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政治体制改革顶层设计
——与鲲水先生商榷
近期看到了鲲水先生的文章《政治体制改革顶层设计探讨》http://www.rmlt.com.cn/News/201301/201301230933271317.html 及《政治体制改革顶层设计探讨》的完全版《鲲水：应对政改理论准备不足 》http://www.chinainnovations.org/Item.aspx?id =41654. 感触颇深，总的来说，本文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有的地方还有待商榷。鲲水先生一方面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既有选举式民主，又有协商式和监督式民主，本质上是一个“三合一”的民主模式。一方面又说接纳 “选举式民主” 就意味着把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制高点拱手让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何解释？难道 “选举式民主” 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吗？难道社会主义国家就不需要 “选举式民主” 了吗？果真是这样，那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干什么？
鲲水先生说，“选举式民主” 确保领导人选拔公开公平，“协商式民主”使政治决策和管理得到民众有效协商和审议，“监督式民主”对领导人选举以后进行有效监督。三者有机结合，才能完整覆盖政治体制的四个环节，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通过 “选举式民主”、“监督式民主”和“协商式民主”三轮驱动，走出了一条和西方偏重 “选举式民主” 所不同的“阳光透明式民主”的新路。鲲水先生又说，在具体制度设计上，“阳光透明式民主”的提出使信息不对称这一导致中国诸多问题的“罪魁祸首”成为系统改革的头号目标。考虑到中国国情和历史发展阶段，可以把先“协商式民主”和“监督式民主”，后 “选举式民主” 的改革顺序作为系统改革的路线图，强力推进以“双激励机制”和“干部自愿竞争克服信息不对称机制”为双支柱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 “选举式民主”放在“监督式民主”和“协商式民主”之后考虑，现阶段普通民众如何进行政治参与，如何有效监督干部？“阳光透明式民主”建议推广以河北成安县和吉林白城市探索的“民意否决制”为蓝本的“双激励机制”。县以下基层各级党委主要领导在任期结束、拟提拔或调整前接受尽可能多的辖区民众否决投票，一人一票，否决票过半数不能提拔或重用。“成安模式”能承受之重吗？我们不能否认以河北成安县和吉林白城市探索的“普评制”的作用，但在我国现在“一把手”集权程度相当高而难以监督的情况下其作用是有限的，如果以此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进行不痛不痒的改革，恐怕要贻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机。
有关专家指出，真正滋生县委书记这一群体腐败的“黑色土壤”，是至今仍在延续自上而下的干部委任制度。多年来，对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的任命，一直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考察任免制，换届选举前将拟任命的干部委派下去，组织部门还要出面做代表的工作，保证其当选。尽管也走了考察、评议、选举等程序，但党员代表或人民代表对其任免没有实质性的决定权。为了树立上级组织的权威性，上级党委经常在任期中对下级主要领导进行调整，这样做的结果是：官员只对上负责，只要做出让上级看得见的政绩，把上级主要领导巴结好、收买好，就可以继续升官。于是卖官鬻爵的土壤就产生了，“他卖官敛财、我送钱升官”的潜规则就形成了。引自权利异化下的“问题书记” 2006年10月18日09:12 作者:人民论坛记者 陶建群
先“协商式民主”和 “监督式民主”，后 “选举式民主”，什么时候才搞 “选举式民主”？不要等到花儿都谢了。难道我国现在是 “选举式民主” 过剩吗？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国现在不缺的是“协商式民主”和“监督式民主”，我国有专门的政治协商机构，我国从建国以来就一直在搞“协商式民主”，我国的监督机构是世界上最多的，但在缺少“选举式民主”的情况下，它们的作用就会受到影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现在的乡长选举还基本上搞的是等额选举，这是违背选举法的。
政治体制改革，难就难在它革的是自己的命，它可能要触碰到我们那一个人的利益。反腐败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它比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都更艰难，他要战胜的是不是拿枪的敌人，而是自己的私欲。在这个战场上，苏联共产党人失败了，东欧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也失败了，我们现在的形势是“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现在全世界的人的眼光就落在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了。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苏联“议行监合一”的政治权力结构和等级授职制的选人用人体制，是导致这一悲剧出现的两大根本性原因。高度集权的畸形权力结构，是苏联的先天不足：“用等级授职来代替普选制”，是苏联的后天不良。于是，“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使其虽有刚性却非常脆弱；缺少普选的权力来源，使其便捷听话却不大合法。这两大弊端未能通过积极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试点来进行解决。于是，执政74年的苏共解散、苏联解体。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2011年12月份记者对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教授的专访：
记者：你认为苏联的政治权力结构不是我们常说的“议行合一”，而是“议行监合一”，是一种单边性的权力结构。那么这种权力结构有什么特点呢？
李永忠：苏联政治结构所谓的议行监合一，是把立法、行政、监督三种不同的权力合为一体。它虽然来源于1871年72天的巴黎公社战时状态下的“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但斯大林后来又坚持把监督权也放进中央委员会，形成“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大致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是权力过为集中。它把决策、执行、监督合在一起，就势必造成权力集中在一个机关———党委。权力层层集中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加速度。就是越往执政的后期，权力集中的程度就越严重。最高领导人掌权的时间越长，权力集中到他手中的程度越高。如此权力就会完全集中于个人，最后成为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垄断最后导致溃败。甚至到了戈尔巴乔夫搞政治改革的时候，也是继续这条道路。他解散大量的机构，实行超级总统制。总统集议行监三权一体，凌驾于所有机构之上，成为超级总统。他本想通过集中权力搞改革，但却走到老路上来了。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倾向于腐败。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导致了苏联最后的溃败。
记者：为什么在苏联长达近70年的时间里一直维持这样一种简陋的政体？
李永忠：首先是战时状态对权力结构的客观需要，苏联建国初的战时状态需要权力的高度集中。这是一种客观的需要。战争状态你要讲民主，一般很难对付讲集权的力量。第二点是，苏联的后发赶超战略的必然要求，苏联制定的赶超战略很大程度上把赶上发达国家类比为军事竞争，又需要集中权力。第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主观要求。集权的结构，使苏联获得了辉煌的经济上的成功。无论在科技方面，还是在重工业方面，都可以和美国接近，某些方面还超过了美国。但同时，集中力量办大事，也会办蠢事，办错事，甚至办坏事，肃反，大清洗都是典型的例子，解散苏共，解体苏联，是最确凿的证明。最后一个关键原因，最高领导人的个人需求。掌握权力，就会有瘾，就像喝酒、抽烟、吸毒一样。权力集中在个人手上，就会有很多的乐趣。久而久之，就会有瘾，就舍不得再变更它了。而且喜欢权力越集中越好。权力本身在我看来有三性。第一是独占性；第二是扩张性；第三是排他性。谁掌握权力，权力自带就有三性。
记者：是否可以说这种权力结构是牺牲人的自由和发展而一味追求“物”的现代化模式，而这种模式最终运行失灵。
李永忠：可以这样说。苏联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也不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失败。而是苏联采用的极其封建落后的权力结构的失败。这种权力结构无法与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相适应，所以说，它成了生产力发展的一个严重的桎梏。同时，这种权力产生的两极分化的严重性，也使它成为老百姓绝对不愿意再忍受的一种权力结构。因此它的解体，它的剧变，共产党人不惋惜它，几乎没有共产党人上街游行，抗议苏联解体。因为这种落后封建的权力结构运行的成本高昂，要牺牲大量的人的自由。久而久之就缺乏创造力，故而生产力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很难发展。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用牺牲人的自由，来保障物的发展，物的现代化，而不是人的自由发展的现代化。也失掉了人们对政权，对权力结构的信心和信念。
记者：苏共的最后几个领导人中，戈尔巴乔夫是最有改革意愿的一个。但他的改革最终失败，你认为他改革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李永忠：戈尔巴乔夫在我看来，是苏联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和等级授权授职制这样的权力结构在运行了近70年后，所能够选出的最优秀，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了，虽然他的能力远远比不上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但是苏联积重难返、大势已去，他已经应对不了。首先，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先天不足。战时体制下的权力结构其基因是不好的，这种权力结构就是这样一个周期。第二，后天不幸。马克思本来有句名言，等级授职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但是苏联多年执政时期里都仍然采取等级授职制来代替普选，因此他们根本性违背公社精神。而这种等级授职制的逻辑类似武大郎开店，层层任免，层层矮化。勃列日涅夫18年维稳，积重难返。到了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时间和空间来实施改革了，已经无力回天了。第三点是缺乏改革共识。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感觉到改革是必须的，但是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大家不管泰坦尼克号沉不沉，你改什么呢？船沉只是没有救命工具的人倒霉，他们这些有了救生工具的人照样可以富起来，照样可以保证不会低于以前的待遇。当时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谁会关心改革呢？改革还会丢掉现有的东西。改革还会让分赃出现危险。所以谁都不同意改。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不了共识。
记者：苏东剧变的时候，执政几十年的共产党在选举中纷纷败北，相当一部分的学者认为，失败就在于共产党选举能力很低下，如果当时苏共集中力量搞选举就垮不了，你怎么看？
李永忠：这个问题苏共内部也有反思，久加诺夫，雷日科夫就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的搞选举搞坏了苏联。其实他们并没有看到深层次的问题。是权力结构搞坏了。这种权力结构，一不能容纳快速发展的生产力；二不能再容纳更优秀的人才放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去；三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党群关系严重疏远。现在没有一个独裁专制的政府还能长期在比较高水平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情况下继续执政。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权力结构可以短时间超速发展，但是不能持久保持。不选也完蛋，选也完蛋。还有需要指出，第一，即便苏共集中力量搞选举，它也未必能赢得选战。第二，即便苏共选战胜利了，它也必须改变权力结构才能长期执政。今年是苏联解体20年。他们现在的领导人比过去的领导人要年轻得多，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在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里，老共产党员没有一个能在大选中获胜的。即或参加选举，也要表态自己绝不走回头路。
记者：今年出现了阿拉伯那些偶然事件，导致一系列政权倒台。有点像20年前的苏东剧变。是否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权，很容易就因为一个偶然事件，而发生政权更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李永忠：在中国有句俗话，“钱聚人散，钱散人聚”。一个老财主，如果他把钱仅仅攥在自己手里，他不分给给他做文书的、打工的、记账的，那么对不起，钱是归他了，人心散了。他把钱散了，人心就能够聚了。换一个字，权力也这样。如果权力不分解，过分集中，人就会散。如果权力分解了，人就会聚。所以权力分解，既有利于制衡，同时也有利于民主的发展。无论是阿拉伯也好，还是苏东剧变也好，它都是一种集权体制在某个点上的偶然性事件造成的连锁反应。它是哪根链条断，不清楚，但一断了，类似的链条就都会断。它在什么地方断，什么时间点上断，是偶然的，但是呢，只要一断，这个倒掉的多米诺骨牌就是压倒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骆驼不是因为这一根稻草压垮的，它这个权力结构早就不堪重负了。
记者：苏联末期有很多现象值得反思，比如叶利钦在1987年苏共中央全会上突然发难向苏共中央要权力地位。被拒绝之后，叶利钦反而在民众那里得到拥护，认为他是受了迫害，是英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李永忠：其实叶利钦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人。但是，有这样几个值得注意的数据，一个是，苏联解体前，苏联社科院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85%的人认为苏共代表官僚代表机关干部，而不代表工人农民。第二个是当时苏联的《真理报》为了加强主流媒体的主流地位和主流引导作用，依靠公费订阅发行上千万，但是没有什么人知道《真理报》当天新闻是什么。第三个数据，在苏联解体前，有420万党员退党。我以为，以叶利钦这样的人物，他会明白苏共大势已去。所以当他公开要权要地位要不到的时候，他就走极端，开始扮演一种反潮流的英雄的角色。苏共的大势已去了，只需要反潮流，就能获得民众的拥护。在苏联的老底都被揭出来的情况下，他成为最先揭老底的反潮流的英雄。这就是所谓塔西佗陷阱。当某一政权失掉民心的时候，失去公信力的时候，政权所制定的政策，无论好还是不好，都会得罪人。所公布的信息，无论是真，无论是假，都已经没有人信。所任命的干部，无论是廉洁的，还是贪腐的，都会有人骂。叶利钦早就看到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已经进入了塔西佗陷阱。最后一根稻草已经足以把骆驼压垮甚至压死的情况下，他开始反潮流了。所以说，在当时被称为英雄行为。
…………
记者：似乎是这样一种趋势，改革成了分家，分家成了分赃，当时苏联就无法避免这种趋势吗？
李永忠：我个人认为，当时苏联的既得利益势力他们希望出现剧变。只有亡党亡国才能使他们的分赃分家合法化，不然的话，这些东西就不能合法。垮了，上一个朝代分的赃，是没有办法用本朝代的法律，用现有的俄罗斯的法律去清算的。而弱势群体呢，以为通过这种剧变能够改善、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但没想到，他们那些想法却被人利用了。而戈尔巴乔夫想改革，却大势已去，无法逆转。他后来明白这一点了，当他宣布建议苏共解散的时候，没人抗议，没人反对，没人上街。所以说，他实际上还有1500多万党员啊，这说明大势已去，不可逆转。(详见《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致苏联
最后溃败》观点中国 opinion.china.com.cn 时间：2011-12-27 人物：李永忠)
杜牧在《阿房宫斌》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今年1月22日，在中央纪委全会上，习总书记也是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阐述分析了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总结了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历数了消极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危害，摆事实、讲道理，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反腐倡廉的一些重大问题，可以说是振聋发聩、令人警醒。习总书记强调，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同时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要以踏
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工作作风。
其实，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复杂，我们要做到的是鲲水先生说的 “选举式民主”、“监督式民主”和“协商式民主”三轮驱动均衡、协调地发展。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改革权力结构，适度引入竞争机制，以加强监督的力量。补 “选举式民主” 的课，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央和省级这两级要缓一步, 下面乡市县要抓紧进行，把“公推直选”引向深入。在这里我特别要指出的是，并不是一搞选举，就是要搞多党制，一党执政(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国家同样需要选举。并不是选举的结果总是造成社会的动荡，这一点在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情下完全能够做到。我国是集体的交接班，不是个人的交接班，选举的不是一个首脑，而是一个集体领导核心。在这里我抛砖引玉地提出一个选举的方法，见我的拙作《一个能避免产生分裂的竞选的方法》http://ezheng.people.com.cn/proposalPostDetail.do?id=685536&boardId=1.《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http://71bbs.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1&id=2236843&bid=56.《从扶绥公推直选谈乡镇选举》http://71bbs.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1&id=2220579&bid=56.《建议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试点》http://71bbs.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56&view=1&id=2270481。我相信，在新一届党中央领导下，集全党全体人民的智慧，我们一定能够探索出比西方国家更先进的民主制度来，即中国式的民主制度。
曹许明
201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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