和找市场，提高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同时防范好风险，减少企业海外发展过程中的“学习成本”。

　　当然，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业在支持实体经济结构调整中也要实现自己的转型升级，坚持市场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发展方向，为中国实体经济提供更丰富、更优质、更高效的金融服务。

　　记者：近期各主要经济体相继推出无限期量化宽松政策，引发了市场对新一轮货币战的担忧。您如何看待货币战引发的风险？我国应如何应对？

　　黄志强：我认为，货币战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指一国为实现自身的目的，如为了保护出口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而使本币竞争性贬值的现象，集中体现在货币发行泛滥、资产价格膨胀和货币大幅贬值等方面。

　　本轮全球性的量化宽松政策确实是前所未有的超常规，“量大”、“药猛”。截至2012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张至2.9万亿美元，是2007年的近3.5倍。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也从2007年的1.2万亿欧元扩张到3万亿欧元，增长了150%。日本安倍政府上台以后，将通货膨胀目标从1%提升至2%，并称将从2014年开始实施每月定期购入13万亿日元资产的“无限期”货币宽松措施。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大危机确实容易导致货币战。上世纪30年代初，在全球范围内曾出现过一次货币战。但货币战的结果是各国不仅没能实现经济复苏，反而遭受了更加严重的损失。到1932年，全球贸易比1929年下降了25%，世界工业生产降幅达30%。

　　我认为，如果爆发大规模的货币战，全球经济将遭受重创。一方面，会加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如果全球货币竞相贬值，那么对于各国来说，最优的选择就是设置贸易和非贸易壁垒，抵御别国商品的“倾销”，保护本国经济。其结果就是激化国家间的矛盾，引发全球贸易战，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会引发全球流动性泛滥。由于各国都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促使本币贬值，因此大规模的货币投放必然带来全球流动性的泛滥。

　　尽管目前尚未出现货币战，但也有一些苗头。对中国来说，如果主要经济体货币的持续贬值，将对人民币汇率、产品出口和金融稳定造成严重影响。我国应该未雨绸缪，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应对：

　　第一，保持自身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稳定性。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产业结构、内需消费等诸多方面都在改革完善中，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应注意保持独立性和稳定性，促进经济实现内生增长。

　　第二，稳步推动人民币汇率改革进程，防止过度投机和大规模国际资本冲击，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第三，增强抵御外围经济冲击的能力。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的异常波动，作为资源进口大国，我们应警惕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可以通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增加价值链各个环节上的附加值、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理顺价格体系和完善价格体制等，提高消化和转嫁成本上升的能力。

　　第四，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从中长期来看，我国应与新兴经济体一起，共同维持各国货币汇率的稳定。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力争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个新的、稳定的货币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