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推行安倍经济学，力图通过发行货币走出通缩，推动出口的增长，进而实现经济复苏。中国在GDP不再以高速增长，"国进民退"造成产能过剩、制造业不景气的情形下，亦在寻找经济发展的突破点。因此，有些人已经转向投资日本股市，期待获得不错的结果，但也有人认为他们持有的乐观态度尚不成熟。

如何看待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前景，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经济发展的脉络，从而认识中国和日本经济的真正问题。

1.经济增长的核心

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哪些条件下可以实现正向相关?毫无疑问的，居民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占比增加，居民收入扣除通膨、物价因素有所增加，最根本的就是居民的消费信心增加。这便是经济增长的核心。

其实，上述指标是泛泛而谈的，居民消费与收入如何计算才能更好的表述经济增长的含量是重要的问题。不应该是平均值，如果10%的富裕阶层占有消费的90%，这样的统计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取工薪阶层的消费作为参考是不是合适呢？工薪阶层的就业是经济发展推动的，工薪阶层具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成为其消费的保障，从这一点来看是合适的。富裕阶层的消费的不确定性比工薪阶层要大得多，他们可能一掷千金或者根本不用消费，而工薪阶层在可靠收入增加就面临如何提高生活水准的问题，除非他自愿选择维持低生活水平，否则一定会扩大消费的空间。

当一区域内居民生活跟其他区域相比，没有很多差距需要弥补而是有许多优势继续存在，此一区域的居民是否会保持较高的消费预期是他们的社会道德等文化因素所决定的。如果我们抛开文化因素，但就经济现象而言，居民消费预期并非与这种条件必然相关，而是区域内创造活动和经济发展活力所决定的。如果经济持续陷入低迷，居民实际可以操作的收入基本维持稳定，那么就不会展望出消费预期；除非那些高收入群体，一般工薪阶层就是如此，人们一般会量入为出。

2. 经济活力的源头

一般认为，经济活力来自创新，不论是产品还是产业创新。创新，在于重构社会结构和居民生活，如果一区域通过技术创新和艺术创意，不管是提升产品质量还是研制新产品，都会增加此一区域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居民的购买力，使其货币更加坚挺。

如果一区域部分居民通过拆迁获得高额补偿，而另一部分居民需要辛苦工作通过政府这一隐式中间人将收入转移到前者那里，那么，这就减少了数量众多的后者的消费能力，而数量较少的前者在缺乏后者消费支持的条件下无法达到应有的消费水平或者弥补前者消费的不足。而这种活动根本不存在创新，前者的收入增加是后者的收入减少，从实质上看并未对社会创造价值。但总量分析却是前者跟后者均实现了价值创造，因此总量分析是不正确的。

如果拿总量分析来看一区域经济是否充满活力则是大错特错的，分析一区域的经济活力还是要看相对的劳动生产率以及人们对创新的投入。日本一向以学习为主，现在鲜有创新，其制造业被韩国、台湾追赶。而中国亦鲜有创新，以形成中国的核心竞争力。

3. 经济政策的效力

如何使经济政策发挥效力，不仅仅是政府执行力的问题，而是使得经济政策能够契合到利益攸关方的需求。从另一方面讲，就是政府推行政策依据的责任人有哪些，也即哪些角色支持政策的运作。

一些人讲中国金融体系存在很多问题，信贷透过关系流入毫无效益的“僵尸”国企，而制造业主力的民营企业却步履维艰。同时，地下金融市场却难以监管。日本政府通过工会希望为员工加薪以此带动消费，但是企业利润增长空间有限，涨薪并不具有很高的可行性。虽然都是问题，但性质不同，一个是系统性问题，一个是操作性问题。

系统性问题如果用系统手段则风险很大，虽然操作直接但容易遗留问题；操作性问题如果用操作手段则收效有限，因为问题产生的社会结构不易发生改变，通过操作手段的修改不足以因应问题的需要。

中国最近一直强调改革，但一直在寻找改革的力量，如果以系统性的标准去寻找改革的突破显然很难，利益格局不仅仅是多样性、盘根错节的问题更是既得利益树大根深。如果通过制度演化来调整利益格局，而正如经济史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发现的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冲突的诉求造成制度越来越僵化，那么从逻辑上看是没有结果的。日本政府以货币宽松政策实现通胀2%的目标，藉此推动消费，破解需求不足，企业利润有限，员工工资下调，消费不旺，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一些人批评，一些人已经持有肯定的态度。

从以上三点出发，中国和日本的经济都面临调整，而最为深刻的则是两国均需要增强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